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 Roessler | 非洲的个人统治、政变和内战
文献来源：Roessler, Philip. "The enemy within: Personal rule, coups, and civil war in Africa." World Politics 63.2 (2011): 300-346.
作者简介：Philip Roessler，威廉与玛丽学院政府系副教授，非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构建和发展。其个人主页参见：https://philiproessler.net/
我们如何解释大规模政治暴力现象的发生？
对于这一问题的第一波定量研究更关注结构性因素，例如低收入、高人口规模，多山的领土和境外的庇护所等因素。第二波跨国研究发现，在后殖民国家，基于种族身份而对这部分人群进行政治权力上的排除、限制与内战的爆发显著相关（Wimmer, Cederman, and Min 2009; Cederman, Wimmer, and Min 2010)。也就是说特定的族群权力结构和内战的爆发相关。
但是他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如果统治者明知族群排除(ethnic exclusion）政策会增加内战风险，为什么他们还会这么做？
本文通过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验研究发现：在个人统治下，精英之间的承诺难题导致政权内部面临一种安全困境。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政变和未来的内战风险之间，统治者往往会选择后者，宁愿冒着内战的风险来取代政变的风险。
族群权力分享机制和非洲的社会和平
对于独立后非洲统治者所面临的挑战，米格代尔做出了“强社会中的弱国家”的经典论断。在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和能够整合全国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侍从主义(clientelism)也就成为非洲统治者建立并维持自身统治最常用的做法。非正式的庇护网络常常凌驾于正式制度之上成为政治控制的基础。为了彰显自己全国意义上的合法性，统治者往往试图去构建一个族群包容的政府，即便是来自和自己对立族群的精英也能得到政府的任命。正如图 1展示的那样，后殖民时代非洲政治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精英共容（elite accommodation)
但是与之相悖的是，如果这种权力分享机制能够为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带来双赢并且巩固社会和平，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政治安排仍然会走向崩溃并导致冲突呢？
“生存的政治”和内部安全困境
政变一直是非洲政权变动的第一原因。内战往往要有大规模动员做准备，相比而言，政变更像是一次突然袭击。因此政变对于统治者而言是一个更迫在眉睫的威胁。参与政变的人员往往不是来自于社会而是来自于政府内部，尤其是军方和警察。米格代尔用“生存的政治”来描述统治者对于政变威胁的抵御。例如经常对政府核心部门、军队、警察等部门的领导进行频繁调动。此外，统治者还会尽量扩大执政联盟的规模以最小化不满，如果统治者能够确保重要的精英相信进入核心权力圈子的大门始终不会关闭，那么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他们参与政变的动机。
这种始终处在政变风险之下的精英共容实际上导致了一种安全困境。因为统治者和被吸纳的精英总是担心对方破坏权力分享的承诺。对于这种“朋友变敌人”的相互担心迫使双方采取更多手段来捍卫自身的特权。统治者会让自己最信任的人掌握重要部门的领导职位，尤其是军队和警察，这些最被信任的人往往来自领导者自己的族群甚至家庭。这也让其他族群的社会精英更加担心自己会被逐渐边缘化以致于最终被逐出核心圈子。这一逻辑发展到最后就是彼此坚信必须将对方除之而后快。在这一阶段，将对方清除出权力中心是确保政权不易手和个人生存的唯一手段。
族群排除的策略逻辑
当所有政治精英都有强烈的动机隐藏自己真正的忠诚对象时，统治者如何判断谁才是其中的反对派呢？基于对威胁的高度敏感和威胁发动者的高度不确定，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式就是根据族群身份来做判断。在那些族群冲突高发的国家更是如此。
除了让被排除的族群远离权力中心外，这种排除政策还能起到两个重要的作用。通过针对密谋政变者及其族群的连坐惩罚。一方面以杀鸡儆猴的方式震慑潜在反对者。另一方面强化了统治者自身族群内部的支持。
排除策略是一种巩固在任者权力以及终结内部安全危机的做法，但是这种做法没有在根本上清除冲突发生的土壤。正如之前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实行排除策略的政权更容易走向内战了。对于其他族群精英的排除实际上破坏了国家对社会控制的非正式网络。这不仅削弱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更削弱了国家对其领土的控制。尤其是在被排除族群聚居的地区，反对派的政治动员、人员招募和资源提取都会变得更为有效。
因此作者提出了两个假设：
假设1：统治者采取族群排除策略是用内战的风险替代了政变的风险。
假设2：尽管这可能会增加在未来和目标族群发生内战的风险，统治者还是更倾向于清除那些在国家暴力机关有立足点的族群。
经验检验
作者主要利用了Wimmer, Cederman和Min的Ethnic Power Relations(EPR) 数据集。该数据集能够测量1946年至2005年世界上所有国家内部各族群成员在行政维度上对国家权力的掌握。
作者运用Patrick McGowan的非洲政变数据库构建了三个变量，GroupScoup(是否在给定族群内部有成员领导或显著参与了一场成功的政变)；GroupFcoup(否在给定族群内部有成员领导或显著参与了一场失败的政变)；GroupRebel(是否给定族群内部有成员领导或显著参与了一场反对中央政府的大规模叛乱)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模型中，共容(inclusion)策略和成功的政变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和大规模叛乱的发生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有力的支持了假设1。
作者如何对政权的排除（exclusion）进行测量呢。为此，作者构建了两个变量。一是Exclude Basic(前一年在中央政府中存在代表的族群在这一年是否被排除出去了)，这也是模型14和15的因变量，和Exclude Dynamic(前一年在中央政府存在代表或前一年在夺取政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这一年被排除出去的族群)，这也是模型17、18的因变量。通过表2可知，那些属于在当前或前一年份被暴力手段推翻的统治者的族群(Irregular Replacement)更容易遭到被排除的命运。而那些曾和在任统治者一起夺取政权的族群(Coconspirator)也更容易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这也论证了作者前面提到的“从盟友到仇敌”的过程。同样因为这些族群中的精英之前更多的能够接触到国家的暴力机关，他们在权力清洗中首当其冲也验证了作者的第二个假设。根据模型18和19可以看出，那些曾在先前的政权变动和现任者并肩作战的族群(Coconspirator)更容易参与到对现政权的政变活动之中。从表2中也可以发现，统治者自己的族群(Ruler Ethnic Group)和排除效应呈显著的负相关。
结论
统治者会在政权内部清除那些会对其政权造成可信威胁的群体，即便这一群体是和自己当初并肩作战的盟友，即便这种清除会强化内战的危险。经验研究也发现，如果当初一起夺权的共谋者和统治者不属于同一族群，那么他们在之后与政权为敌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族群。
这篇文章在三个方面上推进了比较政治对于内战的研究。首先，这篇文章整合了政变和内战的文献。其次，这篇文章阐明了精英排除(elite exclusion)的逻辑。最后，这篇文章在内战研究中考虑到了个人统治下的非正式制度。
这篇文章认为，起于国家边陲地区的叛乱，其根源其实在权力中心。这挑战了传统对内战爆发的结构性因素的解释。
编译：赵德昊
编辑：吴温泉
审读：何家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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