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奘在幽燕大放光彩：有趣的佛教入辽(之八)
文/王德恒
云居寺的律宗和慈恩宗
有《云居寺》一书书曰：“自唐以来，禅律共处，至辽代，则改为律宗。”与史相符。
前文论及当辽圣宗朝时，由辽圣宗颁旨、诠晓执行对禅宗经典在燕京进行焚毁；到云居寺砸磨之事。开始此事为佛教中的教派之争，和宋辽两国战争和政争的背景。
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和好，双方均谨守条约，和平友谊成为主旋律。但是，在文化方面，暗中却是呈现出竞争状态。宋太祖时代，宋朝抢先刊刻了《大藏经》，因为是刊刻于开宝年间，故称为《开宝藏》。此经刻完后，曾经应高丽、日本国僧俗之请，赠送给两国。《开宝藏》中有许多新译经，后来又在真宗、仁宗时代经过两任皇帝亲自校订。按照当时的状况，宋朝也应该赠送给辽朝。因为赠送佛教为祈福表示友善之道。而且当时宋辽的关系也确实友好。
房山《云居寺石经简目》金刻宋译三十帙是按照宋藏原有序列下来的。此三十帙之后，又续刻法天翻译的《分别缘生经》一卷、《未曾有正法经》六卷，合编为[说]帙。后二经都是宋藏《大中祥符法宝录》所收录的。这可以证明辽藏收宋新译经三十一帙，是根据宋藏天禧本覆刻。刻制的时间应该是在圣宗晚期，太平三年至太平十年。到这时，辽藏至少雕印颁宣了三十一帙，含以前的部分，既是[天——说]共计557帙。
辽藏（根据宋藏天禧本）收入者只是新译佛典及西方圣贤集著。对宋帝御制诸品及《景德传灯录》等禅宗之籍皆不收。这又说明辽藏的编校者严守本朝立场，对禅宗经典则一如既往地排斥，门户很深。这一点，尽管“澶渊之盟”后，双方结好，称兄道弟，宋帝崩逝，辽圣宗举哀真挚殷切，但是，并没有因此全盘接受宋朝的文化，包括佛教文化。
应当指出，前此有据辽太平二年蔡忠顺所撰《大慈恩玄化寺碑阴记》，认宋藏之入辽应在圣宗太平元年者。按蔡忠顺其人系高丽显宗时的“参知政事”，《辽史·圣宗纪》载“开泰元年夏四月庚子，高丽遣蔡忠顺来……诏王询亲朝”即此蔡忠顺。时高丽使用辽的年号，故碑文所载，指的是宋藏入高丽之事，而辽获得宋藏也应该在此前后。
这一段历史说明，云居寺从诠晓开始的由禅改律，虽然在澶渊之盟后，并且得到了宋藏，但是，云居寺律宗为主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
辽代改禅为律，在历史上是一件有很大影响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孤例。《云居寺》一书说：“辽代通理大师主持刻经，于前代不同，以前所刻多为大乘的经。通理则刻律和大乘论，于是，经、律、论三藏齐备。”是符合辽代的刻经历史，也同时揭示了佛教律宗在辽代的极度兴盛。
中国翻译佛教戒律和实行受戒仪式开始于曹魏嘉平年间（249----253）。那以前的中国僧人只落发，不受戒。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发现了这个问题，专门翻译了《僧祗戒心》，请当时的传法僧人带到洛阳，中国佛教僧人开始有了受戒的仪式。此后，经过二百多年，印度流传的“四部广律”，“五论”全部传到中国南北。
在北魏孝文帝时代，法聪律师开始在北魏首都平城（今大同）开讲《四分律》，慧光律师作《四分律疏》，删定《羯磨戒本》，“四律”、“五论”开始弘通盛行，律宗的基础开始奠定。之后，慧光的弟子道云、道晖、洪理、昙隐，一直到智守集前人大成，创《广疏》（又称《大疏》），律宗从理论到形式都建构了完整的系统。
在唐代，律宗达到了和禅宗并驾齐驱的地位。而在民众中的影响甚至更大。民间佛教的戒法五花八门，还直接影响到其它各种教派，连影响最大的道教亦在其列。而佛教律宗主要为“四戒”，即戒法、戒体、戒行、戒相。由此生发开去，加以论列，因所持义理和性相的见解不同，律宗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甚至举行的受戒仪式也有了区别。各派的戒律，周详而又琐碎。陈述起来那是很烦冗的。但是，律宗由于一改禅宗坐禅颂经的形式，律戒当时即能目见，外守其戒，则内心彰明，所以，产生的影响便明显了起来。
对于契丹这样的有本族语言，而在官方公文等方面又大量使用汉文的情形下，禅宗以内视为主的修习方式便不太实用，而律宗则很容易为他们所接受。辽太祖始崇佛教，圣宗、兴宗、道宗臻于及至。圣宗除了增建佛寺、施给寺院土地民户以外，还注意了加强了对佛教教务的管理，由于民众间对佞佛，当时便通行过“燃指供佛”的习俗。对这一陋习，圣宗便颁旨禁止了。他拨款支持云居寺刻经，也要派人管理。所以，圣宗时的佛教发展是井然有序的。
辽兴宗则过之。他本人带头皈依受戒，铸造银佛，编刻《大藏经》并且常常召名僧到内宫说法，并且给予高官显爵。当时僧人中正拜“三公”、“三司”兼理政事的有二十人。甚至在兴宗微服胡闹的时候，还有僧人参与。道宗文化修养高，他通梵文，对华严学造诣颇深，对《释摩柯衍论》尤其精通，关于“性”“相”之学，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往往自己在宫内设坛开讲。而这三帝，都排禅重律。道宗的时候，在内廷设坛受戒，开讲律学风气，一时之间，辽国境内受戒行律朝佛的风气大行其道。除了完成《契丹藏》和房山云居寺四大部经外，还建造了许多寺院佛塔。北京的大昊天寺虽然是大长公主捐私宅所建，但道宗专门赐钱五万贯，御题“大昊天寺”，懿德皇后萧观音是大长公主的女儿，也仿效母亲赐予了大昊天寺许多银两。而且，萧观音每天按律宗规矩为佛菩萨上香礼拜，成为长久的功课。正因为如此，大昊天寺成为当时京城中最大寺院的一个主要原因。后来，大昊天寺的一个僧人，前来主持位于良乡的法象寺，呼其寺的舍利塔为昊天塔，从此，法象寺本名倒不为人所注意，久而久之，讹传成真，使昊天塔也成为著名的佛家胜地，自京而南，一片梵音。
当时，除了主持刻经的通理大师之外，海山、志智都是名噪一时的律宗高僧。海山和兴宗互相唱和，多为以律宗为宗旨，从现存所遗的诗歌来看，海山和兴宗都是平等唱和的。海山又名非浊，他继承德云大师的遗志，利用新得的宋新译经，将一切佛菩萨名号集全，之后，便刻进了房山云居寺石经之中。
在《云居寺石经简目》中《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二卷，编入〔勿多〕二帙。应县木塔所见《辽藏》“卷第六 勿”恰与其帙号相合。依《千字文》、，此二帙为564与565号，已近579号之末。
《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二卷前有辽代高僧思孝所作的《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详述此集之编纂入藏始末，是辽藏始雕于圣宗朝的另一重要旁证。
据真延所记，非浊得前二十卷手稿于重熙十八年，集全后奉呈给兴宗，兴宗颁旨，将这部经典收藏在《大藏经》的同时，也在云居寺进行雕刻。到了通理大师时，律宗的律论雕刻完成，云居寺经律论三藏齐备。
这是辽朝对云居寺刻经事业也是对佛教事业的重大贡献。
而素来不显扬自己的慈恩宗经律论由于和律宗有着义理方面的关系，在此时，成为云居寺刻经的主要底本。在石经未回藏之前，在藏经馆陈列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大唐三藏法师玄奘”所译经的刻本。而慈恩宗的创始人就是玄奘，玄奘的徒弟窥基又加以发扬光大，诠晓在辽代接踵其后，使慈恩宗大行其道，唯识论哲学得到发扬光大。在佛经学术上，幸有云居寺保存的佛经经幢碑刻等，使我们还能理清这一段历史，悟道佛学中的禅律之争，幸甚。
2017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