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马健雄｜云南之外的“云南”
云南之外的“云南”—— 评Wen-Chin Chang, Beyond Borders: Stories of Yunnanese Chinese Migrants of Burma
（原文发表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7年4月号总第160期 作者独家授权本公众号发布）
Wen-Chin Chang, Beyond Borders:Stories of Yunnanese Chinese Migrants of Burm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一 谁是缅甸、泰国和台湾的“云南人”？
供职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人类学家张雯勤从事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多年，2014年，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着《超越边界：缅甸华裔云南人的故事》（Beyond Borders: Stories of Yunnanese Chinese Migrants of Burma，引用只注页码），这部有关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民族志很快引起学界重视。张雯勤以定居台湾的云南人为切入点，跟踪研究这一群体的文化特征，以及他们所联结的台湾、缅甸、泰国、云南和香港、广东各地之间的社会网络和贸易联系。这一坚实新颖的人类学研究，将1949年以后从云南流亡、长期滞留缅甸和泰国的国民党“孤军”（以下简称“缅泰孤军”）和以他们为中心的海外云南人社群及东南亚华人移民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对于东南亚“金三角”和缅泰孤军等问题，媒体和学界均有所关注。但是除了对缅泰孤军的流离悲情和对“金三角”毒品问题的好奇之外，人们对这一流离缅甸和泰北的云南政治移民群体的了解，仍然非常有限。从1950年代至今逾六十年，因国共内战和随后中国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而流亡缅甸、泰国、老挝交界的“金三角”云南难民以及缅泰孤军的后裔，如今已多是第二和第三代人，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改变？他们如何维系与云南、台湾等地的关系？就笔者阅读所及，除了张雯勤的这部新着之外，尚未见到更多新的报告和学术探讨。不过，本书的重点并非仅仅为满足读者对缅泰孤军等问题的好奇心而已，作者的研究视野和抱负，更多是通过深入细致的民族志叙述，以缅泰孤军和与之相关的以移民后裔为核心的缅泰“云南人”社群为焦点，将他们所面对的多层次、复杂的社会文化界限，以及他们跨越这些界限的社会能动力加以描述和剖析；同时，通过探讨塑造缅泰“云南人”跨越界限的文化能动力和社会流动性的关系，进而将近年来人类学界讨论的社会边界、社会能动性，以及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放置到一个以中、缅、泰边疆地域文化、政治地理和社会网络为描述对象的宏大社会图景下进行观察和解说。
在这部民族志中，作者以讲述一群生活在云南之外的“云南人”的生活经历的形式，首先介绍了1949年后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一批云南边地民众追随国民党军队和滇缅边境各县地方政治领袖流亡缅甸和泰国、成为政治难民的历史。在19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因为国内持续的政治运动和东南亚政治局势的变化，境外“云南人”与云南故乡的联系完全中断，他们的生活也深深卷入了东南亚冷战、国共之争和缅甸的社会变革等政治漩涡当中。到了1960年代初，随着“中缅划界”的完成和缅甸的社会主义化运动，原本由李弥掌控的境外国民党军队残部，被改编为国民党第三军和第五军，开始成为流亡缅甸的“云南人”的政治骨干，并逐渐由缅甸向泰国转移。随后在越战的背景下，这些缅泰孤军深受“金三角”毒品问题的影响和危害，在艰难的困境中生存。前三十年间，随着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变化和东南亚政治局势的发展，第一和第二代缅泰“云南人”逐渐适应了复杂的跨国政治环境。后三十年间，随着台海局势逐步缓和，缅泰“云南人”的生存境遇有了极大改善。滇、缅、泰三地贸易量大增，贸易网络和物流的方式又发生了巨变。
在六十多年来持续变化的东南亚政治经济格局中，随着“云南人”勉力发展和经营维持的社会网络的扩展，他们在跨国贸易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环境时时改变，市场网络中“人”与“物”的关系因而长期处于持续变动的状态；商品与物流、性别关系、资源配置方向的调整变动等因素，总在不断重塑着这些政治漩涡中的社会活动者，同时他们也在不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和社会能动力，因而他们的生存策略、抉择与情感、个人感受与群体生活等等，都与其身后一系列宏观、复杂的国家政治及经济关系紧密关联。
二 “流动性”、“跨界”与民族志方法
首先，本书是一本讨论“边界”和“跨界”的方式与意义的民族志。张雯勤以精巧的谋篇布局和细腻生动的笔触，层层铺展开她所见的基于民族国家、族群、市场、性别、社群、宗教、亲属、家庭、朋友等不同类别的“界限”；同时，又以一个个精心布置的故事或个人生活个案，来详述这些“界限”的稳定性或流动性与跨界的意义。重点是，这些层层累叠的关系如何将“云南人”这一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内在联系稳固下来，又随着他们的活动而扩展？这种扩展不仅是时间性的，也是空间性的。在这里，“云南人”主要指作者以台湾作为立足点观察到的、1949年后流亡缅甸而逐渐发展起来的那些与缅甸、泰国、台湾和云南联系密切的移民群体。
其次，这也是一本向读者（特别是对人类学了解不多的读者）展示民族志写作“威力”的作品，可以视为一部典范性的民族志，代表了近年来海外华人研究、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网络、边界人类学、云南研究等社会人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在人类学教学和民族志方法论的讨论中必然占有显著的地位。在书中，作者将一系列口述历史、人类学理论、社会史和内陆东南亚近六十年间的政治变迁，置入各章节所涉及的三代“云南人”生活变迁的个案中，经过精心编排和剪裁，不着痕迹地建构了一套逻辑清晰的论述框架，将国家政治、贸易网络、族群身份、性别等因素与缅甸、泰国、台湾之间的“云南人”的社会文化建构，做了认真细致的梳理，读来一气呵成，故事轻松自然、深入浅出，文笔清新流畅。此外，不少人类学家在面对庞杂的田野调查笔记和民族志材料时，常常纠缠于千头万绪的理论概念和民族志叙述的取舍之难，而本书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作者没有堆砌一些晦涩拗口、生搬硬套的术语，却能够将多层次、复杂的跨界社会关系藉受访者的叙述娓娓道来。
“云南人”社群在缅甸、泰国、台湾之间的联系，包括他们在云南、香港、台湾等地建立起来的贸易网络，以及这一网络和家庭、亲属等群体间不同类型的社会联系。这一系列紧密的关系网，使得跨越国家和地理空间的“云南人”的社群认同，能够突破各种各样的障碍，得以长久维持。所以，这也是一本有关“流动的社群”及其关系网如何运作的民族志。“流动性”与“跨界”可以看作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本书侧重以“流动性”与“跨界”的辩证关系，来理解和解释“云南人”在缅、泰、台之间，基于流动性和文化价值来跨越与扩展其社会关系，建立大尺度的空间关系的方法，并具体透过商品、性别关系、观念与知识的传递等手段，来超越国家、市场、性别、家庭、年龄等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上各种各样的界限，据此“云南人”既能长久维系着群体的稳定性，又能够在不断的流动中发展他们作为整体的社群关系。
此外，这部作品也可视为近年来有关东南亚移民研究的一部突破性的代表作。一方面，它能帮助读者理解民族志方法是怎样建立起有关一个社群的知识，并使之与整体上的人类学有关人类社会的知识、理解和诠释相连接，为人类学知识建构增添新的内容；另一方面，它也能够帮助读者更深入具体地理解某一社群的文化建构过程，以及他们面对倏忽万变的世界时迸发的创造力和选择其生存策略的意志。除了对人类学、东南亚社会有兴趣的读者之外，这部民族志还能够帮助从事与云南、中国西南边疆和海外华人研究相关的学者了解“云南”作为一种文化和一种“社会网络”的理论研究视角。
虽然缅泰“云南人”的案例与其他海外华人社群的生存与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殊异，但本书给予读者的启发就是，在云南之外——缅甸，作者观察到一种“云南人”重建的或实践的“云南文化”是甚么样的：这是一个生活在跨区域状态下的群体，他们能够远距离维系相互之间紧密的亲属网络，他们的文化策略更倾向于“熟人社会”之间那种长久维持的信任和责任，以及风险共担的群体性。就这一社群的性别关系而言，在家庭内外，女性都扮演非常活跃的角色；就宗教与国家政治的联系而言，他们始终保持着灵活性来实现其趋利避害的选择；就传统的贸易、牲畜、对地理联系的理解，滇缅边疆社会的历史性和地域性知识传统是整合和联系社群的重要文化纽带。此外，家庭、社群内部对“闯天下”的鼓励态度、半农半商的生计经济传统、群体内部的公共财产制度，成就了云南人在云南与云南之外能够生存、发展的基础性的文化策略。
就此，作者解释为何要写这样一部著作时说：
“我要问的问题是：谁是这些云南移民？他们为甚么、以及如何能够持续迁徙流动，其活动和贸易的范围能够跨越国家的边界？这些活动又如何影响了当地的、区域性的和跨国的各类结构？同时，他们持续的旅行又如何影响了云南人的离散社群？（页15）”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作者借助“摩擦”（friction）、“旅行文化”（traveling culture）、“跨国民间领域”（transnational popular realm）、“权力的性别地理”（gendered geography of power），以及“流通”（circulation）等学理概念来分析“云南人”社群的迁徙和经济活动。作者指出，撰写这部民族志的目的并不仅仅要为“云南人”发声，其重点在于以“去中心化”的立场和角度来检讨缅甸的国族历史，挑战以国家政治权力为中心、任意制订对不同的群体实行或排斥、或收留的那种予取予夺的国家政治策略。
三 “云南人”网络的运作机制
作者针对不同问题，将相互扣连的民族志材料分门别类，从历史、政治经济、性别关系、移民与贸易网络等不同方向，铺排不同的故事或个案，对“云南人”做了既具体深入，又具宏观视角的呈现。她在“导言”部分点出，这本书以受访者生活史的叙述和作者深入参与受访者的家庭生活观察所得的细节，将缅泰“云南人”与中国大陆的历史断裂和他们家庭的分裂，植入滇缅边疆和缅北长期的政治动乱与族群冲突的生活现实中，详尽分析了受访者在经济困境压力下采取的文化策略。作者透过受访者的案例与区域政治地理的关系，在叙述中深入描绘了缅泰“云南人”的流动性和跨国经济冒险的方式与过程。
作者首先检讨了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指出前人研究的重点在于：缅泰华人中的“云南人”移民对当地市场的了解已经相当深入全面，加之他们内部独特的信用关系，因此对当地政治具有超乎寻常的适应能力和突出的风险承担能力。不过，作者希望走得更远一些，将旅居缅甸的“云南人”做了历史移民、季节性移民和政治难民的区分，指出其中约占八成的旅缅“云南人”是1949年之后的政治难民及其后代。作者决定“通过编织个人经验，以文本化的要素来描绘他们之间相互纠缠的主体性和所遭遇的摩擦”（页15）。她以跨地域联系为切入点来讨论“边疆／边界文化”和行动的冲撞与摩擦，并指出这是一种塑造了当今世界的多样化冲突中特别的社会互动类型1。因而，“边界”与流动的人群就成为整本书各章节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核心，像“云南人”这样的流动人群所经营的跨地域的网络联系，揭示了隐藏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边缘社群中的那种“边界的能动性”，这一讨论要点超越了长期以来学术界讨论东南亚高地社会时简单化的“中心— 边缘”论述模式（页15）。在缅泰华人社会中，“云南人”的流动性使得离散的“云南人”社群和他们的网络不断扩展。作者更进一步追问，社群的长期流动性怎样形塑了社群的离散性？
就全书的篇章结构而言，除了“导言”之外，作者将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移民史”（第一至四章）；第二部分为“跨国贸易”（第五至七章）；第三部分为短小的“后记”。作者在如何引导读者理解当代缅泰“云南人”的移民史这一问题上花费不少功夫，以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叙述渐次深入，一步步揭示了受访者在特定历史境遇中交缠的主体性和倾注于生活变故之中的情感与遭遇的挫折。在“云南人”流动的范围与地理尺度之内，“流动性”既包含了阶级与社会地位之间的互换，也意味着关乎性别、身体、地理上的一系列跨越，因此“边界”针对着不同的社会情境、对不同人的生活以及超越日常生活世界的种种界限而言，又具有不同的意义。
现将全书各章节的要点和逻辑关联进一步做些介绍：第一章题为“在缅甸的日子——张大哥”，本章藉受访者张大哥的口述史，介绍了1949年以来三代“云南人”移民如何在缅甸和泰国立足、发展的历史。1950年至1970年代， 由云南流亡缅甸的部队和各类边疆地方武装（如云南沿边各县的土司及士绅团防武装），在李文焕、段希文两位将军的领导下，建立了以缅甸和泰国北部为基地的国民党第三军、第五军建制，即后来新闻媒体所谓的“缅泰孤军”，他们直接听命于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指挥2。这一章详细介绍了这些流亡缅甸的国民党军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逐步从缅甸掸邦迁入泰北山区的过程。每当在一个定居点短暂停留，他们都设法建立起自己的社群生活中心和中文学校。在1970年代，他们卷入了与缅甸共产党武装的战争，期间许多人从腊戌迁到东枝，1980年代初再经景栋进入泰国北部。在整个过程中，也不断有一些士兵和家眷迁到台湾定居。1990年代之后，他们又与云南故乡和缅甸曼德勒等各地的亲戚恢复了联系。
第二章题为“纠缠的爱——猫妹”。“猫妹”是一位在台湾当研究生的掸（傣）族女孩的外号，猫妹曲折的生活经历、生活中的摩擦与冲突的漩涡迫使她不断地跨越各种社会文化的界限，游离在性别、阶级、社群、国家等不同类别的社会关系中，这些跨越改变了猫妹的命运，也给她带来持久的痛苦和挫折感。猫妹在缅北山区长大，从小帮家里放牛、养马、养骡子，童年生活就像传统云南农村的男孩女孩一样。1950年，因为“官僚地主”的家庭出身问题，猫妹的爸爸和姑母不得已从昆明经腾冲逃到缅甸，一直以来，姑母与猫妹一家的关系非常密切，是她把猫妹的弟兄姐妹带到彬弄华文学校上学，又带着他们迁居掸邦首府东枝。后来猫妹考入东枝大学，三年之后获得奖学金到台湾上大学和研究院。复杂的家庭关系驱使猫妹一直在缅甸、泰国和台湾之间奔波往还。
接下来的第三章题为“胸怀大志——父与子”，作者透过李先生父子的经历，详述了一家两代人如何与国民党第三军和第五军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李先生出生于萨尔温江边的长青山，与果敢隔江相望，自认祖上来自南京应天府，是追随南明永历皇帝流落缅甸的果敢人。李先生在腊戌亲国民党中华学校唸完了初中，又在亲共产党的中山学校唸完了高中，随后加入了国民党第三军，于1968年回到了家乡长青山组织支持国民党的民团武装。1973年后，李先生离开部队，转行经商。在这一章中，李先生的儿子李国光的生活史也一再提示读者，像李家这样的“云南人”与军队之间的联系，构成了“云南人”社群生活的政治基础。他们这一群人与缅北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存在长期的摩擦，后来又直接卷入了“金三角”鸦片贸易。在整个缅北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中，这群“云南人”不得不做出很多选择，他们既是参与者，也一直游离于不同层面的权力关系之中。缅甸的孤立主义政治、缅北的族群政治、东南亚的“冷战”，一再重塑了上世纪50、60年代不同类别的流动方式与方向：人群、资源、商品、资本、信息等等。李国光1980年代到泰国闯天下，还是得益于“云南人”之间的朋友和亲属的关系庇护，基于长期的互助和诚，他最终也闯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
第四章题为“伊斯兰跨国主义——云南穆斯林”，强调“云南回民”是缅泰“云南人”中的一个重要成份。作者以回民的族群和宗教网络来反衬“云南人”中的内部差异性。缅甸传统上将国内的穆斯林按来源分为四类，分别是南亚裔的嘎喇、罗兴亚人、缅人穆斯林和云南回民，即潘泰（Panthay，缅北汉话也称他们为“汉朝回子”），这些旅缅云南回民大约两万人。跟汉人一样，云南回民散居缅北各地，以清真寺为中心，在各处组成聚居区。因此，云南回民的关系网络也依赖于中国回民普遍实行的经堂教育制度和清真寺管理制度，这又与东南亚其他穆斯林的文化不同。此外，云南回民的亲属和贸易网络也遍及泰国、中东、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这一章中，作者通过景栋马爷爷、眉苗沐大爹等人的叙述，介绍了1873年杜文秀起义被清朝政府镇压之后，云南回民进入缅甸的历史、经堂教育体系、回民的马帮贸易传统和跨区域的通婚关系，这些联系成为维系社群的基本纽带。而且，来自缅甸的云南回民也逐渐发展成为整合台湾穆斯林社群的骨干力量。台湾的回民人口不多，在台北、桃园、高雄各地的清真寺中，来自缅甸的云南回民一直是支撑宗教活动和伊斯兰宗教教育的基本社群。伊斯兰、中国背景、跨群体通婚等特性，成为云南回民在不同的地方脉络下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的重要基本要素。根据受访者的诠释，云南回民是“以汉从回〔教〕”的群体（页121、125），他们与汉人一样坚守忠、孝、礼、义的道德伦理。另一方面，在杜文秀起义被清朝政府镇压后，一批流亡缅甸的回民在班弄建立了缅甸回民的聚居中心。回民善于经营马帮而且在缅甸经商的历史久远，因此回民马帮商人在“云南人”社群中起到很大的联系各地不同群体的作用。
在第五至第七章，作者讨论的第一个重点，是缅甸和泰国之间的跨界贸易的发展变化，特别在缅甸实行社会主义改革时期，“云南人”所控制的贸易和货物的组织流通与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影响，以及这些变化对性别关系的影响；第二个重点，是展示了自1960年代以来“云南人”跨界网络在缅甸玉石贸易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2000年以后，玉石贸易的网络又再透过新发展起来的海上贸易体系扩展到了香港及广州、揭阳等地。从第五章开始，作者把书写重点转移到贸易系。该章题为“『走夷方』——云南的马帮商人”，主要介绍“云南人”的马帮体系。马帮其实是以骡子（即骡马）作为役使畜力，在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山区，跨越山脉河流进行远距离运输和贸易。在1960至1980年代缅甸的社会主义化时期，大约80%的国内消费是在黑市上进行的，特别是在1980年代，70%从泰国走私到缅甸的货物是马帮经掸邦驮运到缅甸各地的。“云南人”经营的马帮在近三十年间一直控制着缅甸的黑市贸易。作者详尽解释了缅泰山区马帮的组织、走私的货品、贩运方法和马帮的社会网络、交通体系，以及与社会主义时代缅甸地下经济的关系和社会机制。此外，本章具体解释了缅甸国内的政治变化对鸦片贸易的影响，以及从掸邦的腊戌、当阳、景栋、大其力进入泰国美赛、清迈的“云南人”贸易网络的运作方法。这里我们发现在云南与缅泰边境之间，这一时期的贸易与流通的结算和信用体系、马帮的组织、有关骡马的训练等，一直延续了明清以来云南各地传统的贸易方式。就这些运作机制的历史延续性和当代影响而言，“云南人”的流动性、离散性和远距离亲属关系网络同样也影响了缅泰孤军和其他民团武装的组织运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缅泰边界地带的国家能动性的发挥，从而影响了滇、缅、泰之间的跨国结构的延续和变化。第六章的标题是“超越性别地理——做生意的云南女人”，主要以邱大姐等几位受访者的经历来检视妇女在跨越不同界别时的遭遇与面临的摩擦，从而解释女性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各式各样的断裂时，她们的能动力是如何迸发的。作为家庭支柱的女性如邱大姐这样，在滇、缅、泰间跑短途或长途生意积累了财富之后，纷纷将儿女送到国外留学或送到台湾上大学。这些家庭妇女兼成功的生意人总是想方设法去跨越那些意识形态的、地理和身体的边界。除了经营她们的家庭、在缅甸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亲戚朋友关系网之外，跨国流离的经历也一再勉励她们努力打破过去习惯的社会活动空间对她们的限制，可是，这样的突破又将她们抛入一个又一个难以预知的困境，循环往复。在这一过程中，缅甸土著妇女的经商传统又不断鼓励她们参与其中，无论汉人还是回民妇女皆如此。作为读者我们也意识到，今天生活在云南各地的女性又何尝不是如此？
第七章题为“玉石的贸易流通——段家和彭家”，作者将不易描述的缅甸与台湾、香港、中国内陆之间最为隐蔽的重要社会经济网络，通过玉石贸易做总体上的铺陈和总结。历史上，缅甸长期向中国输出玉石和翡翠，而且这一直是中缅贸易中最重要和贵重的商品，同时玉石又是跨越了不同文化意义体系的特殊商品——传统上中国人认为“黄金有价玉无价”。缅甸玉的主产地在克钦邦山区，但是随着194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变化，玉石贸易的方式和产销网络都发生了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在1960年代之后尤其显著。就玉石贸易的问题，作者指出“流通并非单向性的，流通还意味着人与物的往还，信息、知识、观念、技术、文化产品、宗教实践等的多向流动”（页210）。她以段先生和彭先生两位玉石商人在缅甸、泰国、云南、台湾、香港、广东之间建立经营的生意网络为例，将贸易知识和亲属关系作为网络的基础层，具体解释了与“玉”这一特殊商品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知识流通的复杂关系。亲属关系与生意密不可分，但是又与有关玉石的地方知识体系紧密相关，所以玉石成了最好的例子用以解释知识、经验、技术和文化产品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云南人”的玉石贸易，将台湾、香港与缅甸的仰光、曼德勒和云南腾冲、广东广州、揭阳等地连结为一个结构颇为严密的产销体系。缅甸政府在1992年以前，将赌石合法化成为明货，但是克钦邦与缅甸政府就玉石矿区的控制形成了长久的政治拉锯。在玉石贸易中，广东揭阳商人在玉石市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传统上云南人一直是控制玉石矿区的主要力量。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1980年代以后玉石贸易的中心重回中缅边界的瑞丽、腾冲一带，但是广州和揭阳也成为新的珠宝业贸易加工中心。作者虽然并未触及其中的融资与加工、销售网络等问题，但是可以想见，玉石贸易模式的转变涉及到中缅双方国家政策的变化与珠宝行业的变化，同时也与云南旅游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四 问题的延伸
总结而言，这本书以台湾为起点展开对缅泰“云南人”社会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条件就是中国的内战和国共的对立对边疆和周边国家的影响。作为这一政治影响的社会能动者，以滞留的缅泰孤军为组织的内核，亲国民党的“云南人”逐渐发展为一个特定的移民群体。无疑，华裔“云南人”社群的成长，与1950至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封闭和缅甸的社会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此而论，本书讨论的“云南人”网络，仅限于1950至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处于中国大陆、缅甸、泰国和台湾的政治经济漩涡中的“云南人”社群。毕竟，这是一个涉及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社会文化交错与摩擦的历史性的延续及其当代发展的重要议题，因此在本书讨论之外，我们仍然怀有极大好奇心，希望理解这一历史动态背后更加隐蔽的社会联系。
首先，历史上中国与缅甸之间的贸易规模巨大，贸易网络也非常复杂多样，这些贸易和移民网络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更是巨大，特别是近年中、缅、泰跨国贸易的飞速发展，早已重塑了缅泰“云南人”与云南及其他地区，以至东南亚其他华裔社群之间的联系，加之随着近年来台湾岛内社会政治局面的变化，缅泰“云南人”与台湾的纽带正逐渐弱化。这说明，本书讨论的缅“云南人”社群本身也正经历着重塑与云南和台湾的联系网络的过程。缅泰“云南人”群体也一直处于“自我更新”的情景之中。作者对这方面的研究略为不足。其次，自1990年代以来，滞留的缅泰孤军逐渐归化泰国，其对“云南人”社群的凝聚作用也逐渐萎缩；贸易方面虽有波动，但是缅泰之间的毒品、农产品和中国产工业品在1980年代以来三十年间的贸易量仍然很大，问题是，在第五章中作者就黑市贸易量的估计，还不能够清楚解释这些贸易网络背后复杂的社会与政治纠葛。此外，第七章关于玉石贸易的部分，资料来源较为松散，有泛泛而谈之嫌，不像前几章建立在非常细致的材料基础上，说服力还不够强。就以上两点来说，本书对“云南”与缅泰“云南人”社群的关系的讨论还值得深入探究。不过，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发现，在缅甸、泰国和台湾之间流动的“云南人”总因其间一个强大的文化纽带的维系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正如本书指出的，他们具有一种突出的集体照顾的精神。以第三章有关果敢的讨论为例，从事鸦片走私的军队就发展了一种集体财产的管理方法：一半鸦片贸易所得为公有，另一半所得为士兵平均分配。在同一章中，李国光的经历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当他到泰国闯荡时，他工作的工厂被查禁，老板也逃走了。剩下来的“云南人”将工厂的剩余物变卖之后，也是将所得平均分配。这样的做法，多少反映了云南地方传统中存在不同形式的集体主义文化或强烈的维持“村落共同体”的意识。
“云南人”在缅泰的案例让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来观察云南和西南边疆，我们看到，这样的地方传统能够一再复制、延伸到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去，并起到了重要的维持群体凝聚力的作用。类似这样的维系“云南人”社群的文化纽带和社会机制，在支撑东南亚和台湾的“云南人”的离散性社会网络中的作用是十分显著的，他们之间长期维持着相互照顾的亲密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以共同的方言、共同的地域想象来维系群体中的忠诚与强烈的归属感，这些文化价值和社会实践，都在缅泰孤军等的生存经历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也值得我们在作者的研究基础上向历史纵深及其当代变化等维度继续探讨。
主编：何明
编辑：冯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