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关南原之战

当历史的车轮骨碌碌地行驶至公元17世纪时，无论后世的我们是多么得惋惜和遗憾，大明帝国——这个曾经由洪武大帝朱元璋建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庞大帝国已经在两百多年时光的洗刷下，由于内忧外患等各方面因素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而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沉重赋税和天灾人祸刺激下的来自各地贫困民众的起义。

然而，“疾风知劲草，国乱显忠臣”,在此国家板荡、天下将倾之时同样有无数的仁人志士涌现，开始与崇祯年间以高迎详、李自成以及张献忠等人为首的农民军进行战场上的纵横捭阖。

他们或是手段圆滑、剿抚并用，意图稳定地方。或是文人出生却手段强硬、动辄屠杀，以求社稷安稳。抑或是散尽家财、阖家殉难，亲募义军与敌展开交战。乃至有奇女子自四川出，为大明天下戎马生涯、奉献一生。

但不管怎么样，作为那个时代脊梁的他们都在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挽救大明将亡之天下。

实际上，要说明末的农民军有多么厉害也未必尽然。

和过去历朝历代大多数的迫于生计起义的农民军一样，明末的农民军并没有诞生例如秦末刘邦、元末朱元璋等真正有手腕、有远大战略眼光的卓越领袖。而更多的是像唐末愤然起义的黄巢，利用天下动荡之际的众人怨恨实现自己的一己私欲。

例如未遇举人李岩前的李自成。还没有意识到民众重要性的他，真真切切地如同蝗虫一般肆虐地方、四处游击。以跟随起义的老营为根基，以控制粮食、亲属的方式裹挟失去家园的流民为盾牌，然后凭借人数优势席卷地方，再如此循环。除了破坏之外，并没有建设。

事实证明，没有元末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根本之策以及秦末刘邦立足关中、巴蜀之地的战略规划，目光短浅的明末农民军很难有进一步向上发展的能力。

很快，就在公元1631年（崇祯四年）农民军众人便为曹文昭、左良玉等人团团围困、处境危险。哪怕因为清军入关侥幸逃脱，公元1634年（崇祯七年）李自成等人便再次为陈奇瑜等人围困于车厢峡内。在“马乏刍多死，弓矢皆脱”的窘境下，惟赖明朝内部的腐化得以逃生。

当公元1635年（崇祯八年）其出于报复心理攻破大明凤阳祖陵、焚烧朱元璋出家的皇觉寺时，原本难有起色的农民军的处境便更加雪上加霜。

公元1637年（崇祯十年），久习边务、临危受命的杨嗣昌便说服崇祯帝朱由检会兵10万，增饷280万，以“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再次围剿农民军。

面对再次运转起来的庞大战争机器“大明”，李自成等人很快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不过是崇祯十年，杨嗣昌、洪承畴、曹变蛟以及孙传庭等人从四川、陕西、河南、山西、甘肃等地向内部推进。崇祯十一年，走投无路的农民军或降或散，溃不成军。李自成等人也被骁勇的曹变蛟部驱赶前往预定战场—潼关。

早在李自成等人抵达之前，预计到李自成将会企图通过潼关前往穷困的河南之地的洪承畴与孙传庭等人便早早地规划好了一切，并在潼关南面的平原上布下三层防线，打开口袋等待着李自成等人的自投罗网，企图一举消灭内部的农民军势力，转而安心抵御女真。

当李自成等人匆忙行至平原时，他们绝望地发现前方早已是严阵以待的火红海洋，而后方则是凶神恶煞的曹变蛟骑兵。内外夹击之下，农民军大溃！决心斩草除根的明军更是将农民军杀得血流成河、尸骨相藉。残余溃散的部队也在周遭小部明军和居民的“遇则棒杀”下损失殆尽。

只有李自成本人就带着刘宗敏等十来个人的小部队，逃到商洛山里苟延残喘。要知道，从起事以来，李自成还从来没输得这么惨过。

恰恰是在这“十年不结之局”将要走到尽头，大明可能获得一丝生存之机时，清军再次入关了！杨嗣昌与卢象升等人争论不休，而崇祯帝也是战和不定，但正是这种复杂的局面给予了逃入山中的李自成等人喘息之机。

最终，趁乱走出商洛山的李自成凭借着明末哀嚎遍野的惨像，从陕西入山西，再过河北，正式将享国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葬入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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