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波斯语课》，影片开头inspired by true events这句话被翻译成“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这句话翻译成“故事灵感来自于真实历史事件”更加合适。实际上电影改编自德国导演、编剧沃尔夫冈·科尔哈泽的短篇小说《语言的发明》。
当一件极端伤害事件曝光，人们总是惊讶于施暴者的残忍，众口一词地谴责是“没有人性”。这一谴责有一个默认地前提，那就是人必然是有人性地，缺乏人性是一种极大地罪恶。但是，这一前提却存在漏洞。
任何人被冠以人性的品质，都不仅仅来自于天性，因为人是可塑的。
几乎所有动物都具有一种本能，那就是对同类的苦痛具有一种共情能力，这也是“善”的生物性根源。但是就像你可以轻而易举的让一棵树生长成弯曲的样子一样，你也能够让人性偏离它本来的方向——人是可以被驯化的，换句话说，恶魔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那就是一般人们所谓的“恶魔”，往往是程度问题，而不是性质问题。一个孩子，假如他以杀人取乐，那他就是恶魔。假如他以欺凌取乐，那他就是问题少年。假如他只是言语中伤取乐，那他就是思想品德有问题。我们习惯于以程度分类。但实际上，三者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视他人为无物，都是将自我的某种实现凌驾于他人之上，换言之，把他人视为实现自我的手段。
始于1958年的哈特与富勒“告密者案件”之争曾持续12年之久，这场论争是西方世界法律观念的一次大碰撞，于现代西方法律有很大影响。论争中，富勒持有的是一种法律与道德存在必然联系的立场。
富勒认为判断一种法律是不是具有合法性，首先在于法律内在的道德价值。他认为安排秩序、推行制度都需要文化价值的支持，而文化价值信念的核心则在于对人的理解。人不同于他物的重要一点在于具有内在价值，人具有相对于其他事物自在价值的内在价值，在于具有值得尊敬的人格，哲学意义上，人格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体现、凝结和升华，是指人的主体资格，人格的载体是人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又主要取决于能够保证人在与客体的互动中，具有能动性、自主性发挥的理性能力、意志能力和情感能力等主体能力，这些能力正是人之责任性的原因和资格所在。人通过自身理性能力、意志能力和情感能力的协调与融通，具有了他物不具备的尊严和价值。
法律之争暂且不理，但是论争中关于人的价值的论证，则主要集中在人的主体性这一关键上。那么什么是人的主体性？所谓主体性是指人应该也必然拥有自主选择、自行决定和自我承担的资格和能力。
婴儿是不具有主体性的，因为他没有自主选择和自我承担的能力。那么相同的，一个集中营里的犹太囚犯也是不具有主体性的，他的命运由党卫军看守决定，换句话说，党卫军看守剥夺了囚犯的人的主体性。那么从这个视角来说，即使影片中的“波斯人”始终受到党卫军军官科赫的庇护，而且最终在科赫的帮助下逃离了被屠杀的命运，但仍然不能改变“波斯人”被以科赫为代表的纳粹剥夺其主动性的事实。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剥夺就是压迫。
换一种视角，如果“波斯人”因为科赫的庇护，而对这个纳粹军官抱以感激心态，那么就会变成纳粹集中营版本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叫人质情结。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类似现象并不少见。
集中营，说到底是人类的一种社会行为安排，如果忽略它那集中营特殊环境造成的人与人的极端化互动，那它就与现代企业的办公室和工厂车间并无不同——上下级矛盾、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厚此薄彼、打击报复、拉帮结派、山头主义、飞短流长、办公室恋情、郊游团建等等应有尽有。但是这些一旦浸入集中营的极端性环境，就变成一副让人难以辨认的面目。
例如艾尔莎被告知调离登记员的工作岗位后，发泄情绪的方式是把女囚犯厨师的手按在烤炉上。拜耳下士答应帮助艾尔莎拿回登记工作的方式是，杀掉顶包她的犹太囚犯。指挥官对付有损他个人威严的闲话的方式是，把散布闲言的艾尔莎调往作战前线。换句话说，集中营的社会与我们日常的社会本质上并无不同，只是由于它的极端性，那些勾心斗角的结果就更加的残忍和致命。而这种残忍不仅仅在党卫军看守与囚犯之间——看守可以任意欺凌或杀害囚犯，连看守与看守之间，囚犯与囚犯之间也不能幸免。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每个人都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踏错一步，面临的不是降级、处分、罚款或者开除，而是生命的代价。
影评人说“电影以冷静克制的笔调”，可是那真的是冷静和克制吗？难道残忍必须得用血流成河来表现？这种固有的观点大错特错，不但错误而且有害。因为它不但狭义的理解残忍，而且还用血淋淋的画面为我们自己套上一层，让我们误以为我们与他们——那些党卫军——必然不同，于是，当我们看待这些故事的时候，就能够抽身事外。事实上，只要心里没有他人，就是残忍，只要任由这种自私自行演变，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走到它的极端——血流成河。所以没有什么冷静或克制，而是创作者在告诉我们，我们与那些佩戴铁十字勋章，带着钩十字臂章的恶魔其实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换句话说，如若不想做恶魔，就要抱有为人的良心，就必须小心甄别，小心守护自己与生俱来的善。
最后，名字，是人类最后的神圣，是人性最后的防线，失去名字的人就离兽不远了。所以集中营要剥夺犯人的名字，因为兽群更容易驾驭。所以《千与千寻》中汤婆婆要夺走千寻的名字，因为失去名字是失去自我的第一步。所以南京大屠杀纪念碑要刻上所有遇难者的名字，因为名字是对一个曾经拥有自我的活生生的人最起码的尊重。
《波斯语课》，乌克兰导演瓦迪姆·佩尔曼执导，2020年2月22日在德国柏林电影节上映，2021年3月19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改编自沃尔夫冈·科尔哈泽受到真实事件启发所著的短篇小说，讲述了年轻的比利时犹太人吉尔斯为求活命，假冒波斯人为集中营的军官科赫教授波斯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