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读书笔记】 臧克家与闻一多
对我而言，书虽常读，如果不过心整理一下，真如过眼云烟。如果读得多，也忘记得多，那有何益处呢？近日，读闻一多先生的书，又读到先生的高足——臧克家先生的诗，于是整理成这篇读书笔记。
玉渊潭的鸳鸯。（蔡年迟摄）
一、师生交往传佳话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赠给瞿秋白的一幅对联。
“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 这是闻一多写给臧克家的信。
臧克家 (1905年10月8—2004年2月5日)，汉族，毕业于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曾用名臧瑗望，笔名少全、何嘉，山东潍坊市诸城人，被誉为“农民诗人”。近代杰出诗人，著名作家、编辑家，学者，山东大学著名校友，是诗人闻一多先生的高徒。
臧克家先生。
臧克家于1930年至1934年在青岛大学学习期间，是闻一多先生的高徒，经常出入于闻一多的办公室和家中，向老师请教；闻一多也很赏识臧克家，1932年回清华任教后写信给臧克家说：“得一知己，可以无憾，在青岛得到你一个人已经够了。”可见相知之深。
1933年臧克家准备出版诗集《烙印》，因当时名不见经传，书店不愿出版他的诗集。闻一多联络王统照等人，替他出资印行《烙印》，又在大型杂志上撰文介绍。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40年代，两人多有书信往来。闻一多先生遇难后，臧克家于1946年8月撰写《我的先生闻一多》以示悼念。
闻一多先生的嫡孙闻黎明先生，在其62万余字的专著《闻一多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中，也记载了这对师生的故事：
“在学生中，他发现了年轻诗人臧克家，并有意加以提携。臧克家是山东诸城人，比闻一多小六岁，1923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比较广泛地接触了新思潮、新文艺。1927年初，臧克家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参加过讨伐反动军阀夏斗寅的战役。大革命失败后，他逃亡东北，1929年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1930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数学系，是闻一多批准他转到中文系的。臧克家最初发表在《新月》上的几首诗，也是闻一多推荐的，这对初涉诗坛的青年，是莫大的荣耀。”（第227页）
《红烛》。（闻立鹏画）
二、怀人之作皆上品
今年的11月24日，是闻一多先生诞辰118年的纪念日。当天早上，我起早完成了一首小诗《先生，今天是您的生日》。晚上，我在白塔寺附近的旧书店，又碰到了《臧克家诗选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1版，2012年印刷），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吧，我如获至宝。
昨天，恰好是周六，我闲下来，在家品读臧老的诗集。在内心里，我想从诗歌中找到闻先生的踪迹，找到他们师生之间精神的相遇。
书中有一首《擂鼓的诗人 ——呈一多先生》（1944年8月24日），因为闻一多先生曾称诗人田间为时代的鼓手、擂鼓诗人，我就不好断定这首诗特指一多先生还是田间先生。但是，另外一首小诗《照亮》，则是纪念一多先生的：
臧克家题字。
照 亮
——闻一多先生周年忌
当身子
倒下去的顷刻，
你，向永恒
站立了起来。
当喉咙
不能够再呐喊的时候，
你的声音
也就更加响亮。
是这样的一个死啊，
把爱和恨提高到顶点，
而同时，你的人
也被它照亮了。
（1947年7月于沪）
臧克家先生速写。
我不满足于此。再搜索网络，选入中学教材中的课文《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作者原来就是臧克家。于是，我又重读了这篇诗人写下的经典散文作品，感叹这才是深交、至交的真切文字。全文转录如下：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
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凌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李建先生新作。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选自1980年2月12日的《人民日报》，原名《说和作 ——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断》）
固拙斋。（李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