贺振武：知青故事│我在农村演“鸠山”

我在农村演“鸠山”

贺 振 武

河南安阳老知青

　　我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下乡插队，到了安阳县马投涧公社王二岗大队。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在县安置办安排下迁点到安阳县白壁公社东瓦亭大队。

　　当时，农村生活可以用两个“点儿”、三样“活儿”来概括：家里、地里两个点儿，吃饭、下地、睡觉三样活儿。平时，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喷闲话”、开玩笑——多数是带点“荤”的那种玩笑。若是哪一天村里放露天电影，社员们，特别是小孩子高兴得就象过大年一样，太阳一偏西就搬着小板凳去麦场里占地方了，并且，三里五村的社员都会象赶庙会一样赶来看电影。可惜，这样的机会太少太少了。

　　到了春节，有的大队会组织一班人马唱唱戏，调剂一下社员生活。象我下乡插队的第一个村——王二岗大队，村里就有一个水平相当高的业余四股弦剧团，要不怎么连安阳市四股弦剧团的主要演员索喜凤、赵宝珠、王天保……都是王二岗的人呢？

　　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节，上头要求知青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大队的业余剧团就排了现代戏《冬去春来》，知青岳永芳还演了女一号。小岳也真行，那唱腔、那身段都有模有样，深受社员好评。可是，大多数大队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象我们迁点之后来到的东瓦亭村就是这类大队。

　　一九六九年的春节前，公社通知各大队都要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硬性的政治任务，大队才从各小队共抽上来二十多个人，组成了一个宣传队。开始，不知为啥不让知青参加，宣传队成立了二十多天，才吸收了部分知青参加。后来，这个宣传队很自然地形成了以知青为骨干力量。还真排了一些很不错的小节目，象造型剧《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社员们深受感动，尤其是老太太们，流着眼泪，拉住扮演讨饭小姑娘的知青苏荣芳的手，动情地说：“你这丫头，皇年大节的，叫大娘哭了一场。”有的问：“明年还演吗？”……后来又排了八个样板戏之一的《智取威虎山》，可惜只排了一半。第二年，上面不催了，这个“宣传队”也就“偃旗息鼓”了。

　　一九七一年冬天，大队进驻了一个什么工作组，其中一个组员是本公社某大队的大队干部，姓王，大家都叫他“老王”。此人喜欢文艺，他在他们大队就组织了个业余剧团。他听说了谁是上次那个“宣传队”的队员后，就找了我和知青张顺德、拉板胡的青年社员小王……鼓动我们春节时排个戏，但不知为什么，大队干部就是不同意。老王让我们只管干，排好了，大队不同意也得同意，但我心里总觉得有点悬。我正犹豫不定时，房东顺儿嫂说我：“老贺呀，你们就干吧。你看咱这农村，整年四季就是下地干活，就过年闲这几天，也该叫社员高兴高兴，你说是不是？”听了这话，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同时，还觉得“叫社员高兴高兴”应该是知青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不，啥叫“把城市文化带到农村”呢？

　　当天晚上，我就通知了知青张顺德、苏荣芳、拉板胡的小王、“鼓板圈”的老许和我老婆——知青张素芳……共七、八个人在老王屋里开了个预备会。会上张顺德带头打了退堂鼓，说什么也不想干，会有点开不下去了。这时，小王拿起板胡提议素芳唱一段豫剧，素芳也不推却，想了想就唱了样板戏《红灯记》中李奶奶的唱段《痛说革命家史》：“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那地道的老旦韵味一下子就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真可以说是字正腔园、声情并茂，唱到最后一句：“学你爹心红胆壮志如——钢。”一个拖腔把大家的劲一下子鼓了起来。尤其是小张，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时提议就唱《红灯记》，并要当场分配角色。

　　剧中四个主要人物一下子定了两个：素芳自然就是“李奶奶”，“李铁梅”由知青苏荣芳（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换成了三队的青年女社员王能只）来演。剩下李玉和、鸠山在我和张顺德两人中争论不休，开始有人提议我演李玉和、小张演鸠山。我立刻反对，说我不会唱豫剧，唱豫剧就像唱歌，没有豫剧的韵味，不能演李玉和。这也是事实，但实际上是怕当众管老婆叫“妈”。说起来我是有这方面“教训”的：记得上初中一年级时，学校举行诗歌朗诵比赛，我和我们班一个女同学安洁心排练了叙事诗《明天》，其中一句，我得对着安洁心同学说：“妈妈呀，妈妈。”她也有一句：“孩子呀，孩子。”事后得了个二等奖，但以后三年的初中生活中，有的同学每提到安洁心同学时，总是不说她的名字而是说“你妈”怎么啦怎么啦。在那大男子主义还很盛行的农村，我若扮演李玉和，素芳扮演“我”妈——李奶奶，岂不给社员们留下饭后茶余的“话把儿”？而小张说他个头矮，形象不够高大，样板戏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必须是“高、大、全”，这可是“政治问题”。最后，素芳说个子高低是相对的，在台子上叫我弯着点腰，不就衬出来了吗？这才定下来：我演鸠山，张顺德演李玉和。

　　第二天，不少年轻社员来找，甚至有家长来替孩子、女儿说情，要求给个角色，所以诸如磨刀人、叛徒王连举等角色是不成问题的。几天后，一个女知青来找我，使我很为难，说实在的，她演李铁梅可能更合适，但当时她好久不在村里（她老公已招工，所以她在城里住的比较多），现在演员已经确定了，她才来说，随便给她个小角色，又怕伤她的“自尊”。这，成了这次演戏的两大遗憾之一（另一个遗憾是：张顺德就有一部照相机，却没拍个剧照。）。

　　“要生气，拢班戏。”是说在农村搞文艺活动，演员的思想工作是很麻烦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个“戏班”却是个例外。我们这个“戏班”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头头”，虽说在排练时自然形成了我负责全面、张顺德负责排练（导演）、张素芳负责唱腔的格局，但我们都没有生过“气”。我们排戏的时间是晚饭后，不记工分，纯业余的。开始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后来小张借了二队一位社员刚盖成的新房子，才算有了个排练的场地。

　　大家的热情很高，从来没人迟到过，并且绝对服从分配，尤其象“鼓板圈”的老许，六十多岁的人了，每天都陪到深夜十一、二点。还有几个演日本兵的小演员，叫干啥干啥，冬天那么冷，也没人叫苦。

　　看排练的人热情也很高，五间新房除了排练的一片地方，都站满了人。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天天都来，并且我们不散他不走，他儿子叫几次他都不回去，惹得他儿子干着急没办法。

　　有一天，听说有个县剧团在城里的解放剧场演《红灯记》，我们三个想叫演员们去看一下，算是观摩学习吧，但又怕他们家里舍不得那几角钱，因为花钱看戏对大多数社员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奢侈”，谁知给演员们一说，还真都去了。

　　大概是我们的精神感动了“上帝”，大队终于同意每天给我们一个早晨时间（记工分）。

　　经过我们大伙儿一个多月的努力，总算排练成功了。服装、道具就成了大问题，只好根据剧情要求，谁用谁想法准备。甭说，大家还真动了脑筋，象重要道具——信号灯，就是我和素芳把我们家热水瓶的竹壳剪掉一段糊成的，远远看去还真能以假乱真。鸠山穿的日本和服，真把我难住了，正在这时，演员王爱凤把她爷爷的一件紫色的“送老”夹袍拿来了，我穿在身上，配上我刚剃的光头，还真象那么回事儿。到了腊月二十九晚上，大家都穿着自己准备的服装进行了最后的彩排。

　　大年三十上午，大队派地富分子们出义务工，在五队的粪堆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黄土，又栽上几根杆子，搭上一块大蓬布就成了我们戏台。这恐怕是世界上唯一的吧？建议那位戏剧学家，要研究古今中外的戏台时，千万不要遗漏了我们的“粪堆戏台”呀。在这“粪堆戏台”上我们共唱了五场戏：三十晚上一场，大年初一两场，阴历二月初二两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十晚上的一场戏和二月二的两场戏。

　　三十晚上，几个三百瓦的灯泡把舞台照得通明通明的。当我一上场，台下一阵哄笑，把我都笑楞了，后来才意思到社员们是笑我的光头，大概他们从来没见过我剃光头吧。我想：笑就笑吧，大家高兴了就好。当演到李玉和就义一场，我穿着“和服”看到满脸是“血”的“李玉和”威风凛凛地站在我面前，我弯着腰仰视着他的脸，真的害怕了，整个面部都扭曲了，这大概就是专业演员所说的“进入角色”了吧？这样的演出效果应该是最好的吧？有了这第一场“垫底”，以后的几场越演越投入，越演越有信心，越演越顺。

　　在瓦亭村的北地里，一个高高的土台上有座庙，农民都叫它“高庙”。传说庙里的井通着东海，里面的井龙王能直接到东海去晋见东海龙王，所以在这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这里便有个很大的古庙会。对农民来说“过会”比过大年都重要，因为这一天亲戚最集中。我们上午唱了一场，看戏的人比过年的时候多了几倍，听社员说，逛庙会的人少了一多半。唱完了，大队通知我们下午再唱一场，说是社员的要求。下午演出时，来看戏的人更多了，外村有人赶着车把全家都拉来了。后面的人有的站在自行车上，有的上到树上，有的干脆上到“舞台”对面的房坡上。很多人还直问：谁和谁是两口儿？还有俩人为争地方打了起来，打完了才知俩人是亲戚，好在时间不长，对唱戏没有什么影响。

　　戏刚唱完，老天爷就下起了鹅毛大雪，亲戚们不能走了，只好住下，谁知一住竟是好几天——化雪时路上更不好走。一位老人笑着对我说：“老贺，你知道你叫瓦亭街多出了多少白面？”我理解他的意思，招待亲戚得用平时舍不得吃的白面。另一位老人也笑着说：“那是咱街的戏唱得好！老贺的鸠山装得好。”

　　这就是我在农村演鸠山。总算给社员们的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一点点乐趣吧。

　　　作者简介

　　贺振武，河南安阳市老知青，1965年上山下乡，1972年进入河南省建二公司当工人；1978年调入公司子弟校教书；1980年调入安阳钢铁公司中学任教。在校评为中教系列高级教师，先后任初、高中数学教师、教研组长、年级组长、教导处副主任等职。2004年于安阳市第三实验中学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