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第一篇论文发表的前前后后——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访谈录（七）

张建安：您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哪一篇？

张大可：是1979年发表的《论文景之治》。

张建安：发表在哪个刊物上？

张大可：《历史研究》。

张建安：《历史研究》是国家级重要期刊，您的第一篇论文就发表在那儿，起步很高呀。

张大可：我先投给《兰州大学学报》，他们不给发表，是改投到《历史研究》的。

张建安：这里面肯定有故事，您给讲讲吧。

张大可：这件事与评职称有关。

1979年3月中旬，我申请了讲师职称，要求学校召开评议会。我虽然只有五年多的教龄，但在1978年的时候，就积累了470节课堂教学时，还编写了《法家著作选读》、《社会发展史》、《史学入门与文史工具书》、《目录版本》四本讲义，近一百万字。当时就有个姓李的老师对我说：“你也够讲师了，也可以申请参评了。”我笑着回答：“按资排队轮到我的时候，请你说话。”可是，过了一年轮到我评职称了，评议会没人肯说话，主持人还劝我退一步，接受助教定级，我没有后退之理，所以回应：“既然召开了评议会，还是让各位老师发言吧。如果沉默半小时没人发言，那就是默许通过。”过了一会，那位姓李的老师说话了，他说：“评定职称不是按数量，按数量是统计员的事，就不用开评议会了。”我回应道：“一年前你说我够讲师了，一年后怎么反而不够了？”李某无言以对。

这个时候，主持人发话了，说：“毕竟你没有科研成果。”这句话说到了我的痛处，我站起来回了一句：“什么叫科研成果？指的是发表文章吧？既然这样，那就等着瞧。”就这样，我把自己逼上了梁山，一定要发表论文。起码要在本校校刊发表几篇。

当天晚上就构思论文题目。我当时也是血气方刚，既然他们说我不是历史系科班出身，我就偏要在他们认为自己最强的学术领域下手。

当时兰州大学历史系搞秦汉一段历史的师资力量最强，我就选定秦汉史。大的方向确定以后，我又经过三天的反复权衡，最终选定了“论文景之治”。

然后便制定写作提纲，白天到图书馆查资料做提要，晚上在家翻《史记》、《汉书》，作卡片。半个月之后，我做了数万字的资料。

然后又用半个月时间，写条条，提问题，再一一解答，写了约十万字的札记。

这个时候就该冲刺了，于是三天三夜苦战，终于写出两万五千字的论文。

大睡一天休整后，又用一天时间修改，压缩到一万字左右。因为当时杂志征稿，普遍以八千字为宜。可是在我压缩以后，我自己再去读，读着读着自己都读不下去，因为整体思路受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让步政策论的影响。同时也套用了毛泽东的理论：只有农民战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样连自己都读不下去的文章怎么可能发表？我就思考问题出在哪儿了。扪心自问：“历史的动力真是这样吗？汉文帝、汉景帝已隔了两代人，还会对陈胜、吴广的呼喊胆战心惊吗？”

张建安：这时候的反思确实很重要。如果只去生搬硬套已有的理论，而没有自己在大量调研后的独立思考，即便有成果，恐怕没有多大价值。

张大可：我一边思考，一边寻找解决方案，两天之后，我终于调整好新的思路，对原文进行大删大改，提出“汉初政策是以调整阶级关系为手段来重建封建秩序”的观点，这是我对史料进行仔细分析后得出的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当时是很有新意的。最后，我拿出一篇自己满意的11000字的文稿，交给了《兰州大学学报》的主编唐少卿。

张建安：您已说过没能在这儿发表，为什么？

张大可：我和唐少卿还谈得来，要求他亲自处理，如果不用，尽快退稿。大约十天以后，唐少卿把论文交还给我，说：“我想快一点，审稿人找了贵系的某某，结果某某说这是一篇大字报。”我一听，真是气炸了肚皮，当天就把这篇文章投给《历史研究》。

两个星期后，《历史研究》的编辑田居俭回函：“本刊初定发表。”不久，1979年《历史研究》第7期发表了我的处女作《论文景之治》。在这之前，兰州大学历史系只有两人在《历史研究》发表过文章。

张建安：您这真是扬眉吐气了。系里那位审稿的某某没话说了吧？

张大可：怎么没有？他在背后对人说：堂堂《历史研究》成了大字报专栏。

张建安：这么可气。您当时有什么反应？

张大可：我听到后，心里说了一句狠话：“再写一张大字报，换一个发表单位给你看看。”

于是我又忙了起来，花了二十多天时间，写出5000字的《试论昭宣中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占了半个版面。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我的一位远房堂兄看到这篇文章后，特地从云南回到四川老家，一来看望他的同胞兄长，二来向我祝贺，同时也看一看是否是同名同姓的人写的文章。

紧接着，《论文景之治》在《新华日报》全文转载，在全国都产生了影响。

张建安：看那个人还怎么说？不过反过来看，要不是他这样差劲，您的文章还未必这么快就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