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她揭发哥哥，兄妹十多年不说话，父亲离世前才冰释前嫌
章士钊一生有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吴弱男，一位有着进步思想的女强人，她与章士钊育有三子，章可、章用、章因，后因章士钊纳妾，吴弱男负气离家，携子去了欧洲；第二位夫人奚翠贞，是上海滩一位歌女，漂亮迷人，因未曾生育，抱养一女，名叫章含之；第三位夫人殷德珍，是一位戏剧演员，收养一个女儿章眉。
章士钊一生漂泊，与家人聚少离多，几个孩子与他都不是特别亲近。少年时的章含之，从来没有感受到过那种如山的父爱。父亲，对于她而言，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称谓，或是墙上那张没有温度的照片。以致于很多年，她与父亲都在误解和隔阂中相处。
图 | 章士钊
1946年，章士钊结束了在重庆八年的参议员生活，回上海成立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和奚夫人住在一起，章含之这才真正感受到父亲的存在。但即使他们住在一起，也还是聚少离多。因为抗战刚刚结束，案件颇多，所以，章士钊每日从早忙到晚，几乎很少回家。
那时的章含之觉得父亲高大又冷漠，让人望而生畏。加上父亲平时很少在家，母亲又忙于应酬、打麻将等，小小年纪的她只好将自己的精神生活寄托在看小说和话剧上。
她在文字中感受着世界的精彩，在剧情里领悟人生的悲喜。
一天，章士钊难得有了片刻清闲，突然很想了解一下孩子们的想法，于是他问章含之：“含之，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呢？”
章含之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要当话剧演员。”
这个回答让章士钊十分生气，教训她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读好书我送你出去留学，章家门里不出戏子！你要做戏子就不要进章家门！”
那个时代，艺人是一个末流行业。即使在穷人家，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踏入这个行业。更何况，像章士钊这样饱读诗书，又在社会上享有盛誉的人，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女儿踏入艺人行列。
但那时的章含之只有十一二岁，无法理解父亲的愤怒，只是觉得父亲太过不通情理，所以内心充满了忧伤和对父亲的怨恨。也因此，本就淡漠的父女情，从此更加冷淡了。
章含之尽量避开与父亲见面，同在一个屋檐下，父女两人竟然形同陌路。
图 | 章含之
1949年，新中国成立，章士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爱国的民主人士，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并被聘为中共文史博物馆副馆长。故而，他将家由上海迁到北京。
当时，他的长子章可，已经从欧洲学成归国，在北京私立京华美术学院当院长。因为他从小在北京长大，学的又是艺术，所以对北京的文化历史比较熟悉。因此，他常常带着章含之这个小妹妹穿梭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名胜古迹。
章可的关爱，让孤独多年的章含之，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
迁居到北京后，章士钊的生活没有那么忙碌了。除去每周的几次例会，平时就是会会朋友、听听京剧，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在家，和家人沟通交流。他也开始关注女儿，希望能改善一下原来那种疏离淡漠的父女关系。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多年来对父亲的抵触和抗拒，让章含之不想走近父亲，依然固执地避开与父亲碰面。
章士钊看到女儿眼中的冷漠，就想用自己最擅长的古文、诗词来打开女儿的心结，于是他提议每天教授她一篇古文或一首诗词。但是，章含之对古典文学没有兴趣，没学几天就不愿继续了。
章士钊虽然觉得很遗憾，但也没有强求，就让章含之改学俄文。每日让她和大哥章可一起去一个白俄老太太那里学习，并且他也一同学习。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每天晚饭后就跟着“广播俄语”，从头开始学起，一个字一句话地去学。等儿子、女儿回来后，和他们一起探讨。
但是章含之依然不感兴趣，去了几次又不去了，抱怨老师讲得太难，听不懂。这让章士钊很生气，说：“你小小年纪为什么那么不好学，什么都不愿意学，整天看小说？”
章含之顶撞父亲说：“我不喜欢北京，只要在北京，我什么也不想学。”
章士钊虽然满腹才华，却无法理解女儿的心思。女儿的抵触和厌学，让他感到头疼，慢慢地，他对章含之深深地失望了。
图 | 年轻时的章含之
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家庭的温暖和父母的关注，要比世界上任何财富都能让她感到幸福。而童年时亲情的缺失，注定要用整个青春，甚至一生来弥补。
的确，章士钊在女儿最需要关爱的时候，忙于事业，忽视了她。于是在青春期来临时，章含之就变得相当叛逆。她与父母的关系越来越冷淡，甚至后来还发生了检举哥哥的事件，这也让章含之后悔了一生。
章含之上初中时，语文课本上学到两篇鲁迅的文章，《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和《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在文中怒斥时任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参与制造“三一八”惨案，并提出必须猛打“落水狗”。
当时的章含之并不了解那段历史，也不知道父亲在这段历史中所受到的误解，只是单纯地认为父亲是代表反动阶级的。因此，她更加憎恨他。直到多年以后，她知道了事实真相，才放下怨恨，开始理解父亲，并积极寻找和父亲亲近的机会。
1950年，对章含之来说，是终身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她和大哥、和父亲发生了一生中最大的冲突。
那一年章含之上初中，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学校里为了加强学生思想教育，对一些重点人群进行帮扶教育。因为章含之来自上海，一直留恋大上海的繁华，于是老师就对她进行重点教育。
不知道是不是老师的方法欠妥，还是年轻人的思想太过单纯。总之，结局就是矫枉过正，章含之的思想是进步了，但却又过于激进了。
她不顾所有人的反对，要参军去朝鲜战场。但是当学校把她的名字报上去时，市委批示说，她是奚夫人的独生女，父亲又是有影响的民主人士，高级统战对象，不宜去战场。担心她万一牺牲，影响统战对象与党的关系。
章含之听到这个消息，情绪十分激动，认为是这个家阻碍了她革命的步伐，她要脱离这个家。于是她在家里宣布：“我要革命！我要从这个家里搬出去。”
随后，她不顾哭着求她的母亲，也不理会深深叹息的父亲，毅然搬上行李，头也不回地住到了学校里，周末也不回家。
不久，在一次肃反运动中，学校党组织号召团员、进步青年揭发自己周围及家人中有反革命嫌疑的人和事。正好当时她有一个年龄相当，思想也同样激进的朋友，曾是大哥章可的学生。他找到章含之，希望她能揭发时任美院院长的章可。
章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随母亲在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油画。那时章可二十多岁，正是热血沸腾的时候，他在欧洲看到了纳粹党的兴起，感受到日耳曼民族那种狂热的情绪，不免谈话中会经常谈到希特勒、纳粹党。
章含之将大哥私下里说的话，不加整理，一股脑地告诉了她的朋友。被“革命”激情冲昏了头脑的章含之自认为，自己的行为就是革命，要革命就要大义灭亲。
此时的她早已忘记，初到北京时，是哥哥带着她逛遍了北京的东西南北，也是哥哥带给了她从未有过的家庭温馨。
或许，她的内心里也曾有过犹豫。可是，年轻人的激情、革命的热情，让她顾不了那么多了。
哥哥章可因此被隔离审查，要求他交出纳粹党证，他哪里有这个证件？虽然最终章可被放回了家，但也因此丢了校长的职务。
章可很生气，回家向父亲告状，说这件事全是因为妹妹“揭发”引起的。面对被革命热情冲昏了头脑的章含之，章士钊也很无奈，只能告诫自己儿子，以后在家里讲话一定要注意，不要乱讲政治，尤其是章含之在家的时候。
晚上，章士钊又语重心长地和章含之说：“你跟共产党走，我不反对，我和共产党、毛泽东的关系几十年了，我没有把你送到台湾、香港去，就是要你跟着共产党走！不过你无论对自己家人或外人都不可随意乱讲，危害于人。你说自古就有'大义灭亲’，但你看看章可是坏人吗？他性格孤僻，埋头他的艺术，至今无所成就，是我一个心病，但他怎么可能是纳粹党员呢？你知不知道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义是根本不吸收外国人加入的 ？”
他叹了一口气，接着又说：“你要走自己的路也罢，但你年纪还小，许多事还并不懂得。我只希望你一生要与人为善、切莫加害他人。这是我一生信守的为人之道啊！”
从此以后，在家里，只要章含之在家，章可几乎不讲话，更不会和她讲话。即使在一个桌上吃饭，章可也只是低头默默吃饭，一言不发。
这种关系一直僵持了十几年才有所缓和。
随着年岁见长，章含之也逐渐成熟起来。后来她又做了毛主席的英文教师，毛主席也曾批评她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故称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
此后，章含之慢慢认识到自己对父亲的误解和偏见，开始主动和他亲近。尤其是章士钊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里，她是陪伴他最多的一个孩子，还经常充当章士钊和毛主席、周总理之间的通信员。
此时的章士钊已到了垂暮之年，女儿就成了他最大的慰籍和支撑。
可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章含之开始走近父亲章士钊，可父亲却开始走向了人生的终点。1973年7月，章士钊在赴港进行会商台湾统一事业的时候，突发疾病去世。
所有的事情都在此刻画上了句号。
图 | 章士钊夫妇与洪君彦、章含之、章可、袁绍良，小女孩为洪晃
值得庆幸的是，章士钊去世前，章含之与大哥章可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慢慢恢复了。章可对她不再那么冷淡。在章士钊去香港前，章含之曾向周总理要求让大哥陪父亲去香港，章可知道后很高兴。
父亲在香港去世后，章可说想从家中搬出去独住。章含之就马不停蹄地四处为他找房子，她知道大哥一生醉心于艺术， 现在年近六十依然籍籍无名，且单身一人，落寞凄凉，所以，她想尽自己最大努力让大哥晚年过得舒适一点。于是她找了一个四居室的、阳光充足的房子。
后来，大哥和一位姓徐的女士结婚，终于有了一个家，她才略微安心了一些。
因为章可眼睛不好，章含之又凭借自己的关系，安排他在同仁医院眼科做了手术，使他的视力有了好转。
在那个副食品缺乏的年代，章含之还用自己手中的副食票，每月从特供副食站购买一些粮油、副食等给大哥一家送去。
她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自己年轻时的冲动做补救。
章含之与父亲、哥哥之间，曾有种种误会和隔阂。但血浓于水，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不愉快都随之消散。
青春年少时的冲动，她用了几十年来弥补，幸运的是，一切都有了一个美好的结局。
文 | 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