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古都轴线历史，领略北京中轴线之美
2021年，《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进一步推进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同时启动了文物保护修缮工程。一时间，这条曾被梁思成先生称赞为造就“北京独有壮美秩序”的中轴线，引发舆论关注。
回望过往，我国自古便注重首都中轴线的建设。无论是古朴典雅的长安城，还是气势非凡的洛阳城，抑或是龙踞虎盘的南京城，都有独特的中轴线风貌。北京中轴线的成型，离不开这些城市的探索。
早在上古时期，各朝的都城建设就有了“轴线”的概念。不过，与现在不同的是，当时多采用的是“双轴线”的设定。
所谓“双轴线”，顾名思义，就是城市有两条平行的轴线。有历史学家猜测，城市建造者如此布局，可能与王权与神权的斗争有关。
上古时期的人们，囿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在做事之前一般都喜欢通过占卜的形式，预测吉凶。从军国大事到民间琐事，皆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神职人员渐渐通过解卜的方法，掌握了国家权力。他们或者假托神灵下凡，或者假冒先祖临世，逐渐让神权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
事实也是如此。《清华简·厚父》中说，夏朝的大禹、启、少康能敬畏神灵、尽心祭祀，因此上天护佑他们，如果后来的夏王也能如此，那么夏就能永有天下。然而帝孔甲以刑杀治国，不敬上天，夏在此时就已经注定了亡国的命运了。
可见，夏朝自孔甲开始就有不敬上天、摒弃神权的倾向。在夏王和官僚体系的有意打击和排斥下，夏朝的神权被君权彻底压制，民众对待神权的态度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然而，东方的东夷部落仍然以原始的氏族血亲关系为纽带，并没有稳定的君权和官僚体系，掌控氏族大权的仍然是传统的神职人员。他们对夏王摒弃神权的举动非常不满，自帝孔甲开始，就不断有东夷部落叛离，到夏桀之时，随着东方商族的强势崛起，神权与君权的冲突全面爆发，这就是史书上著名的“汤革夏命”，结果，商汤在鸣条击败了夏桀，商朝由此取代了夏朝。神权在中原大地又一次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
因此，在我国上古时代，一直实行的是神权与王权的“二元政治”，这种政治形态反映到都城建设之中，便出现了“双轴线”的概念。这意味着都城有两个核心，
以二里头宫城遗址为例，这是典型的夏时文化遗址。据了解，二号宫庙遗址与一号宫殿遗址并列于宫城东西，这可能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一号宫殿遗址主体建筑殿堂遗址与其院落南门及宫城南门南北相对。二号遗址主体建筑与其院落南门相对，在宫城南城墙上还未发现与之相对的宫门。不过从宫城整体布局来看，南宫墙东部有可能还有一座宫门，如果这一推测无误的话，二里头宫城应该有两条东西并列的南北向轴线，也就是宫城的“双轴线”。
这种布局，在偃师商城中也有体现。有资料显示，偃师商城遗址宫城位于早期都城南部中央，东西分布有两组建筑。东组先后建设有四、五、六号建筑基址，学术界一般认为应是宗庙建筑，西组建筑自南向北有二、三、七、八、九号建筑基址，学术界一般认为它们可能为宫殿建筑。宫城南部东西并列二门，西部南门为宫殿建筑南门，东部南门为宗庙南门，东西分布二南门，均为“一门三道”。如果上述推测无误，偃师商城宫城的南北向轴线应是东西并列两条，即西组的宫殿区轴线与东组的宗庙区轴线。
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起始于西周，在春秋战国达到了高峰。
牧野之战，周武王在朝歌大破商军，纣王在鹿台自焚而死。天下由此进入了周王朝统治时代。周族的胜利，引发了人们反思，为何神灵保佑的“大邦殷”会被“小邦周”所灭？神灵在人心面前到底起不起作用？
这些疑问的存在，直接动摇了神权的基础。此后，周公又提出了“敬天保民”的思想。其中，“天”代表的是神权，“民”代表的是王权，“民”与“天”并列，其暗含的意思便是王权要与神权并驾齐驱。自此之后，王权开始抬头。在春秋战国时，王权已经完全摆脱神权的束缚。神权的式微，也让神职人员在都城建造中丧失了话语权。都城“中轴线”时代就此开启。
由于秦朝的咸阳城，是以战国秦国王城为基础建设的。因此，西汉都城长安城，成为了我国第一个由封建帝国建造的都城。在这座城市中，无论东西向中轴线的“直城门大街”，还是南北向中轴线的“安门大街”，均把都城“中轴线”视为“中轴路”，都城的宗庙与社稷分列中轴线左右两侧，形成“左祖右社”的格局，这成为汉代以后至明清都城中轴线的基本原则。
魏晋南北朝时期，都城“中轴线”的建设又发生了变化，这时的都城“中轴线”基本位于都城东西居中位置。有资料显示，魏晋洛阳城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分布有：洛阳城南的委粟山营造圜丘、洛阳城南城门(宣阳门)、宫城正门(阊阖门)、大朝正殿(太极殿)。这条中轴线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宋开封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的重要源头。
明清时期，是王权的巅峰时代。因此，明清北京城中轴线，也处处体现着王权的尊严。
北京虽说在辽金的时候，便成为了国家的行政中心，但是大规模建设，还是在元朝。我们如今所见到的北京中轴线，虽说为明朝所建，但以明嘉靖二十三年(1553年)为时间界限，此前的明北京城基本上是在元大都基础之上建成的，其都城中轴线也与元大都基本相同。具体而言，那时的北京城中轴线，南起正阳门，向北为大明门、再北入正门承天门、端门、宫城正门午门，北对正殿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乾清宫、坤宁宫、饮安殿、顺贞门、玄武门，出宫城至北上门、万岁门、万岁山、北中门、北安门。
嘉靖二十三年之后明北京城外城(南城)的修建，使原来的都城中轴线向南大大延伸，不过其中轴线的方向还是前后基本一致的，南起北京城正门——永定门，向北经正阳门大街，入正阳门，其北部与嘉靖二十三年之前的明北京城中轴线重合。
至于清朝，北京城的中轴线完全沿袭了明北京城中轴线，仅城门、宫门、宫殿等名称有所不同。比如，“大明门”改成了“大清门”，“玄武门”更名为“神武门”。
作为“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北京城严格遵循传统的“营国”理念，按照“天人合一，象天设都”的都城规划和建筑设计思想，确保鲜明体现封建皇权至上主题思想的城市空间格局。
自明朝至今，北京的中轴线已经成型了六百多年。而在百余个甲子轮回中，这条中轴线见证了无数的悲欢离合。
先说说午门。这个地方，大家并不陌生，小的时候，听说书的人讲书，常常听到某大臣惹恼了皇上，于是龙颜大怒，一道圣旨，将其“推出午门斩首”。那会儿，笔者总觉得故宫的午门，是斩首杀人的地方。
长大了以后，才知道敢情“推出午门斩首”，是民间老百姓的一种讹传。
午门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有3个门，正门肯定是“走”皇上的，每年皇上祭天和到先农坛“农耕”都要出这个门，然后走正阳门，穿过“金街”，到天坛和先农坛。此外，每年的腊月初一，皇帝都要在午门举行“颁朔”典礼，向全国颁布次年的历书。
当遇到重要的战事，皇上派出的军队凯旋还朝，要在“午门”接受皇上的庆贺，并且举行“献俘礼”。也就是把俘获的战俘敬献给皇上，听候处理。
比如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四月，援朝明军总督邢玠在紫禁城午门进行了规模隆重的献俘仪式，明神宗朱翊钧一声旨意，六十一个日军俘虏被斩首示众。随后，朱翊钧做“平倭诏”昭告天下，诏书上庄严写道：“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无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
说完午门，再说说神武门。
神武门不是从诞生之日就使用这个名字，最早营建紫禁城时，它被称为“玄武门”。这个名字很多人并不陌生，唐代著名的“玄武门之变”便是发生在长安城皇宫的北门：玄武门。
因为康熙皇帝的名讳叫做“玄烨”，为了避讳，清廷就把“玄武门”改为了“神武门”。一同被改名的，还有西侧的大高玄殿，当时改为大高元殿。
在清朝，神武门是选秀女的“主战场”。秀女制度是清代特有的一项制度，伴随着各种影视剧和文学作品的出现，很多读者朋友对这项制度一定不陌生。
清代的选秀根据参选女子出身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其一是正统旗籍的女子，一旦被选中，就被授以主位的身份，以备妃嫔之选或指配近支宗室。乾隆皇帝的原配皇后孝贤纯皇后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其二则是内务府上三旗(皇帝所属的正黄、镶黄、正白旗)的包衣(奴仆)，这些女子通过秀女制度挑选出来后，主要是进宫伺候主子，服侍主子十几年后，可出宫自由婚配。不过也有一部分人被皇帝相中，从而一步步爬上主位。嘉庆皇帝的生母孝仪纯皇后便是内务府正黄旗包衣出身，入宫后从宫女一步步走上后宫权力的巅峰。
神武门北侧是明代的万岁山，即今日的景山，这座不高的山峰，既是紫禁城的“靠山”，也是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殡天之所。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军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检缢死于万岁山东麓一株老槐树上。清军入关后，为笼络人心，将此槐树称为“罪槐”，用铁链锁住，并规定清室皇族成员路过此地都要下马步行。
以上所说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北京中轴线，还有很多传奇，等待人们去挖掘，去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