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节选，全文载《国际汉学》2020年第4期）摘要：罗明坚作为早期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之一，其事迹不仅为在华耶稣会士，也为欧洲的耶稣会士所知悉。本文利用各类档案资料，对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藏的一份与罗明坚有关的信件进行分析，展现当时的欧洲人是如何认识中国以及在华的传教事业的。本文分三个部分展开：首先对信件的写信人、收信人和罗明坚的关系进行梳理；其次对该文献的主要内容进行考证；最后则揭示出这一文献在16世纪、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意义。关键词：罗明坚 在华传教事业 中西文化交流 罗西神父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Archivio di Stato di Firenze，以下简称ASFi）藏有一份与意大利籍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有关的西文文献，编号为“Fondo manoscritti 746，26bis”。它是一封信件的抄本，两叶四面，共1589个字，其中还包含了几个中文地名和人名的西文音译、阿拉伯数字，以及一句据称是来自中国“前面四部书”之首的拉丁文译文。全文没有抬头，也不见落款，信末写着“罗马”和“1590年7月14日”。此外，在文件首页上方有一个意大利文题目：“彼得罗·保罗·罗西神父寄给佛罗伦萨学院院长的信”（Lettera del Padre Pietro Paolo Rossi al PadreRettore del Collegio di Firenze）。由于该题目的笔迹与正文一致，所以该文件应为同一人所抄。但抄信者是谁，原件藏在何处，已无法知晓。然而，由这个题目可知，该信原件为彼得罗·保罗·罗西神父所写，寄给当时的佛罗伦萨学院院长。由于在这份文件中，这位罗西神父谈到了罗明坚入华传教和返欧之后的一些经历，并不见于罗明坚本人所撰写的一些西文资料，故颇有史料价值。
罗明坚画像1590年，在圣母访亲日（visitatione della Madonna）那天，罗明坚在罗马耶稣会修道院用午餐时，向人们谈起了遥远的中国：它的伟大、富饶、政治的统一。他的讲述引起不少人的好奇，罗西神父就是其中之一。他记录了不少，颇为简单，但他所提供的一些信息，则可以补充当前有关罗明坚研究的不足。1. “两个印度人”罗明坚曾与所谓的“印度人”一同前往欧洲。他在《中国传教事务报告》中三次提及他（们）。第一次是罗明坚尚在葡萄牙的埃武拉时，当地的总主教送给他和“他的印度人”至少可供穿戴四年的衣物。还有两次，则分别是在马德里和罗马，罗明坚让他的“印度同伴”向菲利普二世和教宗展示了中国的服饰和礼仪。除此之外，罗明坚就未再提到他（们）。因此，我们无法确认，他们来自哪里。但葡萄牙的耶稣会士阿玛多·雷贝洛（Amdor Rebello，1539—1622）在一份文件中，曾告诉我们这些“印度人”来自亚洲。1592年10月1日，他在写给耶稣会总会长阿夸维瓦（Claudio Acquaviva，1543—1615）的信中还提及，罗明坚“从海路来，花费极多，正如他从那里到罗马一样，带着行李和两位青年杂役”。这条材料也告诉我们，这两个陪随罗明坚左右的杂役，是为了帮助罗明坚搬送从中国带回欧洲的行李。然而，由于罗明坚在离开澳门前往欧洲的途中，曾在马六甲有过短暂的停留，所以，我们无法确定这两位青年杂役来自澳门，抑或其他的地方，比如马六甲。在欧洲近代早期，“印度”（India）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其地理范畴与当代的印度并不一致。在当时，它是指那些远离欧洲且陌生的世界，包括了中国在内的几乎整个亚洲、大部分的非洲和美洲。而来自这些地方的土著，则被称为“印第安斯人”（Indios）。在欧洲的宗教改革时期，“印度”也指那些尚未受到天主教影响的欧洲农村，被称为“底层的印度”（Indie di quaggiù），是部分传教士眼中的“我们的印度”。随着地理知识的进步，欧洲人对“印度”与“中国”开始有了区分，比如范礼安神父于1580年在日本富山县的下村所写的《第二份总要》中就提到：“许多来自印度（India）和其他地方的商人，在澳门与中国人（Chinas）进行买卖。”但在欧洲，大部分的亚洲国家仍被视作“印度”的一部分，甚至在科西莫三世统治时期的托斯卡纳（从1670年到1723年），“印度人民”还是指那些“中国人、日本人、摩鹿加人、和尚，诸如此类”。而在耶稣会内部，中国作为一个教区，很长一段时间也一直属于印度行省。所以，这些穿上中国服饰，并向欧洲人展示中国礼仪的“印度同伴”，可能就是来自澳门或者马六甲的中国人。这样的猜测（尽管有上述的这些历史事实作为佐证）在罗西神父所写的这封信件中得到了最直接的证明。他写道：“罗明坚神父和菲利普国王派往教宗的使节塞萨公爵一起前往罗马。几天之后，罗明坚神父带在身边的两个印度人，携带着他的一些物品到达罗马。他们中的一位是中国人，一位是摩鹿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