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最初阵亡的将士让美国人明白：美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原子弹
实际上，这支军队没有战斗力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在1945年的阿登反击战中，曾经坐镇巴斯托涅的托尼·麦考利夫少将就在1948年带领过这支驻在日本南方的部队。当比奇问他是否喜欢这里的生活时，他嘲讽地答道：“我很喜欢，但是这里的官兵却不喜欢我。实际上，对他们来说，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浑蛋。不管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军队的职责都应该是备战，而这支军队简直他妈的一无是处……我做的事情把这里搞得一团糟，命令他们出去训练反而害得他们弄湿了鞋子，弄脏了脚。”然而，麦考利夫在这里待的时间很短，也没能改变这支军队的懈怠状况。[9]
这就是第一支派往韩国的部队，可想而知，他们当然会被朝鲜人民军打得落花流水。率领第一个团奔赴韩国的约翰·米凯利斯上校在最初几个月里发现本团的表现实在差劲。10月上旬，他对《周六晚邮报》的记者罗伯特·马丁说：“当我的部队开赴战场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武器怎么使用。大多数的士兵只是在教室里上上政治课，从来都没有参加过实战训练。他们娇生惯养，有人告诉他们要给家里写信，不要开快车，不要买国防公债，不要为红十字会捐款，不要得性病等，唯独没有人告诉他们，当枪支哑火时该怎么清理弹膛。而且他们过于依赖汽车，甚至都不会用腿走路了。让他们出去巡逻、侦察，他们也只会开车拉着成吨的行李在大街上招摇过市。” [10]
如果以上这些充分反映了美军的形象，那么朝鲜军队则截然不同。朝鲜全盘接受了苏联模式，在一夜之间从一个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转变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他们拥有坚韧不拔、骁勇善战的军队；他们的士兵能够轻装上阵，更好地适应野外生存的环境。据军事史学家罗伊·艾普曼估计，朝鲜军队三分之一的官兵曾经在艰苦的战斗中与中国共产党并肩作战，在他们的头脑里，这次战争只是过去抗日战争的延续。他们已被灌输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人相比，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有过之而无不及。[11]
朝鲜人民军的官兵大多农民出身，憎恨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认为韩国政府不过是一个傀儡政府，不能带给人民美好的未来。在他们看来，现在的美国是日本的盟友，代表旧朝鲜的统治阶级，因此他们必须要把美国人从他们的领土上驱逐出去。然而让他们不能容忍的是，南方军队居然与日本人站在一起。朝鲜军队军纪严明、训练有素；他们不仅善于伪装，而且能够在荆棘地中赤脚行军，这些都是美军难以企及的。从他们的老师和盟友——中国共产党那里，他们学会了游击战：先是骚扰，然后偷袭，最后分割歼灭。他们甚至派出先头部队佯装成普通老百姓，对美军的位置进行侦察，以便准确地集中火力进攻。
与美军相比，他们一开始就清楚自己的敌人是谁，了解自己的作战目的。他们明确自己的敌人就是来自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白人侵略者以及任美国在南方傀儡政府摆布下的同胞。而美军尽管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完全不同，但是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必须要与朝鲜人民军开战。他们只是驻扎在日本的美军，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与韩国军队并肩作战。第34团有一位名叫拉里·巴奈特的排长说：“星期天，当我们得知出征的消息时，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韩国在什么地方？让那些亚洲人自相残杀去吧’。” [12]第24师的34团和21团是第一批被派往韩国的部队。他们接到命令尽快奔赴战场，从西向北行军，直捣朝鲜军队的老巢。在汉城以南水原市的一个村庄里，他们碰到了朝鲜军队。但是第24师师长迪安少将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在重要目标上集中有限兵力，而是极不明智地将队伍分成几个小分队，这一部署反映出美军严重的轻敌倾向。第一支离开日本奔赴韩国的先头部队是由布拉德·史密斯中校率领的“史密斯特遣队”。运输机把他们送到了韩国东南端的城市釜山。由于天气恶劣、运输机数量有限，美军花了整整两天的时间才把这些部队运送完毕，当所有特遣队的官兵到达该地时，已经是7月2日了。当晚，他们立即乘坐火车赶往前线大田市。7月3日早上，当他们抵达大田时，史密斯中校遇到了约翰·丘奇准将。丘奇是麦克阿瑟派来韩国调查美军需要哪些物资补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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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丘奇的调查工作还没展开，朝鲜人民军就发动了猛烈进攻，韩国军队立刻溃不成军。丘奇只好把自己的司令部从水原市后撤到了90公里开外的大田市。朝鲜人民军的凌厉攻势同时也摧毁了美军自视甚高的心理，他对史密斯说，现在美军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能够打硬仗的士兵。他指着地图对史密斯说，只要他们拿下位于水原市南方的乌山，就能以那里为据点阻挡朝鲜人民军的进攻。于是，史密斯率部乘坐火车开赴安城方向。在安城火车站，南方民众的欢呼声令他们感到异常自豪，仿佛自己成了救苦救难的人民英雄。但是威廉·威利克中尉不久就发现，成千上万逃往南方的民众不是因为美军的出现而欢呼雀跃，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火车而如释重负，这样他们就可以搭乘火车逃往更安全的釜山。[13]
与此同时，迪安少将也赶到大田市，并且替换丘奇接管了在韩国的美军部队。他指派第34团开赴汉城—釜山公路一线的平泽市（位于乌山西南方）。由于第34团没有充足的军用物资，他们还从十公里之外的第21团借了些装备。其他人都认为美军应当集中兵力，以四十英里之外的锦江作为天然屏障构筑防线，但是迪安认为自己能够“快速而轻易”地完成任务；他错误地兵分三路，从而铸成大错。
从日本出发之前，第34团的士兵被告知要穿夏装上阵，因为出兵不久就可以攻克汉城，并且大获全胜。营长哈罗德·埃尔斯中校更是对自己的官兵说：“朝鲜军队是一支不堪一击的队伍，他们没有现代化的枪炮武器，因此我们可以毫发无损地一举击败他们。” [14]同样，普通士兵也都表现得狂妄自大，他们认为自己能够轻而易举地打败这些亚洲人，然后就可以返回东京继续自己的美好生活了。然而，在阿尔蒙德少将的副官弗雷德·拉德上尉看来，美军上下对胜利的乐观情绪显得过于盲目，“亚洲人没法抵抗美军，这种信念很难说是自上而下传染的，还是自下而上，也可能两者皆有”。[15]（在十三年后的越南战争中，他也同样体会到美军对敌人的轻视。）当第34团到达平泽时，韩军的一些军官准备炸掉朝鲜军队必经的一座桥梁，但是美军却把爆炸装置扔了，并且嘲笑他们胆小如鼠。
当双方首次交火之后，美军才从现实中清醒过来，这就是轻敌要付出的惨痛代价。7月4日，史密斯扔下远在釜山的主力，只身带着两个加强连共540人的微弱兵力赶赴乌山。7月5日凌晨3点，他们到达指定作战位置。天上下着雨，他们又冷又累。好不容易熬到天亮，副排长劳伦·钱伯斯中士发现有八辆T-34型坦克从水原市朝这边驶来。排长菲利普·戴中尉问他这些是敌军还是友军。他回答道：“报告排长，这些坦克看上去不是友军的部队。”
紧跟在坦克后面的是长达六公里、浩浩荡荡的朝鲜部队，队伍后面的25辆坦克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当朝鲜军队距离美军还有一公里的时候，美军率先用迫击炮发起攻击。尽管有几辆坦克被击中，但是朝鲜的坦克部队继续向美军冲来。当距离近到只有几百码时，美军用反坦克火箭筒和步枪射击坦克，但是完全不起作用。于是，钱伯斯中士打电话请求上级用60毫米口径迫击炮进行火力支援。但上级的回话是，迫击炮打不了那么远。“那81毫米口径迫击炮呢？”他继续问道。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没有携带81毫米口径的迫击炮。”“那4.2英寸的呢？”“4.2英寸的迫击炮根本不能用。”“大炮能不能用？”“我们联系不到炮兵指挥部。”“那空军呢？”空军也找不到史密斯特遣队的具体位置。”钱伯斯最终失望地说：哪怕给他一架照相机也好，可以把这里的情况拍张照片。[16]但是，他们转眼间就要被朝鲜军队包围了，很多人开始仓皇逃命；他们甚至扔掉武器，脱掉鞋子，好让自己在稻田里跑得快一些。
史密斯特遣队作战情况，1950年7月5日
第34团的团部就驻扎在史密斯特遣队的附近，此时朝鲜军队已经向他们渐渐逼近。《伦敦电讯报》和《墨尔本先驱报》的澳大利亚记者丹尼斯·华纳被指派到平泽市附近的第34团1营随军采访。7月5日上午，当师炮兵指挥官乔治·巴尔特准将到访时，华纳正与营长里德·埃尔斯在一起。由于前线没有大炮，迪安只派他来管理其他事务。巴尔特走出吉普车对记者们说：“战斗就要开始了，我将代表麦克阿瑟将军向你们汇报战况。”他说自己已经下令，如果朝鲜军队近至1500码时，我军就会开火。华纳还记得，所有的美军军官似乎都对局势十分乐观。他听到埃尔斯说：“当那些朝鲜劳动党的浑蛋看到我们这么强大的部队时，一定会吓得屁滚尿流。这个周末我军一定会把汉城拿下。” [17]然而让华纳感到为难的是，他到底应该是相信这番话留下来完成采访，还是为了保命，搪塞一篇报道然后赶快逃跑。
最终，他选择留下来继续采访，但是奇怪的一幕发生了：在崎岖不平的大路上，大批的韩国农民朝着这边跑过来。凡是稍微有些警觉的人都会想到前方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战况。尤其让华纳感到恐慌的是，在逃跑的这些人当中，韩国军人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农民的数量，因此他决定和几个战地记者一起上前去看个究竟。不一会儿他们就遇到韩国的骑兵，华纳觉得这些骑兵的坐骑不是高头大马，而更像是谢德兰矮种马。这些韩国逃兵边跑边用他们的韩式英语大喊：“坦克，坦克来了！”这时，华纳也已经看到朝鲜军队的坦克正耀武扬威地朝这边驶了过来。于是，他立即转身往埃尔斯的营部跑去，但是埃尔斯却不相信华纳亲眼看到的事实：“我们没有坦克，一定是你们看错了。”
“没有看错，那些坦克不是我们的，而是朝鲜军队的。”华纳回答。
“就算是有坦克，也不可能通过那座桥。”埃尔斯坚持这样认为，但他还是派了一支反坦克部队随华纳返回去看个究竟。不一会儿，两辆朝鲜坦克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尽管美军的反坦克部队发起猛烈的攻击，但是伤不到敌军坦克的皮毛。
此时，埃尔斯还没有收到史密斯特遣队全军覆没的消息。最终几个幸存者突出重围向他报告了此事。华纳写道：“听到消息后，埃尔斯开始拼命逃跑。就在当晚，巴尔特的司令部被朝鲜的坦克夷为平地。7月6日黎明，朝鲜人民军的坦克部队开过平泽市，在早饭时间拿下水原市，并在当晚抵达天安，36小时推进了36英里。” [18]第二天晚上，美军继续撤退，于是迪安将军解除了巴尔特的先遣部队指挥权，甚至还解除了一名团长的职务。
这就是美军在朝鲜战争的失败开局。毫无还手之力的美军连拖延朝鲜军队向南行进的能力都没有。在与朝鲜人民军战斗的第一个星期内，美国损失了两个团，三千多名官兵伤亡或在战斗中失踪；大批武器被丢弃在战场上，足以武装朝鲜两个团的兵力。
那真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华盛顿和东京的情绪一落千丈。人们开始担心美国军队在压力下或许会动用原子弹。7月16日，《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写道：“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士兵在武器落后、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进行了殊死搏斗，这让我们感到既痛心疾首，又十分钦佩。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少数人的牺牲换来了数百万韩国人的生命安全。尽管这个选择对那些阵亡的士兵来说极其残忍，但是他们的功劳是伟大的。美国人民绝不允许世界民主进程的倒退，绝不允许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泛滥。”
朝鲜战争最初几周阵亡的将士让美国人民醍醐灌顶：美国需要的不仅仅是终极武器原子弹。实际上，靠原子弹来维护国家安全的思维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以为，既然美国拥有像原子弹这样令人恐怖的武器，那么就不用再担心其他国家的挑衅或者入侵了。此外，依赖原子弹还可以削减国防预算，削减兵力规模。就在一年之前，布莱德雷还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如今陆、海军的时代已经结束。他说：“坦白地讲，只要原子弹用得好，我们将再也不需要海军和陆军来打击敌人。”然而，美军在朝鲜战争初期失利的教训表明，用原子弹来保卫国家不过是人们的幻想。原子弹的作用十分有限，只能用来威慑，譬如在冷战时期对敌人进行恐吓。但是它在阵地战时派不上用场。此外，由于原子弹的威力过于恐怖，不是特殊情况在道德上是不允许使用的，因此原子弹一度成了战场上禁止使用的武器，人们不会动辄以动用核武器相威胁。
美国早期对核武器的垄断，使得“二战”戛然而止，于是美国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可以建设一支不需要一兵一卒的部队，而且这样既保卫了国家，又节省了预算。如果说投放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标志着人类战争历史的新篇章，那么人类就可以废弃所有的武器，创造一个军事力量仅由那些最富有、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掌握的世界。然而，1950年7月，美国人的这一信仰在朝鲜战争中完全破灭。1945年的“二战”之后，世界军事格局发生了一定变化，虽然这一变化不是很大，但是作为美国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如果想要自己的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地面部队才行。对原子弹的幻想破灭之后，人们对朝鲜战争和杜鲁门的支持率直线下降；他们不接受朝鲜战争的结果，也不再信任现任的华盛顿政府，而现在美国所处的国内与国际局势甚至是他们自己都不想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