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历史的老成都「七十二行」

日本《亚细亚大观》57回（1929年2月出版）成都街头挑筐小贩

【背夫】

这可真是一堂好家具。紫得凝重深沉的红豆木，经药水处理后更显出木质的精密细腻；设计和做工一看均出自高超匠人之手，大气典雅，一丝不苟。较之店里别的楠木、香樟等高档家具，它依然显出超凡出尘之态。一辈子看过各色各等家具的张师，也不禁暗自赞叹：不知是个什么样的富人才置办得起呢。旁边家具店的老板一直在惴惴地观察张师的神色，“能行吗？”张师用肩和手感受着面前大立柜的重量，沉吟片刻说：可以。老板听罢，笑逐颜开。

那天，做好了各种准备的张师用力吸一口白酒，猛喷在捆绑家具的绳索上，随即屏息运气，收紧肩绳，大立柜像被连根拔起的古树，稳稳地移动起来，徒弟们也背起其他家具上路了。背负着庞然大物的队伍，令店外看热闹的人都惊呆了。

这是1920年代，张师他们从事的是当年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搬运业，他是此行中赫赫有名的状元。当年的风习，棺材要抬，家具要背，因为家具形状多是长方形，与棺材相仿。为着避讳，出售家具不用人抬。张师傅面前那堂红豆木家具，此前不知难倒了多少搬运工，店老板好不容易到手的生意差点因此而打水漂，幸而请出了“背山状元”，他果然身手不凡。

背夫们背负过像大山一样重的箱柜床桌，却没有谁能给自己家添置一堂贵得咋舌的高档家具，那是富人的专利。背夫们是些凭一把力气辛苦度日的小人物。

成都底层社会就是由这些小人物组成的。他们从事的，很多是现在已不存在的职业。

20世纪初茂县松茂茶马古道上的挑夫（威尔逊/摄）

【轿夫】

大热的天，连树叶都没精打采地低垂着头。可今天是母亲的生日，张嫂还是回了趟西门的娘家。母女姑嫂一阵嘘寒问暖，不觉又到了傍晚。母亲照例叫小弟弟：去轿铺喊乘轿子，送你姐姐回去。看仔细点，别像上回那样，坐垫又脏，窗玻璃又没换成布帘子，把你姐姐热病了。

官绅人家一般都长年雇用了轿班（又称大班）。张嫂的娘家、夫家都只是小康之家，当然没有专门的轿夫，但她出门拜客，回家省亲，也经常坐轿子。街头轿铺分布很广，十字路口也随时有三三两两的轿夫或坐或站等生意。那种两人抬的小轿，又称街轿，普通人家出行、拜客，喊乘轿子是很方便的。

老成都人出行，要么走路，要么坐轿，轿子是很常见的交通工具。轿夫则是从业者众多的一个职业。

轿钱视路途的远近而定。清代末年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周孝怀要求下，警局对轿费作了具体规定——每四条街之内，一乘轿40文；四条街之外，每多一条街加钱5文；等候一个小时之内，每个轿夫加钱10文……以此类推。有此明码标价，乘客、轿夫都省了许多口舌。

城门边还摆放着更脏也更简陋的鸭篷轿，轿夫们的衣衫也更破败。鸭篷轿有二人抬的，也有三人丁拐子抬，是专供出城下乡用的。走长路者可以去轿行雇轿，若临时需要出行，也很方便。临近几个城门的街口，都有轿夫空着手在招徕顾客。一旦揽到生意，说好价格，他们立即飞跑去城门口外将轿子抬来迎客。一般一里地的脚钱需要10文左右。客人的行李也多用人挑或抬，长途轿夫和挑夫每日每人有300文左右收入。每走三四天或遇到翻山越岭，乘客照例要犒劳轿夫，大致相当于小费。所以，轿夫如果揽到走长路的客人，吃饭歇脚时客人的酒钱又给得大方，这几天就是累点，也算是交到好运了。

据司昆仑所著《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记载，1920年，大约有20%至30%的成都男人以做轿夫为生，其中有些就是为出游的富人抬轿子。但是，不少轿夫每天在辛苦地长途跋涉之后，往往将他们微薄收入的很大部分用来买鸦片。司昆仑转述了一位1923年在成都的英国官员的话：“城中轿夫购买鸦片的价格是100铜圆一泡，他们每天赚得的薪水从600到1000铜圆不等，除了用300到400铜圆购买食物外，其他都花在了鸦片上。”

1923年成都街头的轿夫（拉蒂格/摄）

【更夫】

晚上的成都，早早就沉入墨一样的夜色。在没有电灯或电灯尚不普及的年代，除了少数娱乐去处，成都的夜晚来得安祥而迅速。没有事做，就早点睡觉吧。随着一阵接一阵的锣声由远而近，便是二更天了。待到街上阒无人影，连晚归者都像倦鸟投林时，三更的锣又响起了。打更匠孤独的身影和着空旷的锣声，在沉寂的街巷中倍显寥落。

天刚泛出一抹淡青色，五更锣又敲响了，忙于生计的人也该起床了。

从前，繁华街道不打更，公馆集中之地也不打更。一来，公馆里的人们睡得晚，起得也晚；二来，公馆里有的是自鸣钟，谁还耐烦听那老得掉牙的锣声呢？所以，打更匠差不多就是穷人的钟表。

打更无疑很辛苦，因为晚上几乎无法连续成眠，所以更夫多数由上了年纪的人担任。

打更匠也算最底层的公事人了，除了晚上打更，白天也跑公事、送告示，比如去城外乱坟岗埋葬无主的尸体，或边打锣边通知：保长的命令，明天是双十节，咣咣，家家户户挂国旗，咣咣，欢迎！

【烘笼】

过去，冬季取暖生炉子的人家不多，老人畏寒，不但白天烘笼不离手，还常常提着烘笼上床，等被褥煨得暖和、干燥后才撤去烘笼。但烘笼尚未取出而人已入睡的情形却很多，时常引发火灾，有时还酿成大祸，旧式穿斗结构的木檐瓦舍，一燃烧便是一大片。警局为此很头疼，特要求打更匠冬季在每天三更时将锣打响些，再伴之以高声吼叫：烤烘笼的，赶快把烘笼提下床！”

静夜的更声和“小心火烛”之类的警告，往往使刚到成都的外地人初闻之下，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盎然古风。

烘笼其实就是竹编或马口铁皮敲的手炉，内胆是陶罐，以木炭或煮饭后的余火作燃料，用以取暖，也可烘烤孩子的尿布之类。烘笼一般做工不甚考究，价格低廉，但也有编制得非常精美的，竹编的花纹繁复细腻，小户人家用作赠品，也是温馨漂亮的礼物。

从前，宽裕的人家可以烧炭做饭，天寒时则以铜、铁火盆或火炉置于室内取暖。一般家庭冬天没有经济实力随时烧煤炭或木炭烤火，有的衣服鞋袜还十分单薄，怎么办呢？好在有烘笼，还有卖火的大爷大娘。卖火人围着又遮灰又御寒的大围腰，手里拿一把芭蕉扇子，在家门口摆口大铁锅，用火引燃了细木炭、桴炭，再在上面盖一层炉灰，等着买火烤的人提着烘笼来续火。卖火的大爷大娘拿小铲给已经冷却的烘笼加两铲炭火，提烘笼的手立刻变得暖暖和和。最好是坐在低矮的竹椅上，将烘笼放在围腰下面，双脚之间，将手伸进围腰，手和脚都同时受益——几星微火就能让全身暖酥酥的。有些卖火人会担着担子沿街叫卖。卖抄手、担担面等小吃的商贩经过，与之协商，也能得到方便，添加燃料。

给烘笼加一次火，能用三两个小时，费钱极少，却令成都人、尤其是老人在阴郁潮湿的冬天不那么瑟缩。卖火的营生虽然收入微薄，却真的予人以极大方便。上世纪40年代初寓居成都的何满子，被这一街景中的人情味所打动：此类行业之存，也说明了旧时代缺乏生计的贫民之多。只有无以为生的人，才会干这类琐屑的营生，赚几个零星的小钱，自己暴露在凄冷的寒风之中而为旁人散播温暖。但这种顽强的求生意志用之于为他人服务，毕竟是令人感念的。”

【水碾】

清末成都全城每日需用米500石左右，所以运米进城的牛车、鸡公车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后因鸡公车太易损坏路面街石，警局禁止其入城，只用牛车运米。如果荒年歉收，或连日阴雨绵绵，土路泥泞不堪，牛车无法行走，这时官府会开仓碾米平抑米价。光绪末年，城内粮仓如皇城的丰裕仓等共储有谷子60万石，可备全城三年之需。这时，城边的各处水碾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全市有东门苏家碾、余家碾，西门王家碾、陈家碾、将军碾，北门肖家碾等20来处水碾。碾房都引渠水冲碾，由二三个工人轮流值班，每昼夜可出米20余石。川西平原盛产稻米，水碾比旱碾省力，它加工的米又比人工臼或依赖畜力的旱碾所出更匀净白洁，因而水碾的工人虽不多，却是很受欢迎的角色。一说到成都居住的优越性，老成都人往往会脱口而出：米好。

日本《亚细亚大观27回》（1926年6月出版）中成都锦江上的水车

【挑水】

市民离不开的还有担水人。从前，居民的吃喝用水不是井水就是河水。成都地下水位高，一般掘地数尺便有水，清末城区有水井2500多眼，遍布各处。到1927年，城区水井已增加到2795口。当时，成都在册的挑水人有400多人，他们既挑河水也挑井水，由警局分段编了号，各人按街道分段，分户挑水。河水距离远些，价也高些。因而有的家庭就将河水、井水分别使用，前者煮饭泡茶，后者洗衣洗漱。

一般人家里都至少有一只大水缸，挑水人每天来给倒满。离河流近的人家付给卖水人的工钱很便宜，离河远的稍贵点，但每月所费，都不算多。

卖水人往往边走边吆喝着节奏短促的号子，一来是减轻疲劳，二来也招呼行人让路。到了送水人家门口，则提高声调，用以招呼主人。留心一看可知，卖水人都是赤脚，这既为节约，更包含一种职业道德：他们汲水时总是要涉水朝河心处走，尽量避开河岸边洗菜淘米洗衣服的人们。若有人问起，为自己“讲良心”而骄傲的卖水人会正色道：当然，我们卖的是河心水，没得一丝丝脏的。清代宣统年间，每担河水的价格为16至24文，井水则只需两三文一担。

自来水的普及使挑水这一职业永远成为历史了，而锦江的清波碧浪，也成为老成都人脑海中一段渺远的旧梦。

1923年乐山大渡河边的挑水工（拉蒂格/摄）

【剪发】

从前，看一个男人是不是清雅整洁，只须打量他的头面是否光鲜——辫子梳得可光滑？前额剃得干净否？标准非常简单。至于女人，她们虽然也想方设法在头上摆弄有限的花样，却根本就无需进理发店。

老成都人把理发叫作上理发铺或称去剃头。宣统年间，成都有理发铺619家，还有一些挑着担子沿街流动服务的。梳辫子一次20至30文，剃发一次30至40文。理发铺的围单、面巾、梳子、篦子往往污秽不堪，所以，讲究的人家都自己预备理发工具，将剃头师傅叫上门来服务。比起今天的发型师，剃头师傅那套头上功夫简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大约也缘于此，他们收入不高，是为数不少却容易被小觑的一群人。

等到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相继爆发后，大汉四川军政府1911年11月底在成都宣告成立，尹昌衡担任都督后，发布剪发令——因为梳辫子是满清政府强令推行的，现在既已光复，汉人当然应该革除这一旧俗。赞成并自愿剪发的人很多，也有不少老百姓出于惯性，一时还难以割舍。军政府就在几个城门口挂起大剪刀，那些当兵的不由分说，遇见梳辫子的男人，拉过来咔嚓一下，剪掉了事。刚开始那一阵子，竟然有人为了保住辫子，不肯出门。而必须进出城门谋生的那些脚夫、商贩、农民等，辫子往往最先遭剪。他们相互看着剩余头发披散的模样，一时又惊又恼又喜。

大势所趋，男人的辫子已荡然无存。剃头师傅只精通为人剃光前额、梳理辫子那套程序，如今面临新的挑战，必须学会打理短发。有的客人不太讲究，把周围剪整齐就行了。但是新派人士满口洋话，就不那么好懂了，有人要理个什么拿破仑式，有人则想要华盛顿式……原来，前者是偏分式，后者是中分式。好在，理发师们很快就能与时俱进了。

当时，成都妇女剪发也蔚然成风。女学生最先引领风潮，她们不仰仗理发师，相互动手剪掉辫子再略为修剪就行了。起初也不讲究式样，不过是前面一排刘海，后面有的齐耳，有的齐肩。就算这么简单，走上街头，已经相当引人注目。专为女客烫发、剪发而花样百出的新式理发店，要等到1930年代才慢慢兴起。

【接生】

西医刚传入成都的时候，人们还不大能接受产妇在医院生孩子的新派做法，即使公馆里有钱人家的妇女，也大多羞于上医院。接生婆（又称捡生婆、稳婆）算是一种源远流长的职业，她们多由不谙脉理、不通药方的贫家妇女担当。据傅崇矩的《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时接生婆每接生一次，之前付定钱一两百文，临行给轿钱一两百文。喜钱的多少，则与新生儿的性别有关，也要视产妇生产时是否顺利——若接生的是男孩，可得1000至2000文，是女孩则几百至1000文。

因为无知，生孩子的过程也被蒙上了神秘色彩：临产之时，床前燃七星灯，所有箱柜抽屉均打开不关，否则孩子难以下地；产妇房门必须用锁倒锁上，否则乳汁会被生人带走；孩子降生，要用葱叶洗口，如此才会聪明……有些荒诞不经的做法葬送了产妇、胎儿的性命，不知令多少亲属扼腕叹息。破伤风在当时的四川极为普遍，很多新生儿死于此病，因为接生婆往往用脏的刀、剪切割脐带，还有人抓一把稻草或泥巴糊上婴儿肚脐。

有鉴于此，在人们对西医普遍陌生甚至排斥的年代，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呼吁：接生工作应由医生的妻女、家属担任，她们应知书识理，会切脉定方，并应通过资格考试——这些当时很前卫的声音仍然不加考虑地将医生本人（当然是男性）排除在产妇的门外。由训练有素的助产士接生或上医院生孩子，是后来的事了。

距离华西协和大学不远的小天竺街，有一幢朴素的两层木楼，成都式的青灰色瓦屋顶，中间一个院落，一口井。美国医生、传教士玛利安·曼利开办的助产士学校兼小型妇产科医院，就设在此地。一半木楼里住着来自四川各地的二三十位学员，她们在此接受三年培训，成为合格的助产士后，大多会到四川的小城市开办诊所。

抗战期间的华西协和大学（威廉·迪柏/摄）

木楼的另一半是病房、手术室和门诊室。医院有五六个完全合格的助产士与3名教师，可以同时接收20至25个病人，还有一个可容纳30多个婴儿的托儿所。产科、妇科的疑难病症由玛利安亲自处置。医院收费有好几个等级，有钱人多付一些，穷人少付一些或者免费。

1939年，心情低落的韩素音进入这所学校学习。学员们除了上课，也经常跟着助产士到各种各样的产妇家里接生。忙碌使韩素音暂时摆脱了在重庆当家庭主妇的沉闷与婚姻的愁烦，也更宽泛地接触到父亲家族（成都著名士绅家庭）之外不同阶层的生活——从拥有深宅大院与好几房姨太太的军阀，到茅檐摇晃、衣不蔽体的穷家小户，了解到妇女受制于旧俗、难以自主的窘迫处境。

韩素音在其自传《寂夏》中写到的助产士马小姐，在成为自信的职业女性之前，有过曲折伤痛的经历。马小姐40岁左右，从小被父母卖掉，后因得了天花而成为麻脸。她的脚是缠过又放开的，却居然可以一瘸一拐、不知疲倦地走好几英里。之前给人当丫头时，马小姐两次逃跑未遂，被女主人用篾片痛打，背上与腿上一直留有伤痕。后来她被逼给一个小店主、有几个女儿的老鳏夫当小老婆，他想让她生儿子，整整用了一周她才在暴力下屈服，但两年都未怀孕。马小姐的命运是再次被卖或被扫地出门，甚至沦落妓院。之后，她当过女佣又再次逃跑，最后幸运地遇到一位仁慈的女主人——半身不遂、眼睛半瞎的老太太。她悉心照顾老太太，后者请了一位老师教她念书写字，马小姐最终成为一名助产士。她痛恨男人，憎恶婚姻，决心终身不嫁人。她的遭遇让人看到，民国前期，虽然提高妇女权益的声音已经此起彼伏地响起，但底层妇女谋求独立自主之路，依然艰难崎岖。

【奶妈】

以前，喂养婴儿可没有多少代乳品可供选择，旧时婴儿能吃到的是千年不变的母乳。当奶妈也是老成都贫困妇女所能觅到的职业之一——有钱人家的太太生了孩子不愿亲自喂养，可以花钱雇奶妈给孩子哺乳。1908年左右，奶妈每月工钱为2000文至3000文，由主人供给衣服，比起女仆或看门大爷的每月600至800文工钱，要高许多。由于别无选择，那时人们只能用最原始、自然的方式喂养婴儿。殊不知，后来的人比较过很多喂养方式后，才发现还是由母亲亲自担任“奶妈”最完美无缺。

当时，公馆里除了女仆、跟班、看门人、厨师（当时称为厨子），还会雇佣花匠（人称花儿匠）。若是深宅大院，为着安全考虑，也会雇佣更夫巡夜。更夫的月工钱仅五六百文，跟班也不超过1000文。花匠与厨师技术含金量高些，视手艺的高低，月工资可达2000至3000文。为厨师打杂烧火洗菜烧水的叫下手，收入则低得多。

其他工匠，木工、泥工每日工钱96文，三天食肉一次。裁缝的待遇与之相仿，但每日另有6文烟钱。如果缝制嫁衣，开工前可以向主人索要一两百文喜钱。

同一时期的公务人员，收入则相对高得多。官报书局的总办月薪200两银，编辑月薪80两，校对、采办、文牍等职员月薪四五十两。机器局总办与制造委员月薪均为200两银，制造、采买、文案等员工，月薪三四十两。矿务总局的总办月薪100两银，其余办公人员也是三四十两。当时一两银约折合一千四五百文。

【婢妾】

清末民初，官绅之家纳姬蓄婢，被视为寻常小事。对于那些为谋求子嗣而纳妾者，旁人比较能体谅，觉得他有不得已的苦衷。而有的男人七姬八妾，也会让亲友摇头叹息——姬妾成群，争宠斗妍，往往酿成各种事端，或凭添风流孽缘惹人嗤笑，或增加至亲骨肉之间的嫌隙，甚至引发家庭惨案。

婢女地位低下。没能生下一男半女的妾，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有的人今天还是张三之妾，明天就随手被赠给李四；有的女子起初为妾，不久又被降为婢女。当时讲究维新，婢与妾也各有了一个新名词，婢女叫锅边菜，妾则叫耍耍妻，“所谓招之可以使来，弃之不甚可惜者。”（徐心余《蜀游闻见录》）这种称谓毫不遮掩对婢与妾的轻亵、轻蔑，所谓新名词，实则老旧而粗劣。

虽然早在1910年，清政府已颁布禁止买卖人口的法令，但是直到上世纪30年代，买婢蓄妾的旧习在成都等城市依然没有绝迹。贫家女子也就经常被卖来卖去，或者像礼品一样被送来送去，她们往往才十一二岁就充任使女。当年青石桥、盐道街一带，常有“人经纪”也即人贩子聚集，雇请丫鬟乳母的家庭，或贫困人家鬻女，一般都由人贩子居中介绍。时不时要增补丫鬟仆妇的公馆，则有熟悉的人贩子上门服务。

在新文化运动中以批判封建礼教而著名的学者吴虞，就多次与人贩子打交道。1918年，他以8元钱买了一个才11岁、来自中江的王姓姑娘，给她取名小梅；次年，他又买了一个叫仙禽的丫鬟，将她的名字改为瑶华；过了将近20年，成都物价已经大幅度上涨，但丫鬟的价格却似乎变化不大，吴虞1938年买回12岁的童素真，仅10元钱（另付中介费1元），随即又买了一个11岁、来自广安的丫头，取名张岫云——这些女孩，连名字都无法自主。素真来了才十来天，吴虞不太满意，让人贩子将她带走，后来素真被转卖到梨花街某公馆。

吴虞的妻子曾兰与他结婚时才15岁。吴虞性格偏狭，与父亲矛盾尖锐，但他与曾兰却彼此欣赏，关系融洽，在旧式婚姻中十分难得。曾兰在成都以书法知名，一笔篆字尤其惊艳；她还是著名的女权运动家，民国初年作为四川第一份妇女报纸《女界报》的主笔，撰写了不少批判男尊女卑、提倡妇女解放与女子教育的文章，强调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应与男子平等，反响颇大。随后，曾兰还在北京《新青年》、上海《小说月报》等期刊发表文章，还创作过有关女性权益的剧本。

曾兰与吴虞生了九女一男，唯一的儿子在婴儿时就夭折了。在1917年42岁去世之前，作为妇女解放先驱者的曾兰，也曾经很费心地为丈夫购买并调教小妾。

“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同样有“一夫一妻之主张”，提倡男女平权，另一面又希冀老年得子，也热衷于置妾。1931年，59岁的吴虞买回十五六岁的彭姓姑娘。据吴虞的讲述，好像是因为妻女相劝，自己又心生怜悯，才留下彭姑娘的。但实际上，无论之前之后，他都兴致勃勃地多次买妾。大半年后，彭姑娘请求归家，平时在银钱上斤斤计较的吴虞，这一次十分慷慨大方，命人将这位小老乡送回新繁父母家，之前的60元身价银也不索回了，就送给彭姑娘做嫁妆，嘱咐其父母不要再卖女儿。待到姑娘涕泣拜辞，他因了却一事而“如释重负”，也略感郁闷：“盖徒负纳妾之名，并无纳妾之实，反多惹烦恼，太不值也。”而彭姑娘回家不久就遭逢噩运，父母以30元将她卖给一个流氓。

比较一下当年的工资与物价——1931年，适逢成都“百货昂贵，银价飞腾”，居民的日常花销已上涨许多，但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依然不高，且每天工作时间达10至11小时。兵工厂的工人，月薪为20元，造币厂工人月薪10元，均自理伙食；石工、厨工、油漆工、裁缝、制帽共、泥工、机关杂役等，由雇主供给伙食，月薪为六七元。金银首饰匠人比其他工匠收入稍高，每月可达12元……在这样的物价水平下，彭姑娘的父母，以30元或60元就卖掉女儿，令人欷歔。

1939年冬，16岁的惠卿被吴妻以100元为吴虞买回。惠卿家在新繁开有一家彩灯铺，但父亲去世后，她与母亲、祖母、弟妹度日维艰，家里不得已将少女卖给年近七旬的老翁为妾。

像商品一样被卖为婢妾的女子，是特别心酸无奈的人群。

【女工】

对于那些没有婢女的人家，洗衣的妇女带来的方便不言而喻。衣服既可按件零计，也可包月。每月花销不多，衣服被褥床单就可干净熨帖。遇到纽扣脱落之类的小毛病，好心的洗衣妇还会帮顾客缝补妥贴。单身的客居者对此最为感激。

女革命家胡兰畦在《胡兰畦回忆录（1901—1936年）》中讲述，民国初期，成都石马巷有所女子缝纫学校，教授机器缝衣，吸引了许多妇女前往学习，她的母亲也去学了3个月。

这个学校其实是为了推销美国胜家公司的缝纫机而建立的，在当时的成都，缝纫机非常稀有，它比手工缝制快得多，针脚又细密整齐，很令女人们神往。厂家相当舍得下功夫做宣传，在大街小巷张贴了许多花花绿绿的广告，承诺对缝纫机的用户包教包修，五年保用，因而石马巷的缝纫学校热闹一时。

胡兰畦的母亲学成以后，还利用自家的右厢房，办起了一所机器缝纫学校，她希望女人有一技傍身，能够自立谋生。胡兰畦的启蒙老师曹师母也来兼课，教学员们识字、写字、记账、写收条，另有两位女教师教大家剪裁、做花。这些课程非常实用，学校小有名气，有几十位少妇、少女来此上学。

后来，成都兴办了一系列女子实业学校，开设缝纫、化工、养蚕、种桑、手工艺等技术课。招收的学员当中，有人得以靠一技之长，成为民国早期的职业妇女；还有人借此拓宽眼界，参与社会活动，在“五四”之后成为活跃的妇女运动家，比如茅盾长篇小说《虹》的原型秦德君。

抗战期间成都街头的绸缎庄（威廉·迪柏/摄）

【手艺】

从前，搓纸捻子卖的贫家妇人也不少。草纸做成的纸捻子供烟铺出售，用于点叶子烟。缭绕着呛人辛辣气的叶子烟，是老派男人的至爱，一根烟杆一根纸捻的形象，差不多是与平和、满足的心境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烟瘾缠身的人来说，没有叶子烟的日子是无法想象的；而若是失去搓纸捻子的营生，很多家庭恐怕会更捉襟见肘，因为这类费时间却不花力气的活计，妇孺老幼皆可为，真的帮许多人家贴补了家用。

如同冬天有人卖火炭出售温暖，夏天也有人销售“荫凉”。用竹篾条编成的竹凉席做工细腻，大热天肌肤接触竹席，相对清凉。摩挲日久的旧凉席光滑熨帖，最为舒服，有点破损还真舍不得扔。有人就瞅准了售后服务这行，带着篾条沿街吆喝“补凉席”。小孩子则在茶铺、戏院等公共场所替人摇扇，充当人力电风扇。

技艺高超的手艺人仿佛什么都能补。除了补凉席，还有补扇子的，有补伞、补锅、补碗、补坛子、补棉絮、补衣的。这类职业将大量市民物质匮乏的生存状态暴露无遗，同时却也显露了手艺人化腐朽为神奇的回春妙术。服务性行业的发达，则让市民必然拥有了居家度日的舒适与实惠。

一根扁担，一个竹篮，或一把力气，一身手艺，负载着谋生的家当，走街串巷。老成都有无数这样的手艺人和出卖劳力的人，他们构成了这个城市散漫、凝重的底色。他们是面对现实的一群，在可触可摸的小营生中赚些小钱，养家糊口，安身立命。

✎ 来源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