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境·造境 现实·理想——《氓》与《湘夫人》之比较
肖旭
《氓》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篇，《湘夫人》是屈原《楚辞·九歌》中的一篇。二者写的都是悲欢离合的故事，在主题、人物、情节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同中又有异。这两诗间的“同”与“异”呈现出复杂形态，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乍看类似，深入研究却发现许多异点。
诗体、结构不同。《氓》是一首叙事诗，它是以叙事为主，兼有抒情，侧重于写时间过程：完整地记述了一个女子从恋爱到结婚以及婚后三年的痛苦生活，直到被遗弃的“始乱终弃”的全过程。基本上是按事态的发展顺序作如实描绘。生活是怎样，就把它写成怎么样。作者虽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进行惟妙惟肖的刻画，并把悔与恨熔铸于叙事之中，但在客观叙事中却带上了主观感情，在抒情中又显示出事态的发展，这首诗读后令人感受最深的不是再现事件的本身，而是像抒情诗那样的主题性情感，叙事也着重给人以情绪性的感染。如女主人公的思绪意脉是能寻得到的：她被弃返归，涉洪水，见枯桑，不由得不回顾在恋爱结婚中的欢乐愉快，同时又想到婚后“三岁食贫”充满辛酸的生活。若拿“淇水”作为见证，她婚前欢乐，婚后悲伤，其轨迹由欢乐到悲伤，到决绝。总之，用极少的文字简练地写出了婚姻悲剧的整个发展过程。
《湘夫人》基本上是抒情诗，兼有叙事。以抒情为主，侧重写心灵，抒写一个男神“望而不见，遇而无缘”的急切等待与失望惆怅之情。全诗大体按期待心理和感情流程这条“意脉”来组织编章结构。不过它不像《氓》诗的意脉那样浮在诗的表层结构，而是潜在诗的深层结构。我们须像孙猴子那样学会变，潜入到诗人的意识之中，用诗人的眼光去观察，用诗人的感情去体验，用诗人的头脑去思维，就会发现抒情主人公那因赴约不遇而产生的激烈情感变化，他由忧伤到懊恼，到恍惚，到幻想，再到解脱，是遵循“情感逻辑”的发展过程来描写的，情感性重于形象性，并贯穿始终。从抒情角度看，全诗曲折委婉、细致入微地抒发了那种等人不来的相思之苦，写出了那既疑虑又信赖，既怨恨又爱恋，想决绝又万万不能的种种复杂感情，就其内在感情流程而言，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尾。是诗人流动的意识，将那些散乱的片断结成了一个整体。如从叙事角度看，全诗从湘君刚到约会地点写起，一直到他离去，这也是个时间的全过程。
总的看，《氓》的记叙性，客观性比较强，它是以“事”动人；《湘夫人》的抒情性，主观性比较强，它是以“情”动人。这从期待心理的描写看得更清楚。《氓》诗中女主人公与氓“秋以为期”之后，写她真诚相思和等待嫁氓的急切心情，是“乘彼 垣”而“望复关”，其结果是“不见复关，泣涕涟涟”；一旦见了就笑逐颜开。通过“不见”与“既见”，一愁一喜的对比描写，把个痴心少女出嫁前的音容笑貌和内心感情合盘端出，栩栩然神态宛如在目。可谓化工天籁之笔。同样是写期待视野，湘君思念湘夫人望而不见，他就“登白薠”而“骋望”，用极目远望来抒写他望得越远越好的急切心情。还写他“目眇眇”“荒忽兮远望”，真有“望眼欲穿”的劲头。这主观性、夸张性是显而易见的。
创作思维、状物写景不同。《氓》是记实篇章，它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作者主要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并提炼加工，使之典型化。诗中的洪水、桑树、蚕丝、 垣、班鸠等，大都是女主人公所在农村周围的景物，这使全诗充满了十分浓郁的生活气息，给人一种真实感。诗人就是通过这些生动、逼真的景物描写来创造环境，制造气氛，渲染烘托人的感情和心理。如三写淇水就生动地再现了女主人公命运的变化。当她与氓初恋时，“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心情十分欢快，送了一程又一程。后来她被遗弃返家时，却是“淇水荡荡，渐车惟裳”，用淇水的涨落标志时间的变化，象征命运的不济。最后又以“淇则有岸， 则有泮”来比衬女主人公受遗弃的深远无边的怨恨。《氓》是以现实生活物象构成自己作品的形象体系，以现实的方式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其作品的内涵具有准确性、鲜明性的特征，侧重于客观现实的再现。
《湘夫人》是记神抒情篇章，写的是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东西，以神话传说构成自己作品的意象体系，以非现实的方式反映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其作品内涵具有多义性、模糊性的特征，侧重于主观思想的表现。当时楚国人相信那些天地鬼神同人一样，也有爱情生活，也有悲欢离合。屈原就在舜帝与娥皇、女英爱情传说及湘水神话的基础上，驰骋他那天才的想象，对民间祭祀乐歌进行加工，把人世制度神化，把自然人格化，把生活社会化，把人物塑造成既有神的虚幻迷朦，光怪陆离，又有人的悲欢离合，感伤失意，蜘蹰徘徊的特有艺术典型。诗中的北渚、洞庭、兰芷、蛟、江皋等，大多是湘水边的景物，特别是那最纯洁、最美好的香草玉树为佳人“筑室兮水中”的洞房设计，极富神话色彩。不管是建房造屋，粉饰洞房，还是装潢门面，迎接贵宾，写得具体细致，五彩滨纷，令人有迎接不暇之感。特别是连用了“荷花”、“荪草”、“紫贝”、“芳椒”、“桂树”、“玉兰”、“白玉”、“杜蘅”等奇花异草，一方面美化环境，渲染气氛，活画出一个一切都无限美好，处处喜气洋洋的结婚氛围，使整个画面呈现为人间看不到的绚丽多彩的幻奇境界；另一方面香草、玉树是一种比喻、比拟，明写美物美事，暗写美的人美的心美的事物。美的画面衬托着动人的爱情，动人的理想。
最根本不同还在于创作立意上。《氓》诗写一个女子在爱情婚姻上的不幸遭遇，写她被休的怨恨，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反映了在男女不平等社会中爱情、婚姻、家庭的悲惨命运。而《湘夫人》写的是爱情的思恋幽怨之情，表现了湘君对爱情的坚贞，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氓》比《湘夫人》更富现实性，《湘夫人》比《氓》更富理想性。
一般称“诗言志”、“诗缘情”，两种说法稍有不同，但其实是统一的，“情志”是结合的。不过“诗言志”所涉及到的“情”，是“发于情，止乎礼”的，这个“情”要合乎礼义，不得超越。这运用于《诗经》恐怕更为妥切些。《氓》写作于周室东迁以后，那时封建的生产关系尚处于萌芽阶段，封建思想意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传统。以爱情而言，当时男女间的交往比较自由，还没有封建礼教体系形成以后那么禁卫森严。尤其是在郑国、卫国一带，风俗比较浪漫，城隅河边，桑间濮上，男女青年幽期密约，乘简赠药，投李报桃，是极寻常的事。《氓》诗中女主人公与氓就是自由恋爱的。这从“总角之宴，言笑宴宴”的叙述可知，他们还没有成年时就认识了，成年以后，男方借口“贸丝”到女方家中求婚得到了允诺，于是没通过媒人说和，就结成了夫妻，而且是女从男子而去。我们说女主人公的恋爱是自由的，但婚姻并不幸福。婚后她虽不嫌贫苦，夙兴夜寐的辛勤操持家务，但却没有得到氓的应有感激和报答，反而受无情冷落、虐待，直至被遗弃。这是为什么?悲剧产生的原因在哪里?除了氓这个人“二三其德”的恶劣道德品质外，主要是社会造成的。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形成，男子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逐步扩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日渐提高，而妇女丧失了经济上的独立，处于从属地位，男尊女卑已成为天经地义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反映在婚姻上，就是夫妻关系的不平等。在家庭中丈夫是主宰，支配着一切；而妻子则是附庸，听凭丈夫的摆布。氓对妻子的态度：婚前是羊，婚后是狼。婚前装出奴才的样子，甜言蜜语，求婚求爱；婚后摆出老爷架子，一旦占有了女人的身体，也占有了支配妻子的权利之后，就原形毕露，任意奴役、虐待妻子，最后终将她抛弃。我们看，建立在阶级社会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关系就是一种不平等，不合理的关系，在妇女身上，男性所寻求的是对她们的财物、劳力和她们青春美貌的攫取，一旦这些被吃光榨净，男性就会翻脸不认人。所以说这种夫妻关系只能是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关系。所谓爱，只不过是笼罩着这层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我们再来看女主人公，她虽然愤怒谴责了氓的薄情寡义，并表示与他决裂的鲜明态度，然而她却无力改变自己的不幸命运。她所发出的“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热情呼喊，不仅包含着她自己的惨痛教训，也是干百万妇女在封建制度下的真实悲惨的反映。它还告诉我们，这里所说的“志”，没有超出封建伦理道德的范围。从诗中可知，这个女子不幸和所遭到悲剧的直接关系原因，是她私订终身后所托负心汉而造成的。最初她向往、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是在“子无良媒”的情况下私订终身的，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当时社会乃至后来是不容的，把它看作是“淫”，是大逆不道的，周围压力相当大，社会舆论有，亲戚朋友的闲言碎语也不少，连统治阶级的学者也不放过，宋代朱烹就抨击该诗是“此淫妇为人所欺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称女主人公是淫妇，是对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女子的诬蔑。甚至连她的同胞兄弟也讥讽嘲笑她。可以说女主人公是封建礼教和不合理的夫权制度双重压迫下的牺牲品。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时代的特点，从而诗的主题具有普遍意义。
《氓》诗中女主人公是礼乐传统所要求塑造、陶冶的具有普遍性的群体情感形式。而屈原所塑造、陶冶的湘水神形象是有自我参加的个性化情感。“正是这种异常具体而个性化的情感，给了那情感的普遍性形式以重要的突破和扩展。它注入情感的普遍性形式以鲜红的活的人血，使这种普遍形式不只是'诗言志’，而可以是：'怆怏难怀’、'忿怼不容’。” 从文学继承关系来说，《楚辞》的出现，是在楚国本身诗歌艺术的发展基础上同北方文化接触后所酝酿而成的一种现象，“是北方文化给予南方文化的影响。” 当时“北学于中国”，屈原接受了儒学传统是无疑的，“他那积极入世，救国救民的精神观念，他那始终关怀政治的顽强意志和忠挚情感，他那人格追求和社会理想，都与儒家有关。”屈原“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现象，与最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它还没有受到严格约束，“从而不像所谓'诗教’之类那么多的道德规范和理知约束。相反，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的更为自由和充分。”
在《湘夫人》诗中，屈原打破了按一般时间、空间、事理逻辑来结构作品的常规，而是以诗人意识流动的轨迹来贯穿全篇，把主观和客观，虚境和实境，心象和物象，乐景和哀景等对立要素连结成一个整体，使这些两极对立的要素在碰撞中纠结，相反相成，从而把无形的难以再现的人的内在情感的起落翻腾表现的极其动人，使读者与诗中人物相呼吸，共哀乐。
进入“诗言志”领域，“这情感仍是普遍性的群体情感的框架符号。”而屈原之“情”虽然发自个体，却又依然是一种广泛地对人生、生死、离别等存在的哀伤、感慨。他“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及整体生命在他的作品上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可以说他是冲破了“止乎礼义”的束缚来抒发情感的，湘君对幸福爱情生活的无限陶醉，对无限美好理想难以遏制的追求，正是“寻找一条走出现实环境的道路。”把失掉的东西化为美的东西，从而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满足——化悲为喜，艺术地创造了一个假想的“世界”，甚至用幻想、梦境来表现现实中应该有而实际上还没有的事物，“唤起人们生活中理想的光辉，激发人们的追求和向往。”这同《氓》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比较侧重于冷静地描写客观生活，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有人说现实主义是以“冷”、“冷静”为特点，通过冷静地刻画客观生活、客观事物来表现作者的倾向；而浪漫主义则是以“热”为它的标志，热情奔放，热情洋溢，甚至以火山喷发似的热情来讴歌自己的理想，凭借想象的翅膀来纵情抒发理想、情感，以推动现实的发展。我们说屈原在这祠神创作时，一方面写湘水之神的爱情，创造出一种渴望而难得的美好境界来补偿现实生活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把自己的政治情感倾注进去，寄于他的理想。整首诗交织着思慕与顾虑，渴望与失望，欢乐与忧伤的矛盾起伏情绪，正是诗人政治上失意的苦闷以及明知志向难酬却仍不甘沉灭的心理的反映。屈原热爱楚国，坚持进步的政治思想，把希望寄托在楚怀王身上，但他受到守旧贵族们的攻击、陷害，直至被逐在外。屈原的热烈追求变成深深的失望。但他在流放中仍忠贞不渝，不放弃执着的追求。可以说诗中抒情主人公的情绪就是屈原改写这祭歌时感情的不自觉流露，这是借艺术形象的整体来托寓自己感情和意绪。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会发现民族文化之间，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是长期存在的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它构成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学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各部分既互相独立又相互依存，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理想与现实也是连在一起的，一定的理想由一定的现实决定的，是在现实基础上产生的；而一定的现实又必然发展到一定的理想。今天与明天二者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正如王国维所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心邻于理想故也。”这就告诉我们，侧重于写实(如《氓》)也好，侧重于写理想(如《湘夫人》)也好，只能是“侧重”而已，不能截然分开。我们以上的对比分析，是从有利于研究而提出的。写境、造境、现实、理想，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中都存在，都适用，只不过使用目的不同罢了。但就追求艺术真实，塑造典型上看，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文/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