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鑑》闕佚的王磐序文
胡三省注司馬光《資治通鑑》，其傳世明前期印本，在卷首鐫有元翰林學士王磐所撰《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鑑序》。關於這篇序文同胡注《通鑑》的關係，前此我在《所謂興文署本胡注〈通鑑〉的真相及其他——寫在胡刻《通鑑》影印出版的時候》這篇文稿中已經做過比較系統的論述，結論，是元興文署並未刻印過《通鑑》，胡三省注釋《通鑑》時當然也無從利用所謂興文署本作爲底本，即胡三省的注釋同所謂興文署本《通鑑》毫無關係。
元刻明前期印本胡注《通鑑》
卷首王磐序文
（北京大學圖書館存傅增湘舊藏本）
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對這篇序文的來源做出解釋，也就是需要說明何以在胡注《通鑑》中會出現這樣一篇序文。概括地講，王磐那篇序文，大致是在至元四年二月到至元五年年底爲蒙元興文署擬議刊刻的《資治通鑑》而撰寫的，但由於當時燕京地區版刻能力嚴重不足，這部擬議刊刻的《資治通鑑》實際並沒有付梓成版。那麼，這篇序文又是怎麼進入到胡注《通鑑》這部書中的呢？過去吳哲夫在研究這一問題的時候，曾經以爲它是在“明季或清初”由某位好事的藏書者“利用元代興文署的相關史料爲內容”僞造出來的。對此，我在《所謂興文署本胡注〈通鑑〉的真相及其他》一文中已經做出說明——這是不可能的，也是沒有任何道理的。
昨天得到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的上海圖書館藏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鑑》，其出版《序言》則在吳哲夫既有認識的基礎上，參看“元刻初印本無王磐序，弘治以下印本亦無，僅明前期印本有之”的情況，“疑王磐序爲明前期誤入，隨後抽去”；或謂“明前期修補重印時，誤增入王磐《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鑑序》，旋即撤去”。這種說法，衹是改吳哲夫的蓄意贗造爲無意誤增，然而這仍然可以說是一種“無端”的衍增，對這篇序文進入胡注《通鑑》書中的時間和實質性過程的認識，較諸吳說，並沒有什麼改變。
在我看來，這意味着在這個問題上《序言》的作者或許未能獨立地通盤考慮全面的情況，而是更多地受到了吳氏成說先入爲主的影響。但如同我在《所謂興文署本胡注〈通鑑〉的真相及其他》一文中所批駁的那樣，吳哲夫的研究，存在着諸多嚴重的問題，從史料的依據，到論證的方法，思維的路徑，這所有各個方面，都差誤多多。在這種情況下，研判王磐序文的來源，就不宜再受吳氏的影響和羈絆。
前此我在《所謂興文署本胡注〈通鑑〉的真相及其他》一文中所做的推論，以爲胡注《通鑑》衹是在明前期印本上帶有這篇序文而明中期以後印本再未看到此序，應是版片進入明南監後遭到損毀所致，而上海圖書館所藏元代最初印本也闕載此序，是因爲當時胡注《通鑑》全書雕版初竣，還沒顧上刻入這篇序文，過了一小段時間之後，它纔被添刻到書中。就古代版刻中序文這類附件的一般刊刻和存在狀況而言，這樣的解釋，我現在仍然覺得要比後人無端添入之說更爲合理，也更易取信於人。
不過在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的這部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鑑》大略翻檢一過之後，對這個問題，我又有了新的看法。下面，就在這裏談談我的新認識，和感興趣的朋友交流。
我們先來看看，在明朝初年的南京國子監，那些主管其事的官員有沒有必要和有沒有可能會去找一篇元朝人王磐寫的序來，把它增刻到胡三省《通鑑注》的前面。
按照我對明朝南北兩監刻書狀況非常有限的瞭解，一般來說，明朝南京國子監刻書，在版刻的文字內容方面並不隨意亂來。其做事“任性”之處，在整個明朝前中期，就是搬出來監中徵集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由朝廷調配來的各種書版，稀裏糊塗地刷書印書。要是遇到版面泐損或是漫漶過於嚴重的地方，就隨便對付着補修一下接着印。
葉德輝《書林清話》列有“明南監罰款修板之繆”一個專條，講述其正史書版“本合宋監及元各路儒學板湊合而成，年久漫漶，則罰諸生補修，以至草率不堪，並脫葉相連，亦不知其誤”的情況。葉德輝還具體描述其草率情狀說：“南監版片皆有舊本可仿，使其如式影寫，雖補版亦自可貴。乃一任其板式凌雜，字體時方時圓，兼之刻成不復細勘，致令譌繆百出。”此等情形，以至令葉氏感嘆云“不知當時祭酒、司業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於此也” [1]。
“尸位素餐”這一評價煞是到位，也很貼切。南京國子監中這些祭酒、司業的基本工作狀態，就是閉着眼睛混事兒（因爲反正是個閒差，怎麼幹也都那麼回事兒），讓幹活兒的工匠把書版拉出來就印。在這種情況下，這些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官員，又怎麼會如此多事兒，沒事找事兒非特意去給胡注《通鑑》新刻一篇它本來沒有的序文？在我看來，這種事情是不可思議的，也是根本不會發生的。
那麼讓我們退一步看，姑且假設一下，在這種大環境下，竟然真的有這麼一個好事兒的國子監官員，在主持刷印胡三省注《資治通鑑》的時候，偶發奇想，非給它配上一個序文不可，那他也得看看，找來的東西是不是同原書相配。
我在《所謂興文署本胡注〈通鑑〉的真相及其他》那篇文章裏已經做過很詳細的分析，王磐這篇序文，是給蒙元興文署擬議刊刻的司馬光《資治通鑑》撰寫的稿子，王磐在文中清清楚楚地寫明了蒙元朝廷所要刊刻的衹是司馬文正公的“《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根本沒有提到有個叫胡三省的給這部書做過注釋（事實上當時胡三省也根本沒有完成他的注本）。在這種情況下，這位明南京國子監的官員爲什麼非要給原有的書版配上這麼一篇莫名其妙的序文？他這是勇當個天下第一號傻瓜而供人嘲笑麼？
須知明南京國子監內祭酒、司業之類的官員雖然尸位素餐做事兒一意敷衍，但智力和學識都並沒有低到這種程度，其毛病衹是偷懶放賴不好好幹活，而不是胡幹亂幹折騰事兒。
所謂“明人刻書而書亡”，也就是刻書印書胡幹亂幹，改變古書的本來樣貌，就像把書刻沒了一個樣，這在民，是書坊商賈爲賺錢養家活命搞的邪門外道；在官，該負最主要責任的，乃是北京國子監的官員。
南監本書大體上還中規中矩不胡亂改動原書面目。畢竟南京國子監地處文化淵藪，這麼亂來是要被明眼人笑話的，不像北京國子監，跟無學而又無能、無賴的皇帝湊在一塊兒，滿京城裏人最喜歡的就是攀比當官兒的那些無恥事兒，官員們殊不必拿學問當正事辦，所以北監本刻書就撒開歡兒隨便瞎折騰，把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的古書，弄得面目全非。像我談論過的西晉陳壽歷史名著《國志》的書名（它不叫《三國志》）、北宋名臣歐陽脩的人名（他不叫歐陽修），其舛謬譌誤的形成，就都與明北京國子監的刻書具有直接關係[2]。
這樣分析下來，我得出的看法就是：不管是從《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鑑序》的內容上看，還是根據明前期的一般社會狀況來做推論，明南京國子監的官員都不可能把這篇王磐的序文“誤增入”胡注《通鑑》之首。這樣我也就更堅定了原來的看法，即王磐的序文是元台州路儒學的學官在刊刻胡注《通鑑》時把它添附到書中的，用以體現本朝對刻印《通鑑》這部書的重視，這也顯示他們刻印此書不僅是在表彰鄉邦文獻，也是在貫徹朝廷的旨意。
在通篇翻檢國圖書館出版社影印的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鑑》之後，對這舊有看法的唯一調整，是先此我認爲在上海圖書館收藏的這部元刻初印本上沒有看到王磐的序文，是因爲這個本子屬最初試印的樣本，當時還沒有刻成並且印入此序。現在，我認爲這種可能性仍然很大，但更有可能是這個印本本來已帶有王磐的序文，現在我們沒有看到，是因爲它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佚失了。
從傅增湘舊藏明前期印本（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和清嘉慶丙子胡克家仿元刻本的情況來看，這篇序文是被列在全書的最前面，開卷展讀，看到的就是王磐的序。瞭解一點兒古書保存和流傳狀況的人都明白，這一頭一尾兩個邊兒，不管是印成的書本，還是印書用的書版，都最容易受損以至毀失。明中期以後的南監印本胡注《通鑑》不再帶有王磐的序文，我推測就是由於書版損毀，無法再用，而“尸位素餐”的南京國子監的官員也沒人去管它，少了版，就不印這序。
同理，印好的書，這篇首篇末的書頁也最容易遭受損毀。小朋友看的書，往往缺頭少尾，就是最好的事例。其實早期所謂“正史”，本來都像《史記·太史公自序》和《漢書·敘傳》一樣帶有這種自序性質的內容，如范曄《後漢書》和唐官修《晉書》都稱作“敘例”，陳壽《國志》名爲“敘錄”，但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都失傳了。這些內容的失傳，就與其位在全書之末具有直接關係。
我推測，上海圖書館藏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鑑》，其卷首本來印有王磐的序文，衹是後來遭到了毀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在翻檢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本過程中注意到，在這部胡注《通鑑》的篇末，還佚失掉了宋人進呈、刊刻《資治通鑑》的公牘和校勘官員銜名等附件。
具體地說，這些內容包括有：1、按照時代劃分所標記的《資治通鑑》各個部分的卷數，如“周紀五，秦紀三，漢紀六十”，等等。2、司馬光進呈此書的表文。3、朝廷的“獎諭詔書”。4、元祐元年朝廷鏤板牒文。5、紹興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進書呈文。6、紹興府校勘官員銜名（因爲是由紹興府來實施該書的刻書事宜）。
這幾部分內容，其中的第1項，本來是《通鑑》本身的內容，相當於原書的“目次”（它對我們研究中國古代著述中這種“目次”起源和發展，是具有重要價值的），與其他幾項附件性質不同；第2—4項，本來是元祐元年至七年國子監原刻本篇末的附件；第5、6兩項，是紹興二至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篇末的附件。不過兩浙東路茶鹽司紹興刻本應是依照元祐國子監本翻刻，故一併附刻了上述第1—4項內容。
現在我們看到的情況是，元祐元年至七年的國子監原刻本早已佚失不傳，紹興二至三年的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僅國家圖書館藏有一部全本，現在外間可以看到《中華再造善本》叢書的影印本。在這個刻本裏，第1項被錯置到了全書篇首的御製序文之後、司馬光書正文之前，但版心頁碼可證它本來應是列在全書篇末，是排在附刻的司馬光進書表文之前，如上文所述。
國家圖書館收藏的這部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保存狀況甚好，版面上看不到破損的痕跡，可是卻闕失本來應該附刻在它篇末的上述第2—6項內容。若不考慮此本的特殊情況，這當然也有可能是緣於自然的毀損，但這個本子曾入藏清宮，被大清君臣視作“未注初刻”之本，也就是元祐年間的國子監原刻本[3]。這就不能不讓我懷疑是有心人特意撤掉兩浙東路茶鹽司的刻書呈文以及紹興府校勘官員的銜名，因爲衹有這樣纔能僞充北宋刻本以矇騙清朝君臣。不過這兩項內容都被《四部叢刊初編》影印的建本《資治通鑑》附載了篇末。換句話說，在《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建本《資治通鑑》的篇末，按照我在上面講述的順序，一一載錄了上述第1—6項內容。
《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建本《資治通鑑》
附鐫紹興三年兩浙東路
茶鹽司進書呈文
然而，我們在國家圖書館影印的上海圖書館藏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鑑》上卻沒有看到這些內容，就連本來屬於《通鑑》本身構成部分的第1項也沒有。
爲什麼呢？是胡三省給《通鑑》做注時剔除了這些內容麼？可我們在這個元版後來的印本上卻看到了這些內容。現在普通學人最容易看到的，是清嘉慶胡克家仿元刻本（浙江傳古樓馬上就會把這個刻本影印出來）。胡氏仿元刻本上的這些內容，應是出自它所依據的元刻底本，而不會是胡克家隨意增入的內容。這看一看胡克家在刻書後跋中所說其底本“卷首有王磐一序”的情況[4]，就會更容易理解他在仿刻此書時是不會隨意增入其底本沒有的內容的。這毋須費勁扒力地到官家圖書館嚴鎖秘扃的書庫裏去看，隨便檢視一眼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提到的情況[5]，就可以一清二楚。
清嘉慶丙子胡克家仿元刻本
胡注《通鑑》卷末
附鐫司馬光進書表
我們再看看上海圖書館藏元刻初印本《資治通鑑》最末一篇版面的情況，就會更容易理解這個本子確實是佚失了上面所說的那6項內容——這最末一個版面刻得滿滿的，一個空行都沒有。這種情況可以清楚地告訴我們，後面那些頁面是一整頁一整頁地脫落不存了。
我想，瞭解到這個本子佚失書末這些附件的情況，就有充足的理由推論，其卷首的王磐序文同樣也很可能是這樣脫佚的，而且這種可能性還很大。——這就是我對這部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鑑》王磐序文闕失原因的看法。多看過一些古書的人都很容易明白，類似的情況，在古刻舊本中是大量存在的，這太平常了。其實很多歷史問題都是這樣，本來很簡單，很平常，可往往會被心思太重的學者搞得相當複雜。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上海圖書館收藏的這部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鑑》，雖然是目前所知最好的一部印本，但它闕失王磐的序文和上述那幾項附件，這也是一個顯著的缺陷（那些附件的闕失還會妨礙我們認識胡三省注本的底本），即這個刻本並不完滿。
談到這部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鑑》的缺陷，還有一個情況，需要予以適當說明，這就是這最初刻印的胡注《資治通鑑》，其文字就存在相當嚴重的問題。這不是初印本有什麼不好，而是台州路儒學在付梓上版時工作做得是相當粗糙的，其中最爲突出的問題，是漏掉很多《資治通鑑》的文字。以章鈺《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指出的問題與此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鑑》相比照，再看看這部元刻初印本附鐫的胡三省工作注記，知悉其認真態度，就可以看出，這些闕漏是不可能出自胡三省所依據的底本的，衹能是在寫錄上版和校勘文字時草率疏忽所致。當年顧廣圻稱此本因非胡三省親所督刊，“故於正文有未審温公之指而錯者，於注有未識梅磵之意而舛者”[6]，現在審看這部元刻初印本，知舛錯的情況比顧廣圻所說還要嚴重很多。凝聚胡三省數十年心血的《通鑑注》書稿在其家鄉得以刻印流傳，固然是一大幸事，可當地儒學的官員把書刻得這麼粗率，也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最後附帶指出，這部元刻初印本胡注《通鑑》，在其《通鑑釋文辯誤》部分，把胡三省的跋文，列在了《釋文辯誤》的篇首，這顯然是一個裝訂的錯誤，胡克家仿元刻本就不是這樣排列的。因爲審看這篇文字的內容和它低於正文三格的刊刻形式，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衹能是一篇後跋而不會是前序，理應列在《通鑑釋文辯誤》的篇末。
2020年7月3日記
[1]葉德輝《書林清話》（民國丁巳葉氏觀古堂刻本）卷七“明南監罰款修板之繆”條，頁10b—11a。
[2]別詳拙文《陳壽<三國志>本名〈國志〉說》，見拙著《祭獺食蹠》（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1—58。關於歐陽脩的名字，則別詳拙著《那些書和那些人》（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中《哪兒來一個歐陽修》、《歐陽脩的文集那裏去了？》、《明人刻書，人亦亡之》諸篇，頁104—114，頁128—152。
[3]清彭元瑞等《天祿琳琅書目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四“資治通鑑”條，頁460。
[4]見清嘉慶丙子胡克家仿元刻本胡注《通鑑》卷末胡克家跋文，頁1b。
[5]熊羅宿《胡刻資治通鑑校字記》（民國己未刻本）卷四，頁21a。
[6]清顧廣圻《思適齋集》（清道光年己酉徐渭仁原刻本）卷一一《通鑑刊誤補正序》，頁5b—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