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兵

抗战事起，教育部决定将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私立南开大学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0月25日开学。翌年四月，再迁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为确保途中安全，政府委派黄师岳中将率队护卫。

从长沙到昆明，经过体检，挑选出三百名男生加十几位教授步行前往，其余同学及教授则乘坐各式交通工具，经广西绕道越南海防抵达昆明，所需费用由教育部拨款。战事危急，财政捉襟见肘，士兵单衣草鞋，一个排只能配备一条毛巾，虽如此，学校不停课，老师不减薪，后方学校须无条件接收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因为“国家亡了还可以复兴，文化亡了就娘西皮全亡了”。

矩矱慎严、性行刚毅的黄中将，对学生却是百般呵护。步行诸生，每走一小时，喝茶一次，每行四十里，休息一回。对于几位教授，专门的护卫劳身焦思，唯恐怠慢。途经湖南境内匪患区，政府照会之，要他们放过学生，土匪虽不知书但识理，岂敢造次。进入云南，龙云力图将“地方”融入“抗战”，电令沿途军政好生护卫，不得有半点差池。

一路山高路险，师生毫发未损，“人生如斯，好像一次壮游”。1938年4月27日，学生安抵昆明，先在大板桥休整一夜。次日举行了质朴的入城式，却已是战争年代的豪华排场。不曾独自离家生活过的人，不易长大，经过此般壮行，学生们似乎一下子成熟起来，此时个个精神抖擞，以示抗战到底决心。昆明则万人空巷迎接学生进城，放眼望去，满目的家国兴亡之感。随后，已年届半百的黄师岳在圆通山门口点名完毕，将花名册郑重交给联大校长蒋梦麟。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之后联大师生也未尝辜负国家期许，受人之恩，铭记于心，报之于社会。至抗战艰难阶段，千名学生更是打破自我疆界，自边缘到融入。“家有壮丁，抗日出征，光宗耀祖，保国卫民”，壮丁不足，斯文削瘦的学生补充之，不是末等生，而是一等兵。投笔从戎，弃文就武，于缅甸前线充任翻译；经世致用，康济时艰，于滇缅公路充当技师。之后的学术门径，惠及后人，足以名世；之后的学术成就，斐然如塔，足以寿世。昔有“十不可不读书”箴言：“父母辛勤，仆夫血汗，论本心，则书不可不读；明窗净几，尘缘勿交，论受用，则书不可不读；登坛取友，负笈从师，论钦尊，则书不可不读；家园温厚，好景无多，论目前，则书不可不读；杖头钱尽，俯仰何堪，论寒苦，则书不可不读；名扬争重，落魄人轻，论势利，则书不可不读；流光易度，老大徒伤，论寸阴，则书不可不读；朋侪高下，彼此相形，论齐贤，则书不可不读；文章莫辨，稽古茫然，论空疏，则书不可不读；气质未化，学业未成，论进修，则书不可不读。”可否再添两条：“国家危难，民族存亡，论责任，则书不可不读；大敌当前，安危旦夕，论担当，则书不可不读。”

战端纷起，流民骤增，英国宣教士艾伟德女士于山西阳城一县竟收留孤儿二百余。1940年，出于安全考虑，其委派助理晋本光先行将其中的百名，送往后方西安另一位教士主持的孤儿院，自己则带领余下的94名孤儿稍后前往。其将逃难计划报告县长后，县长惊讶不已，试图劝阻，其毅然道：“这一百个都是神赐给我的孩子，一个也不能丢下。”县长苦劝无效，虽力不逮，不敢不勉，只能全力以赴，咄嗟立办，派两名士兵运粮随行。大道已被日军封锁，一行只得在人迹罕至的骡道间踽踽跋涉，大山纵列，起伏无穷，其间，遇到一支几十人的国军队伍，接济孩子们一批食物而渡过难关。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十二天后终于抵达垣曲的黄河岸边。又在河边等待四日，方有一艘国军渡船自对岸驶来，遂分三批次过河，又在军人的帮助下，搭上开往西安的火车，几经辗转，抵达扶风。

1941年春至1943年夏，张大千耗费巨资，携带各种器具，同家人及弟子远赴敦煌，摹习壁画，偏居两年零七个月。1943年3月22日晨，张大千忽闻有土匪来袭，遂躲入莫高窟位置最高的第三百零五号窟，洞口由几名士兵守卫，一名喇嘛则骑驼外出求救，另一士兵独自携带武器入山，频放空枪，以声东击西，整日枪声不绝于耳。晚间城内驻军赶至，巡逻达旦，土匪方退。

匡国家，安社稷，英雄用武之地；青山在，人已殁，故事依旧流传。同为牺牲救国，本无主次之分，但故事里的士兵甲、士兵乙，早已无人知晓其曾在。小角色的作用，似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若无小角色的担当，事恐无成，但史籍从不录之。何以然？护卫者完成任务，被护卫者完成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