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方我的梦
说起来我是1971年初中毕业以后开始步入医学殿堂的，当时是叫五七中学卫生班，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职业中学，两年制，学了一些医学基础知识，也有一些中医的内容。两年毕业以后，我就到了王家洼卫生院工作，主要是药房的司药，当时的卫生院实际上只有四个医师加上司药，一共六七个人，规模很小，病人量也不大。我当时去时只有15岁，在这个时候，恰好四个医师中间有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医，他给实习生讲“通伤寒者，医门之过半也”，意思是说：把《伤寒论》搞懂了的话，医学这门一半就过了。这句话对我影响深远。同时，党学都老师给我们讲了六经提纲和一些最常见的方剂，他讲了以后，我就认定了《伤寒论》，就托人买了一本，当时买一本书都很难，正好我们合阳县书店有，买了一本73年出的《伤寒论语译》，我就拿着这个背书。说实话，司药对于当时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来说已经压力够大了，再加上要自学好多东西，抽出时间背伤寒已经不容易了，不过当时确实没有现在所谓的“时间到哪儿去了”的感觉，我感觉时间很充沛，尤其是每天清晨早起一点，用歌来唱就叫“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背着伤寒我心欢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我们这些既不是正式职工，又不是副业工、合同工，还不参加第一线的生产劳动，在防空洞里藏着的人，能有时间给自己学习，就觉得机会太难得了，所以我整天抽出时间背伤寒，背个天昏地暗，背个翻来覆去，大约用了一两年时间，我把《伤寒论》能倒背下来。我现在说几个数据，第一个，《伤寒论》的原文实际上只有四万字，如果按我当时的背诵方法，需要四个小时一口气背完，我能背到你说哪一条就背哪一条，只提条文名字或号码就能背出来，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什么“王明倒背马列”，“倒背”不是将“社会主义”背成“义主会社”，而是你说前边他背前边，说后面他背后面。那么背到什么程度呢？背到指导我学伤寒的老师认为没有必要背那么多了，有方证的背背就可以了，农村用不上那么多，我还有点不以为然，我认为既然《伤寒论》重要，怎么就能限定有方证的重要，没有方证的就不重要呢。我有的是精力，有的是时间。在背诵的过程中我也做了一些理论探讨。其实我当时就有了一定的中医基础，现在翻出我74年的日记，到现在也40年了，病案大约有20个，病名、病因、病机、病位、辨证、治法、方药、疗效一应俱全，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现在的硕士也好、本硕连读也好，没有人再像我这样拿出20个自己看过的病能写成病案。在这个过程中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胆也大，用麻黄汤的例子就在我这些病案中。（有个）青年人，咳嗽、气喘、无汗、头疼，麻黄汤，用一副、两副好了，我就作为病案记载了。远不像现在，在学习麻黄汤的时候，老师讲了：麻黄发汗力强，麻黄汤发汗力峻猛，这样一讲，（作为《伤寒论》的）第一个方子，结果好多中医一辈子不用麻黄汤，不用麻黄我当时没有这个束缚，所以用麻黄汤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可以说是我最初用的经方。其次，像外感寒邪，内有水饮的咳嗽气喘我用小青龙汤，还有白虎汤治疗牙痛等我的病案里都有，因为现在在柳州保存，以后有机会给大家展示。值得我骄傲的还有，当时我母亲得了小柴胡证，我就给她用的小柴胡汤，结果吃了一副基本上好转，我一号脉，说“昨天是脉弦，现在是脉小，伤寒论271条说了'伤寒三日，少阳脉小者，欲已也。’三天的话脉小者就是好了，不用吃药了”，结果正如张仲景所言。还有非常有意思的是，我的伤寒启蒙老师得了低血压病，眩晕数日，闭目尚可，睁眼则剧，第二天就要到西安找副教授——他的老师，当时在我们合阳插队，下放的医务人员办的班，他听过人家的课，他说“这是低血压，治不好，我明天到西安找我老师治”，我说党老师“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话”，他说什么话，我说“有人在杂志上发表过文章，用桂枝甘草汤治疗低血压”，（听了这句话）他来劲了，我说“他认为低血压是心肾阳虚，所以用桂枝甘草汤补心阳，加肉桂补肾阳，三味药，每天各10克冲服”。结果我们这个卫生院缺一样药，我还亲自从外村的医疗站买回来，三味药，炙甘草、桂枝、肉桂、各10克，泡水喝，每天晚上我给他拿血压计两量，每天升高10毫米汞柱，一直恢复到正常。党利水激动地说，“舍此三味，别无良方”。结果我们师徒两个用这个方子在我们合阳、韩城一带（治好的低血压）大约不下三四十个人，这也是我当初学伤寒后用伤寒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我想也是我当时知道的少，就是读书，张仲景说了我就用。我一个同学咽喉痛，我一看他的咽喉不红肿，就给他开的半夏散及汤，张仲景《伤寒论》上不是说了吗“少阴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汤主之”，那就是半夏、桂枝、甘草呗，你想，这三味药非常便宜的，一毛来钱，结果效果非常好，以后他还说了，不但当时有效，以后再犯了，用这个药还有效。我想大家都是经方大家，可能用的多，但是真正在中医队伍中用的人可能就少了。其实现在实际上这种病很多，因为大量的抗生素使用，半夏散及汤呢，用半夏化痰，用桂枝温阳，用甘草利咽，这个配伍非常巧妙，以至这么多年，在西安也好，在柳州也好，常常出奇制胜都与这个方子有关，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只有找准了症候，不要被炎症、不要被玄麦甘桔汤限定眼目。我学医以后，在我们村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事是，我们村一个和我家走得比较近的一个老奶奶牙痛，我说牙痛那就白虎汤啊，当年我在卫生院经常用的，这是胃火，胃火牙痛就用白虎汤，她说我不能吃石膏这些凉药，一吃就拉肚子，我说那就加几片生姜呗，用生姜把胃护住，然后用白虎汤清泻胃火，结果她一吃我这个药牙也不疼了，副作用也没有。老奶奶用了这个药以后，从此就相信了我，所以从我学医开始一直到老人家去世，几乎每年回去都要以看病的名义叫我去吃个饭，送个土特产，她始终记得这个事，以后也相信我，当然也扩大到我们村。在这里还要说的是，这种寒热并用的方法，已经是我灵活运用经方的先期实践，更重要的是，对我以后用寒热错杂的观点看问题，提出“寒热胶结致癌论”奠定了基础。我边背伤寒边取得效果，从而加强了我反复背诵的欲望，在这个时候我还没考上渭南中医学校。本来我读经方、背伤寒是为当一个好的赤脚医生。不料改革开放、教育制度的改革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理想之路的大门。于是我就认真备考，在备考过程中，（展示1978年4月当时的日记片段）这些日记就是我当时情感的真实反映。到1978年，我离开初中文化学习已经7年了，A+B+C=D这些都是从头开始学习的，虽然我的数学差，但是语文、理化还可以，结果就考上了渭南中医学校。在某种意义上讲，应该说是我经方梦的超越。到了中医学校以后，激情满怀。我们当时考上的同学中有一半以上是有医学基础的，如何处理中专学习和个人优势的关系是我面对的问题。我们班当时50个人，20个以上就有医学经历，其中也有三年制所谓“五七大学”毕业的，那么我怎么办呢？我们这些有基础的人如何对待当时的学习，我想了又想，我们虽然有基础，但是这些基础和正式中专要求相差甚远，所以我报的态度是“门门及格，总分领先，优势突出”的原则，也就是说，伤寒还得背，经方还得学，但学校里开设的课程我要力争上游。所以在这三年中间，我对各门课程都不敢懈怠。而且在第一学年末，考试集中我们有分数比较的时候，我在200名学生中并列第三名。渭南中医学校当时也是被农村包围。非常幸运的是，它也有田间小路，而且这个小路更长、更宽、更适宜背书，我背书有一个特点，要走着背，不能坐着背，不能躺下背，所以才有“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的说法。为什么要走着背呢？我想这就像我们吃饭多了是要运动运动，“饭后百步走，能活九十九”，或者说边背书边走路这样才有利于记忆的强化，有利于信息的储存。在背书过程中，我还是以每门课程，尤其是中医这几门主要课程中的证型、方剂为重点，当时我能把基本教材中的主要方剂都背过，所以在中专毕业时我能背六百首方剂，这个当时有记录。因为我有个观点，咱们平时有什么事情解决不了，说就看你“有方子没有，有方子就好办”，那么这个“方子”是以经方为基础的。由于我的指导思想是对的，用功也就有了收获。我记得在中医学校时最喜欢周末和假期。因为只有在周末和假期我才能背经方、背伤寒、背金匮，才能自己支配时间，在平时我要学习好多课程。在上学期间我最高兴还期盼的还有每年的二月份，因为二月份是28天，我就有3天的饭票用来补贴日常生活。应该说我当时还是学有余力的，所以我看了一些伤寒注家的书籍，也练习写一些小的论文。在那个时候，我们觉得能发表一篇文章就不容易，所以即使在练习本上练习的时候我也在标题下面写上堂而皇之地“王三虎”，再开始下面的内容，用来模仿吧。在第二学年学期结束的时候，在图书馆看到一本李克绍副教授的《伤寒解惑论》，非常薄的一本书，我看了以后感慨万千，收获良多，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这时我对《伤寒论》比较熟悉，对于李克绍教授的有些观点不完全赞同，所以当时看完后我写了一篇《读伤寒论解惑后的一点看法》。没有想到，在我们中专毕业离校前的一星期，突然有同学说，王三虎你的文章发表了，我的激动心情难以言表，我很快跑到图书馆，看到文章以后，听到旁边同学讲，“王三虎这个名字黑体字，和岳美中、方药中都并列起来了”，所以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我也有幸成为中医学校办校40多年以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一一次留校的中医师两人之一，以后我和樊海两个同时考上了南京中医学院研究生，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渭南中医学校早已是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一部分，我有幸和当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教授以及某将军并列成为这所大专院校六大著名校友之一，伤寒、经方给我带来了超越梦想的荣誉。留校以后，我抽出了好多时间用来进一步写文章、背伤寒，所以1981年七月份留校，十二月份就在《陕西中医》发表了《浅谈《伤寒论》的对举法》这样一篇文章，大约是受到刘渡舟教授的影响，探讨《伤寒论》中条文排列、方剂命名等等的一些奥秘。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如牛之初乳，绝对不掺水”，所以发表了以后收到编辑部热情洋溢的来信，这是一封公函，内容是：“王三虎同志，你的大作《浅谈《伤寒论》的对举法》发表以后，收到读者来信，认为是一篇有血有肉，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好文章，建议以后多写此类论文。有便可来编辑部商谈今后选题。”这封盖着红章子的公函我作为“文物”现在还保留着。到1982年时我又在《陕西中医》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仲景遣词拾零》，这个也是当时有感而发的文章。我举个例子，“而且”的“而”在《伤寒论》、《金匮要略》中非常常用，我觉得弄清了这个“而”字，就好背《伤寒论》多了。要不然不一定能背过，或者说越背越混淆，举例子，葛根芩连汤、麻杏石甘汤都有“汗出”和“喘”，你怎么能记住这个？关键是这个“而”字，葛根芩连汤是“喘而汗出”、麻杏石甘汤是“汗出而喘”，为什么呢？因为“而”表示递进，也就是说“而”字后面这个词是强调的，比如葛根芩连汤是“喘而汗出”，不仅有喘，而且还有汗出，更重要的是汗出，麻杏石甘汤是“汗出而喘”，有汗出更有喘，没有喘就不叫麻杏石甘汤，汗出倒不是绝对的了。1983年我又在《陕西中医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叫“仲景药量索引”的文章，这个文章有两个方子，因为当时我基本上没有临床，实际上主要是引用了其他人的，写文章的证据可以是自己的，可以是引用的，这些病例是作为证据来论证我的观点的，不一定都有是自己的，当然是自己的更好。一个就是“旋覆代赭汤”，药量问题上，刘渡舟教授是这样讲的，实习同学开了旋覆代赭汤，病人吃了3付没效找他，他一看这个方子对着呢啊，再一看，代赭石用了30克，超量了，改成12克，因为12克就留在中焦，30克就走下焦了。结果有效了。近几年再看《伤寒论》，旋覆代赭汤中旋覆花三两，人参二两，生姜五两，赭石一两，看来本方中赭石量小是仲景本意啊，难怪哩。第二个例子，我当时留校以后旁听我们学校的中医进修班课程，当时教《医古文》的杜老师反复口腔溃疡多年治不好，渭南的名医看遍了效果不明显，他就给当时的学员王焕生（他父亲是王正宇，陕西中医学院方剂学教授，这个老先生非常有学问，绝对是专家中的专家，飞机中的战斗机）说向他父亲求个方。结果王正宇开了个方子，杜老师一吃这个方子就好了，我一看那个方子是八味肾气丸加白芍、玄参，杜老师吃了一段时间觉得非常好，但是一停又犯了，他就继续吃，吃一吃他想，你这不就是八味肾气丸加白芍、玄参，我按你这量补上白芍、玄参，八味肾气丸再吃上。但是不行，只有吃原方才行，这我用来说明张仲景的药量非常奥妙。多年以后，当我研究《千金方》的时候才发现，王正宇开的不是八味肾气丸加白芍、玄参，而是十位肾气丸，就是《千金方》的原方，哇，老先生是比我高一招，我不学不行啊。我当时在内科病房当医生的时候治疗过这样一个病例也有一定说服力。接诊的这个病人是其他医生看过后我才接管的，阵发性心动过速，发作上来心率150次/分左右，但查不出来任何器质性毛病，我看前面的医生用的安神镇静药没效，我反复询问，他在说的时候无意中提到“我的心口有点热”，一语惊醒梦中人，我说好了，你这方子我知道了，无形热邪蕴结胃脘，泻心汤证，我就开了大黄黄连泻心汤，没有加药，由于这个量很小，我说你就泡水喝，第二天查房一查心率五十几次，我说怎么这么快，他说我把你给的药泡在水壶里都喝了，原来是把两天的药当成一天的量都喝了，结果病好了出院了。这实际上说明我们读经方不能只看字面意思，张仲景说吐血、衄血用泻心汤，并没有说胃脘有热，但是我们可以意会，都是无形热邪蕴结胃脘，所以取大黄、黄连、黄芩清气分，热退就见效果。这也是意会出来的，这个例子对我影响比较大，激起了我继续用经方的信心。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我谈恋爱期间，我夫人，当时是女朋友，和我打乒乓球时她说背上有巴掌大一片，我一下子醒悟了，说“行了，不用多说，你这个病我能治”，因为张仲景说了“心下有痰饮，其人背寒冷如掌大”，你虽然没说你是背寒冷，但这“一片”足以说明你实际是感觉到有一片不舒服、不正常，那么这就是痰饮阻滞气机，阳气不能布达的结果，绝对就是苓桂术甘汤证，我很快抓了两副，实际上量都大，打成粉让她吃，她吃了以后，原先的肿胀、浮肿非常缓和的消失了，以至于她同学找她去时还问她“吴喜荣在哪里？”说明她外型上变化非常大。当时在校期间学校老师也开过方，她自己也开过，为什么不行？没有用经方呗，苓桂术甘汤就是这么奇妙。张仲景说“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和之”很重要，真正平和，如果不平和，一时的利水又有什么意思？结果这个方子不但治好了她的病，她奶奶、她父亲都用这个方子治好了相应的疾病，以至到我女儿王欢小的时候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多次吃药多次好。前几年王欢说“我胃这里有振水音”，我说“苓桂术甘汤证”，吃了三副颗粒剂，她说“振水音倒是没有了，小肚子又有点胀”，我说“这就是苓桂甘枣汤证了”。当时中医学校附属医院办了第二门诊部，我自打旗号挂的是中医儿科门诊，因为当时门诊部没有儿科，在看儿科的过程中，我受到当时在合阳县中医院实习时老师的影响。李景堂老师是非常地道的中医，我们跟着他时间长，小儿肺炎到他手里只有两个方子，一个是小青龙汤，一个是麻杏石甘汤，效果明显。我实习时自己管的一个小孩从入院到出院没有见过李老师，结果我到药房正好碰到小孩的奶奶在办出院手续，老太太见了我说王大夫这好那好，药房人说他是学生啊。在独立应诊期间，因为我跟过纯中医的老师，垫定了我以后纯中医的思维，所以当我在中医学校独立开中医儿科门诊的时候，小青龙汤、麻杏石甘汤治小儿肺炎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我没有觉得非要用青、链霉素不可。我觉得小青龙汤是针对肺部布满水泡音症状的，那么以喘为主、以干鸣为主是麻杏石甘汤。而我们临床上大量能见到的是小孩动不动就感冒、喉咙呼啦呼啦响是射干麻黄汤证。讲到射干麻黄汤证，我们都知道“喉中有水鸡声”，我想有的人可能知道，但是大多数人可能没有搞清楚“水鸡声”是什么，实际上张仲景在这说的水鸡就是青蛙。这种喉中痰鸣就像青蛙蛤哇蛤哇不停叫。对于人来说就是咽喉有粘痰，它既不像小青龙汤的痰清稀，也不想麻杏石甘汤纯热证的痰少、以喘为主，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寒邪化热，寒热都有，所以射干麻黄汤治疗平时儿科的咳嗽、气管炎、喉咙响效果非常明显。在柳州找我看儿科的并不少见，连儿科专家也不得不当着我的面说看到我用射干麻黄汤、小青龙汤云云。邀请我到儿科讲学，还颇受欢迎。还要说一个半夏泻心汤证，我又一次到我姐家去，她的隔壁的邻居说拉肚子，我根据他的症状说你这就是半夏泻心汤，他吃了非常好，从此开辟了我对寒热错杂病机上的深入理解。我们大家都说“五泻心汤皆治痞”，大家都知道寒热错杂、辛开苦降用泻心汤，但是基本上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就叫寒热错杂，怎么样就表现出寒热错杂？我在实践中才发现，之所以我们用泻心汤，就是因为它有寒热不同表现于一身，比如说这个人有胃胀、拉肚子、舌红，但是他说我不能吃凉的，不能受凉，一受凉就拉肚子，一吃凉的就胃痛，这就是寒热错杂。比如说舌红、苔白，这就是寒热错杂。总之来说，我们用半夏泻心汤是说明它有寒热错杂的不同表现，难以用单纯的寒或热解释才用，而不是简单地只要你是胃脘痞满就用。这种观点以后体现在我1992年出版的《经方各科临床新用》这一本书上，我认为这一本书最有价值的是我这几句话，我觉得在我目力所及之中，还没有看到有人像我这样把寒热错杂变得具有可操作性，理论上讲通的。对寒热错杂的这种理解使我在临床上见仁见智，多用寒热错杂的思路看问题。不仅仅我是这样，我女儿王欢也是这样，当时她刚上大学，跟我回去给老乡用半夏泻心汤治疗胃痛效果非常好，多次夸赞，我也倍感自豪，至今他仍时常提及。以上是我在中医学校学习三年、工作四年学经方、用经方、以学为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积极备考研究生。在这里我说一些有关的话，至现在还有人埋怨“中医专业为什么考研究生还要考外语？”我说“我何尝不是这样想的，要是当年不考外语我可能早都考上研究生了”。但是我能想得通，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不懂外语怎么行呢？既然是高级专门人才，国家有一个统一尺度，不能过多强调自己的难处，有了外语我们眼界就开阔了，而且交流也方便了，谁敢说中医研究生就只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看病。所以我们不能改变规则的时候就只能顺从规则。外语这个敲门砖确实耗费了我大量精力，要不是学习外语耗费，我可能记的方剂更多。我是1985年考上南京中医学院伤寒专业研究生的。当时的研究生竞争十分激烈，全国报南京中医学院伤寒专业的58个人，上线的10个人，面试的5个人，有2个分别转入内科班、温病班，剩下3个人。我是宋立人老师的研究生，还有2个是陈亦人老师的研究生。南京中医学院是我国五所老校之一，当南京中医学院成立的时候我才出生。南京中医学院伤寒教研室之所以影响全国，跟当时的学术带头人有关，他叫宋爱人，是苏州名医，是我导师的父亲。当年宋爱人如果从苏州到南京的话，南京报纸上都要刊登“宋爱人先生今日抵宁”的消息，说明当时的盛况。宋爱人先生到南京中医学院以后注重教学和培养人才，我的导师宋立人和陈亦人先生当时都是青年才俊，是他们共同努力，编著了在20世纪非常有影响的《伤寒论译释》上下两本书，在当时极其出名，影响非常大。当时书上署名的是南京中医学院伤寒教研组，实际上是他们几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当我成为宋立人老师第一个研究生的时候，陈亦人教授在伤寒教研室当主任，在我面试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是从农村去的，不会讲普通话，所以我看到了中年女教师鄙晲的神态，也看到陈亦人先生赞许的眼光。陈亦人老师当时教我们研究生《伤寒论》，收益匪浅，而且对我非常好，当然他没有在当面夸我，但是他给别人公开讲，我是他赞许的三个青年伤寒学者之一，已经非常难得了。还有可以证明这句话的就是，陈老师在我1992年出版的《经方各科临床新用与探索》这本书出版后，亲自在硕士、博士生课堂推销这本书，然后把钱寄到西安。而我们宋立人老师作为当代中医学家，知识渊博，他最大的功绩就是主编了《中华本草》，这一套书当时定价两千六百元，收载了八千至九千味中药，是当代“李时珍”。陈亦人先生和宋老师对我都非常好，而陈亦人先生尖锐深刻的治学观和我们宋老师宽厚平和的治学观都对我以后学术风格的养成产生了深厚影响。作为一个伤寒专业研究生，我到了南京以后，怎么学呢？有一天走着南京的大街上，说实话当时我确实觉得，考上研究生了这以后就是做大学问的基础，是当博士、教授的料，不做基本的研究工作，不积累资料不行，恰好在大街上多看了一眼，就发现了装帧非常漂亮的读书卡片，我一下子几乎用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三千张。尽管我说的比唱的好听，我还是想用歌曲来表达我当时的心情：“走在南京的大街上，买了卡片我喜洋洋。图书馆里把身藏，不管他白天还是晚上”。这样的话我就在这三年里形成了读书、读文献、记卡片的习惯，前后记了两千多张，由于我积累了这么多卡片，以后还真是派上用场了，取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可以说我也是吃张仲景这碗饭成长起来的。因为当时我刚到四医大，正好赶上“首届青年教师成才奖”的评选活动，在这个展览上，除过30多篇论文，我的2000多张卡片也引人注目。其实初选名单里没有我，结果两个教授坚决要求把王三虎加上，主管的人说“因为他不符合条件啊，因为他不是本科毕业啊，教龄也不够两年”，结果，众议难违，拨乱反正，我成为获奖者。也就有了提前晋升讲师的资格，这也是带教书随军的必备条件。在边读书边做卡片笔记的过程中，也是深入思考乃至上升到理论的过程。除过对读书学经方感兴趣，无他。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就发表过6篇文章，加上在南京上学的三年期间一共发表了30多篇文章，那个时候是有稿费的，我的稿费虽然不能和工资相比，却也解决了不少问题。记得当时我用两篇文章的稿费，给我女儿，那时她才两岁，买了一个三轮车带回去，我感到非常自豪。我发表的这些文章中有关经方的综述就占八篇，也有一些是心得体会和争鸣文章。当时我也是风华正茂、锋芒毕露。比如说，五苓散，我既在《国医论坛》发表过五苓散的综述，也在《四川中医》发表过“五苓散不主蓄水证质疑”，在《陕西中医》发表过“也谈蓄水证—与杨中芳同志商酌”的争鸣文章，这主要是锻炼了我对经方的情感，和经方如何研究的思路，实际上我就走向了经方新用、经方活用、经方扩大应用的治学之路。我的结胸病的研究，用我们师弟的话说我这人“抠字眼”，首先我解决“胸”和“胸中”不一样，我说张仲景说“胸中有寒”，没有说“结胸”是“胸中”，那么这个“胸”说明它的范围要比“胸中”要大，仅这几句话的意思我就在《河南中医》头版头条发表过论文。有意思的是我的论文答辩中答辩主席提的问题正是我发表过的“《伤寒论》131条之我见”，这种情况，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发表文章比较容易的情况下也还是不多见的。我的毕业论文“结胸病的研究”分解开来前后一共发表了7篇，以后还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我虽然日语口语差，但我的翻译能力强。期间发表过4篇译文。一篇是小建中汤治遗尿，一篇是甘麦大枣汤治疗小儿情绪性惊厥，非常有实际意义，因为农村中这种病非常多，我们中医文献中我目力所及没有见过，而日本人用这个治疗非常符合临床实际实际。还有一篇叫《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治疗甲亢性心功能不全》。我还译过一篇叫《肾病综合征的汉方治疗》，他是用补中治湿汤，实际上是四君子汤和平胃散去甘草加黄芪。在研究生三年期间，我个人看病的机会比较少，只不过是在我夫人单位有一个看门的老头的孙女患了雷诺氏综合征，手足冰凉，疼痛的厉害，我用当归四逆汤获得很好疗效，这老头多年还是“念念不忘”。其他虽然也治过一些病，但都不是从经方入手的，比如说用虎潜丸治疗痿证等。我在学校勤于写文章，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是针对陈亦人教授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伤寒论求是》。非常有见解，我写的文章就是“入之愈深，得之愈真——陈亦人教授《伤寒论求是》读后”。刘兴旺博士当时在南京读温病博士，他看到我其中的一句话“市场疲软，此书何以不疲软？”就记住了我。因为当时这本书卖得很好，我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这本书写的很好。当时全国市场货卖不动，市场疲软一语成了热门话题。而陈亦人教授的书却很快脱销了。陈亦人教授送我的书还是他自留的一两本。所以我们要写文章，所以要用善于引用一些鲜活生动的语言。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学问日进，老而弥坚—李克绍教授书文读后”。黄煌教授给我寄了他新出的《张仲景五十味药证》、《中医十大类方》，读后有感而发，写成“药虽是旧，宏之惟新——读《张仲景五十味药证》”一文，发表在《中国中医药报》。当然我这里有尊重老师的意思。现在我常自嘲当我当助教的时候，什么都是教授好，当我当助教的时候，还是要把学生、把助教、把主治医生放到重要位置，这也是学做人。那时候中医杂志比较少。因为我当时发表了一些文章，在学术界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现在我说“我这么多年淡出经方人的视野”。在当时，《实用中医内科杂志》专门派编辑来找我当他们的业余编辑审稿改稿定稿。刘渡舟教授专门派他的两个女研究生到南京找我，可我当时太书呆子了，没有记清名字。我研究生毕业以后，有一次到北京，当时我们孙思邈研究所所长和我一起去找刘渡舟教授，请他作为我们孙思邈研究所的顾问，刘渡舟教授正好上门诊，围了一大圈学生，看的一个病是用小柴胡汤治疗肝病的，看完以后，我说“刘老，我是从陕西来的，我叫王三虎”，老先生七八十岁的人一下子站起来脱口而出说“你的文章写得好”。这我绝对不是虚吹，我是说刘教授大家风范，经方中间有大家，有大人物，只有心胸宽阔，才能成为大家、大人物。还有我们陕西中医学院杜雨茂教授，当院长多年。我虽然不是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也不是杜老师的研究生，但是杜老师对我非常好。我的校友张晓峰，从黑龙江中医学院毕业以后想留在西安、咸阳，因为他不认识人，我直接就找杜教授，杜老师答应了。虽然以后没有办成，我还是很感激的。以后我又给他联系到西安市中医医院，他现在是陕西名中医。前几年我还和杜老师的得意门生刘吉祥教授到他家里拜访过。当晚，杜老师一反常态的好谈，讲他得意的病例，领我们参观他的私人图书馆，赠送他的新著。在回来的路上，刘夫人张金艳说没见过杜老师今晚说这么多话，我说：知音人听话偏长不是。总之，在我读伤寒、学经方的道路上，刘渡舟教授、陈亦人教授、宋立人教授、李克绍教授、杜雨茂教授、黄煌教授都是我非常好的伤寒前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用用司马迁的一句话讲就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一直是用这句话自勉的。我要向他们一样有宽阔的胸怀，有活到老学到了的心态，为经方事业、为中医事业做出我应有的贡献。【提示】：更多“王三虎经方治验集”资料，请扫描如下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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