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可不是什么现代发明 它来源于中世纪

资本主义不是什么现代发明

——它起源于中世纪
文丨 大卫 · 戈登
>>David Gordon <<
译:禅心云起

18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起飞”,西方的经济增长远胜于全球所有其他地区。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转变?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给出了最著名的答案。在1905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将这种新的制度追溯到了清教徒。在清教徒之前,虽然也有富商,但来自个人的大规模储蓄和投资都是不同寻常的。清教徒改变了现状。他们认为,自律地追求财富而不沉溺于奢侈消费,是上帝注定要拯救他们的外在标志。

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驳斥了这种解释,他在《经济思想史》第一卷中指出,

围绕着“韦伯命题”,一直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这一命题是20世纪早期德国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它将资本主义的崛起和产业革命归功于晚期加尔文主义者关于“召唤”的这个概念和由此导致的“资本主义精神”。尽管韦伯的观点富有真知灼见,但在许多层面上,我们都必须否定它。

首先,现代资本主义,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都不是始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而是一如所见,始于中世纪,尤其是意大利各城邦。诸如复式记账法和各种金融技术等资本主义理性的典范,也都起源于这些意大利城邦。而它们都是天主教国家。事实上,正是在一本1253年的佛罗伦萨账本中,首次发现了支持资本主义的经典公式:“以上帝和利润的名义”。

16世纪,没有哪座城市比安特卫普这座天主教中心更称的上是金融和商业中心了,也没有哪个人比雅各布·富格尔(Jacob Fugger)这位来自南德的虔诚天主教徒更称的上是杰出的财政家和银行家。不仅如此:富格尔工作了一辈子,拒绝退休,他还宣称,“只要我还能赚钱,我就绝不停止赚钱”。从一个顽固天主教徒身上,我们看到了韦伯所谓“新教伦理”的绝好例子!我们已经看到了经院学派神学家是如何理解和适应市场和市场力量的。

罗斯巴德的观点是决定性的,但仍需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在18世纪及以后发展得如此迅速,在程度上远远超过了罗斯巴德所要唤起人们注意的(中世纪)全盛期呢?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来了个“逆向思考”,协助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表示,我们不该寻找那些“天选的”群体,它们由于独具特质,从而克服了大多数人对储蓄和投资的抗拒心理。他认为,这样的人总会存在。在《人的行动》一书中,米塞斯并没有提起过“韦伯命题”,但他提请人们注意德国历史学派主要成员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提出的类似观点。

产生“机器时代”的因素,不是桑巴特所想象的,一种特别永不餍足的心态,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占据了某些人的心灵,把他们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群”。永远有一些人为了赚取利润,很乐意把生产活动调整得更适合满足社会大众的需要。

现在来分析一下米塞斯的“逆向思考”。我们该问的不是“哪一群人比其他人更意欲获得金钱?”相反,我们应该设法找出:妨碍他们这样做的因素是如何被克服的。在指出总是有不知餍足的人之后,米塞斯指出:

但是,流行的意识形态把追求利润的行为烙印为不道德,并且设立了许多制度性障碍抑制这种行为,使得他们处处受限而无能为力。自由放任哲学取代了那些赞同传统束缚体制的学说,移除了妨碍物质生活改善的制度因素,于是开启了新的时代。

自由主义哲学抨击传统种姓制度,因为维持该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运转不兼容。自由主义提倡废除各种特权,因为它想让那些有发明创造才智的人如鱼得水、大显身手,以最便宜的方式生产数量最多、质量最优的产品。

要想全面理解米塞斯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还缺一块“拼图”。光终结那些只容精英群体进入某些行业的特权远远不够。人们还必须克服追求平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认为,某些人拥有的金钱明显多于他人是错误的。尽管中国有过比西方更高度发达的经济,但他们从未能够克服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等主义”教条。

米塞斯在谈到这种情况时说:

且让我们比较中国和英国的历史。中国很早就已发展出非常高度的文明,两千年前,其文明程度遥遥领先于英国。但是,在十九世纪末,英国是富裕文明的国家,而中国则很贫穷。这时该国的文明,和它古时候便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它成了一个发展受阻的文明。

中国一向比英国更努力地实现收入平等的原则。个人可保有的土地面积,被一再地分割和细分。无地贫农在中国不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但在十八世纪的英国,这个阶级人数非常多,且在好长一段时间内,传统意识型态所奉为神圣不可动摇的、对于非农业部门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延迟了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出现。但是,当自由放任哲学彻底摧毁了限制主义的种种谬见而为资本主义开辟出道路的时候,英国工业制度的演进就能够大幅加速,这是由于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已经具备了。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那些愿意在工厂工作的工人,但他们如果能够耕种自己的土地,就没有太多动力去这样做了。在中国,坚持平等主义导致了大量农民拥有小块土地。与中国相比,英国对平等的要求不那么迫切,许多无地劳动者觉得在工厂工作很有吸引力。

因此,米塞斯将考虑当中的问题加以变换,回应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如此一来,便取得了冲破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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