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从靡靡之音到风靡之音
原载：《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1期
作者：傅言
1977年的春天仍然是寒冷的，刚刚从一场血肉盛宴中挣扎下来的中国人用一种冰冷和坚硬来掩饰内心的空虚乏味与恐惧，此时，一个清丽柔美的女子，用她轻缓宛转的声音，将禁锢着整个中国的坚硬轻轻破开一条裂缝。
2006年“五一”长假期间，央视十套特别节目——《中国流行音乐20年·那些年，这些人》播出，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了关于邓丽君的大量珍贵影视资料。一时间，网络上回忆和评论的文章数量急遽攀升，人们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解禁”。这个最早将满眼坚冰化开一滴春水的人，人们称之为“一个时代的记忆”，尽管她的歌声曾长时间被官方和正统所禁止和拒绝，但不能否认的是，她启蒙了一个流行文化的时代。
唯一的邓丽君
1977-1978年，邓丽君的歌曲磁带先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流传，继而通过电波和卡式录音机的普及，迅速进入内陆地区，并立刻为多数人所接受。
“邓丽君是唯一的。”对于那些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邓丽君歌声成长的人而言，这个用一种轻轻的柔软抚慰他们心灵的歌手是无人可以替代的。现任《人民音乐》编辑部主任的金兆钧当年还是北京师范学院学生，1978年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邓丽君的歌曲，第一个感觉是：喜欢，非常喜欢。“对于那时的青年来说，听邓丽君的歌曲首先来说对我们不陌生，因为她的歌曲保留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的那种文化基调。”不止是年轻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王酩（1934-1997）也对邓的歌曲产生浓厚兴趣，曾经借了邓的磁带一个人躲在屋子里研究歌曲的配器。
就在邓丽君婉约清丽的声音响遍中国时，反对的声音也开始出现了。1980年，一些老资格音乐人召开了一场专门针对当下流行音乐取向的讨论会，称为“西山会议”。在会上，一些专家对于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音乐表达了否定的观点，并批评了内陆著名音乐家张丕基、王酩等，原因是他们的歌曲写得开始像港台歌曲了，李谷一的《乡恋》也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受批判的典型。在这次会议上，邓丽君的歌曲被冠以“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的称呼。此后很长时间内，官方对于邓丽君基本持一种禁止传播的态度。
翻开许多描写70年代末的小说，时尚青年的形象总是难以摆脱这样的定式：墨镜，长长的鬓角，裤脚肥大的喇叭裤，以及手里播放着邓丽君歌曲的收录机。官方的禁令反而助长了邓丽君的流行，当年曾是学校里文艺活跃分子的金兆钧在某一天接受了一个特别的工作：在学校里开办专门介绍邓丽君以及流行音乐的讲座。三场讲座下来，学生们反响热烈。随后，在一次北京市团委召开的关于流行音乐的讨论中，金兆钧又获邀出席并做了专门的报告。对于这种似乎有违官方意志的插曲，金兆钧在多年后回忆时平和地说：“关于邓丽君的争议其实是没有定论的，即使在官员们内部也没有统一的看法，包括在西山会议上，有人也提出过对邓丽君的歌曲不能一概而论。这种争议到今天仍然存在。”
对邓丽君的被禁，金兆钧称为“中国思想解放初期的两种观点的交锋”。金兆钧认为：“邓丽君的流行实际上触及到了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文艺界开始分裂为两种创作态度：大众文艺（或称国防文艺）和保持艺术家的独立。正是在这样的分歧下，才产生了后来的文艺创作派别，争论也就由此开始。上海的流行文化从一开始就被称为'孤岛文化’，因为它的受众就是十里洋场里的那些都市人，不是占国人比例多数的农民。因此，在这种争论中也就一直处于下风。邓丽君的歌曲直接承袭的恰恰是'孤岛文化’的精髓，如果在当时承认了邓丽君的流行，那么也就暗示着那些'根据地派’的选择错了。这是我认为邓丽君被禁的重要原因。”
当时，邓丽君的音乐磁带当时难以在大陆公开出版发行，于是走私和翻录她的磁带成为了赚钱的生意。有人回忆称，当时翻录邓丽君的磁带，五角钱一盘已经是很公道的价格了。这种私人翻录的生意遍布于当时的农贸市场和一些小商铺内，一些居民也在自己家中用简陋的设备经营这种生意。很多青年乃至中学生都有不辞辛苦地在曲折的胡同里或者嘈杂的市场中，捏着汗涔涔的钞票寻找翻录人的有趣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