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纪录片创作者，请关注中国被忽视的普通人

前言：3月24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从3月25日零时起，在做好健康管理、落实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对持有湖北健康码“绿码”的外出务工人员，经核酸检测合格后，采取“点对点、一站式”的办法集中精准输送，确保安全有序返岗。

4月8日，武汉将正式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大批因疫情滞留武汉的务工人员终于踏上了自己的“归途列车”。

十年前，来自湖北武汉的纪录片创作者范立欣围绕春节期间满载人情冷暖的中国火车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归途列车》，他选择了聚焦最普通的务工家庭，本片在国内外纪录片节展获得诸多荣誉，也为西方纪录片世界输出了新时期的中国纪实视角。

《归途列车》 (2009）的春运广州站

2020年，范立欣担任FIRST纪录片实验室评委，其纪录片工作室“欣欣向阳”也参与提供实验室创投奖金，关于个人的纪录片创作历程，年轻的纪录片创作者如何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创作机遇，如何避免创作误区，导筒专访了范立欣导演，一起看看他对中国纪录片产业的观察与思考。

范立欣，纪录电影导演、制片人。代表作《归途列车》《沿江而上》，欣欣向阳联合创始人。

导筒：你最初是怎样进入纪录片行业的？

范立欣：我最早有进行纪录片创作的想法是1998年。当时我先后在武汉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任新闻记者。尤其是在央视做记者的时候，会经常接触到农民工这个群体，我也有有了为农民工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后来2003年的时候，我担任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剪辑，这部片子获得了英国皇家纪录片学院奖和美国电视文化艺术贡献奖，更坚定了我要拍纪录片的想法。

陈为军《好死不如赖活着》 (2003)

导筒：距离你推出个人第一部纪录长片《归途列车》已经过去了十年，你觉得这十年来自己的创作轨迹是怎样的？中国的纪录片创作又经历的怎样的发展？

范立欣：在这个十年里，中国纪录片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国家级电视台和很多卫视都建立了专业的纪录片频道，互联网视频平台把纪录片的题材变得更加广泛，受众也越趋年轻。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在这期间也出现了不少好作品，并且题材变得更加国际化。常常有中国纪录片作品在国际电影节上崭露头角。但纪录片还是存在市场相对较小的问题。所以我更多地是有在思考纪录片的出路，我现在做的一些事情，也是想探讨纪录片和商业合作的可能性。

范立欣《归途列车》 (2009)

导筒：与主人公一家还保持联系吗？他们如今生活如何？

范立欣：我和张昌华一家一直都有联系。家里两个孩子都长大了。女儿张琴已经为人妻，也做了母亲。她现在也表示自己做了母亲以后，终于能体会到父母曾经对自己的要求和期望。张家的小儿子也大学毕业，在家乡的大城市找到了工作。

老张夫妇两人依然在广州打工，他们已经彻底融入城市生活，应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城市人，除了没有城市户口。他们只会在春节回农村，又或者是将来退休以后回农村生活。这次疫情来袭，中国出口外贸恐怕要遭受很大冲击，他们有可能会提前退休，在为中国经济发展奉献了30年之后彻底离开城市，回到农村生活。

导筒：《归途列车》在海外有很好的反响，根据你的观察，海外电影节展对于华语纪录片的选择以及主要的关注点是哪些？

范立欣：关注社会中那些被我们忽视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关注那些虽然发生在中国，但却深刻折射了这个国家乃至全球当下所正在经历的挑战与困境。这样的故事既有本土元素，又有国际化的相关性，会是更好的选题。

导筒：相比于电影节的放映，成熟的创投系统在海外节展也推动着纪录片创作者更好地找到完成作品的机会，根据你的观察，国外的纪录片创投单元会有哪些值得国内创作者关注或电影节学习之处？

范立欣：国外创投源于公共播出机构与各类艺术基金会对于纪录片的预购与支持体系。播出机构之间是竞争与合作关系并存的，这样的关系形成了对优质项目的筛选与持续支持。好的项目各家都想要抢先拿到，但纪录片周期长收益低的特性又大大提高了投资风险。于是，创投系统很好的把各家播出投资机构的力量整合起来，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既给社会提供了优秀的纪录片作品，又让创作者能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

国外创投单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非常专业化和高标准的组织形式。一般来说，最核心的问题是时间。台上只有10分钟时间，3分钟放片花，7分钟阐述。如果导演在这短短几分钟之内不能说清楚项目的核心价值，基本就没戏了。播出机构的代理人会有很高的要求，大家必须在一个非常精准且高效的机制中进行交流。

全球最大的纪录片影展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idfa）也设有纪录片创投单元，众多华语片项目曾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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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提案会有短中长三个版本。在专业人士的眼中，如果你不能用一句话说明白你的故事，那说明你自己还没想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个什么样的故事。这不代表你的故事不好，但至少说明你的准备功课还不够，那就请回家认真思考，明年再见。我在加拿大期间，制片人就对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准备好一个“电梯提案”。如果你有一天碰巧在电影节上碰到选片人跟你走进同一部电梯，你能否在他到达自己楼层之前，自然又轻松的把你的故事讲出来，并且引起他的兴趣？如果你做到了，也许他会请你去酒吧喝杯啤酒，你就能继续更详细的阐述你的故事了。世界永远都不会讨厌一个好故事，只是看你如何去讲。

导筒：你在很早期就开始制片一些纪录片作品，纪录片的制片工作和导演工作带给你怎样的体验？其中有什么主要差异？

范立欣：纪录片的制片、导演和电影的其实还是比较相似相通的，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制片更关注摄制的生产制作环节和流程，包括前期筹备、成本核算、协助投资方国内外的发行等等。导演则是负责整部片子的艺术创作，是一个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角色。但因为纪录片的剧组构成往往比较简单，很多时候制片、导演的工作会有交叉，甚至一个人有可能要同时担当起两个角色，这些都是非常锻炼纪录片工作者的。

范立欣担任摄影／制片，张侨勇导演《沿江而上》   (2007)

在负责制片工作的时候，我的工作主要会是建组、外联、资金筹备这些。但纪因为做过导演，我对片场也会相对敏感，能给导演提一些艺术方面的意见；做导演的时候，因为有制片经验，我也会自觉做一些成本核算，用很少的钱就能拍出很好的效果。这些经验都是非常有益的，能锻炼我们换位思考的能力、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随时切换的能力。所以我的剧组里，我也喜欢跟有多重经验的人合作，工作起来真的会相对比较轻松。

范立欣担任制片， 赵琦导演《殇城》 (2011)

导筒：在今年的FIRST纪录片实验室担任评委，你选择项目的主要考量点是哪些？

范立欣：首先肯定是内容层面的，题材要符合我前面讲的既本土又国际的多义性。创作者必须对自己要拍的人和事的走向有更深层的价值考量和判断，没有这些基础的思考，故事的层次和厚度就难以保证。或者说想象空间很窄。

其次，选题的当下关联性。这个关联性可能是对于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思潮，或不同国界之下的。强相关性，是故事未来是否能有足够关注度的一种潜在可能性。最后是团队，很多团队相对年轻，需要非常综合来考虑。比如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作者去操作一个题材，如果明显需要很大的团队协作才能完成，这中间可能就有风险。每个题材所需要的东西都不一样，必须对正给到支持，才是最好的状态。

导筒：今年投递的项目里儿童体育励志与残障与罕见病边缘人群是今年项目中突出的两个题材方向，年轻创作者似乎很容易被一些“特殊人”吸引，你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范立欣：儿童、体育、疾病，这些方面其实也是社会这几年重点关注的对象，敏锐的纪录片人必须能把握到这些时代动脉。对于年轻创作者来说，他们关注“特殊群体”，一开始可能确实也会有一部分猎奇心理。随着对主人公的深入挖掘，他们可能会转而更关注人性的东西。对于年轻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他们需要成长和历练，需要从这些特殊题材里逐渐明晰自己真正想要关注和表达的东西。所以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导筒：最终选出的《呼吸之间》《流浪归途》两个项目，你有怎样的评价和期待？

范立欣：《呼吸之间》是一个特别棒的题材，很中国也很世界。是关于一个了不起的普通人的故事。这个人有自己的宏大梦想作为生命的支撑，而她在追寻梦想的路上可能要用生命作为代价。这样的故事全人类都会有共鸣。就像去年《徒手攀岩》一样，这不是一个关于屌丝逆袭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人性的终极价值探究的故事。《流浪归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更加植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非常的魔幻现实主义。

康宇琪导演的《呼吸之间》见证中国首位女性自由潜水冠军陆文婕挑战100米自由潜水的过程。在经历过低氧昏厥的濒死体验后，陆文婕再次面对自己的心理阴影，挑战新的纪录，也重新触碰自己的生活。

徐玮超、陈玮曦导演的《流浪归途》聚焦去年爆红的“流浪大师”沈巍，在流量浮华背后，窥视其个人意志与时代撕裂的巨大张力。在既丰富又匮乏的时代，记录一个无产者在反向的时代洪流中的行走。

导筒：国内10年至20年前起步的这一代纪录片导演，有很多得到了很不错的与主流流媒体平台合作以及拿到投资的机会，但似乎也出现了明显的断代感，对于90后甚至更年轻的创作者，在有资金和资源压力的情况下，该如何为自己争取机会？你自己对合作这些流媒体平台的态度是怎样的？

范立欣： 我觉得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年轻的作者应该更好的去呵护自己的理想主义。上一个十年，因为WTO, 因为奥运，整个世界对中国非常接纳也十分好奇。这样的大环境导致很多好的纪录片作品不断涌现出来。今天，整个世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的崛起也引发了不少国际焦虑。创作环境的变化与压力，使得创作者的心态与所处生态都不一样了。

也许现在比以前有更多商业的机会，也许有更多让你分心的东西。而一个真正作品的产生，必然是一个非常持久而纯粹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作者内心的理想，而过程才是如何去对接各种制作资源。每个游戏都有既定的规则，如果你要做一个工业化的纪录片，那么就去学习工业化的流程与标准。如果你要做一个个人艺术作品，那就完全的忠于你自己的内心呼唤。无论是怎样的创作或选择，都值得尊重。但千万别想什么都要。选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遵循一套既定的规则。

理查德·戴尔 / 彼得·韦柏 / 范立欣《地球：神奇的一天》 Earth: One Amazing Day (2017)

导筒：从征片的投递项目中，除了选题，你觉得年轻创作者还暴露了哪些问题？

范立欣：还是有不少导演需要接受系统性的提案训练，产业化道路还很长。

导筒：今年新冠疫情极大冲击了电影业，你认为未来五年左右，国内新一代的纪录片创作者会将视野投到哪些领域，纪录片行业会有怎样的发展？

范立欣：这恰恰可能是纪录片发展的最好也最艰难的时代。新冠疫情以来，单是围绕疫情本身和人们生活的纪录片就不计其数，有官方国家级的，有平台自创和合作投资的，也有一大批小团队甚至是个人的，“互联网+”已经助推了、也还会继续助推纪录片市场的发展。未来五年里，纪录片形态可能会更加多样化，互联网的布局也会进一步扩展业务场景。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前沿技术，也可能会应用到纪录片的产品研发、经营等领域。

导筒：如果以2000年为起始点，你觉得这20年来，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是一直向上的还是波动或其他形态的？

范立欣：整体来说，我觉得这20年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还是向上的。

导筒：目前你有什么新片计划？

范立欣：纪录片的创作素材来源于现实生活，而我也希望探索不同的题材。比如关于音乐少年成长的故事，自然题材，也有最近策划的关于疫情的纪录片，还有正在筹备准备开拍的关于中国盲人登山家计划攀登珠峰的项目。希望能用纪录片来关注和记录这个社会发展变化的纹理，也就是普通人在社会大潮涌动之下的个体经历。

导筒：为什么欣欣向阳选择与FIRST纪录片实验室合作？

范立欣：FIRST在电影行业专注于发掘、推广青年电影人及其作品已经十多年，有着非常丰富和完整的培育体系，尤其他们现在的评审范围已经走向国际，对于世界青年来说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作为一个纪录片内容和延伸产品运营的公司，欣欣向阳其实也是一直致力于挖掘有潜力的纪录片导演和团队。所以我们想，电影的这一套评估体系，是不是也能应用在纪录片领域。我们希望做这样的尝试，更希望这样的尝试能给中国乃至世界的纪录片届带来不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