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他无法拯救人性之恶，亦无法救赎自己
1915年，芥川龙之介以柳川隆之介的笔名在《帝国文学》上发表名作《罗生门》，自此以后，日本文坛就有了他的一席之地。此时的芥川年仅23岁，正是风华正茂，年少有为之时，从此，一个天才作家悄然诞生。
芥川龙之介（1892～1927）
时隔一年，1916年2月，芥川龙之介又在《新思潮》复刊号上发表《鼻子》这一短篇，赢得当时的日本文坛大家夏目漱石（《我是猫》的作者）的亲笔称赞：小说十分有趣，首尾相顾，不失为上品。像这样的小说，若能写出二三十篇，在文坛上必将成为无与伦比的作家。
果然，芥川不负所望，他笔耕不辍，佳作层出，终究成为一代短篇大家。芥川小说的影响有多大？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曾将他的《竹林中》搬上电影荧幕，改名为《罗生门》，这部电影从此也让黑泽明青史留名，获奖无数。黑泽明导演的《罗生门》实际上是芥川两篇小说的结合体，名字是《罗生门》的，故事是《竹林中》的。
“人性恶”是芥川小说的主题，最为典型的代表自然是名作《罗生门》。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被主人辞退的穷困家丁在罗生门下避雨，他纠结着要不要在走投无路之际做一个强盗。无意中他发现罗生门楼上有一个老太婆正在扯死人的头发拿去做假发，当他逼问老太婆这么做的原因时，老太婆轻描淡写回答说扯死人的头发也许是不对的，但是“不干，就得饿死，没办法！”家丁一听，心中一横，一把揪住老太婆，将她身上的衣物全部扒光抢走。他对老太婆说：“这么说来，我扒你的衣服，你也不会怪我吧。此实乃不得已，不然就得饿死。”随即，家丁逃之之夭夭，下落不明。
其实家丁也并非一心就想为非作歹，开始的时候，他还在纠结“做强盗还是饿死”这个问题，那时他的良心和道德并未泯灭。不过老太婆的这一番话和所作所为给了他一个作恶的理由。不管是在家丁身上还是老太婆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出那种精致的“利己主义”，为了一己之生存，全然不顾他人之死活，“人性恶”在他们身上彰显得如此昭然。
芥川龙之介写这篇小说时，不过23岁的年龄。我们惊讶于他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能将人性的阴暗洞察得如此深刻。《鼻子》是另一篇这种揭露“利己主义”的“人性恶”的佳作。小说中的老僧禅智内供，因为鼻子太长而苦恼，深受众人的嘲笑，后来为了使鼻子变短他煞费苦心。然而等到鼻子变短之后，众人因已习惯了他之前的长鼻子，如今不见长鼻，更加揶揄得厉害了。内供一怒之下，又想变回之前的长鼻。小说揭露的是一种旁观者的利己主义，人们的幸灾乐祸，以及人性的阴暗。
到了《竹林中》，人性恶揭露得更为彻底。樵夫、老妪、多囊丸、女人为了逃脱自己的责任，供词不一，导致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故事中女人的丈夫究竟为谁所杀，也成了雾一样的存在。
不过《竹林中》的写法有一种开拓性，在主题层面，它或许表达的是人性恶和利己的一面；转而从叙事技巧来看的话，却另有一番韵味。作者设置巧妙，7个人物呈现的内心独白，使得文本有一种多元性和立体感。就技巧性而言，此作可以和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媲美。《弥留》也是采用多元视角来呈现的书写，多角度地讲故事，由59节内心独白组成，每个人物从自己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从时间上来看，芥川龙之介和福克纳生活在同一时代，但芥川稍早一些，不知福克纳《弥留》的创作是否受到了芥川龙之介的影响？
对人性恶的书写，反映出芥川具备一个优秀作家所具有的敏锐度，他作品中对人性的叩问之深刻和反思是直击人心的。《山药粥》中因长相丑陋而处处被人嘲弄的下级武士，《基督徒之死》中女扮男装的罗连卓道心坚笃，却被误会为与女人有染而受到教众的驱逐，《六宫公主》中的痴情公主一心等男子归来，男子却在他处府邸里另结新欢，《河童》里的情杀，这些作品无不表明芥川洞察世事，关注社会，解剖人性。
或许，不少人会以为芥川之所以能够写出这些佳作，是由于其人生经验丰富。有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再加之写作上的才华，创作上的水到渠成就十分容易了。不错，很多作家的写作都离不开自己的经验成分，杜拉斯70岁写成的名作《情人》就是她少年隐瞒的一段往情的回顾，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则带有更多的自传经验成分。不过，芥川显然不是那种直接以生活经验来写作的作家，他的写作的材料却是直接取自古书典籍。
作家写作中，有三种要素不可或缺：想象力、经验、文笔。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作家是不可思议的，但一个只会按自身经验来写作的作家却又全然变成了生活的记录者，文笔对于小说家而言是最其次的，当然也不乏很多作家以文笔取胜，比如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其笔下绝妙的比喻像一袭华美的袍子。经验自然是重要的，有生活的直接经验，有靠阅读来的间接经验，芥川显然属于后者。芥川龙之介一生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五年，人生经历并不复杂，他真实的身份其实是一介书生。
为芥川带来声誉的《罗生门》《鼻子》这样的佳作，其材料实际上是取自于日本的一本短篇故事集《今昔物语》，属于历史类题材。芥川熟悉典籍，从书中认识人生，了解人性，从其中撷取材料之精华，写出精致优美的作品。借助《今昔物语》，除前述两篇佳作之外，芥川还写出了《六宫公主》《竹林中》《山药粥》等作品。这和中国作家鲁迅的《故事新编》颇为类似，都是直接取材于古书典籍，然后再进行点染。实际上，鲁迅曾翻译过芥川的《罗生门》和《鼻子》，不知他《故事新编》写作材料的撷取方法是否受到了芥川的启示呢？
正因芥川小说的材料取自日本古书典籍，因此他的小说很好地继承了日本传统古典的东西，而由于芥川本人又受西方思潮浸淫，因此他的小说东西方交融结合得非常完美，这是他对日本文学所做出的一大贡献，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写作领域。
日本的古书典籍重在讲故事，如之前提到的《今昔物语》实际上就是一本古典故事集，里面包含有众多的故事，有日本故事，印度故事，甚至还有中国故事，这种故事性直接构成了芥川小说的内核。芥川的小说故事性非常强，基本上每一个短篇都是一则短小精悍的故事。当然，这方面并不是芥川首创，在他之前，紫式部也受过这种“物语”文学体裁的影响，从而创作出《源氏物语》。“人性恶”这个观念西方由来已久，《圣经》中有“原罪”这一说，而在文学上，也有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作为代表；在东方更多的是弘扬人性积极向上的一面。芥川专注于人性恶极有可能是受此影响。
在风格技巧上，当时的日本文坛忽视小说的技巧和艺术，专注于写“私小说”，到了芥川这里，他打破了这种单一、刻板的创作模式，着意吸纳西方现代小说的机制，将虚构的方式重新引入文学创作之中，开创了一种新的文风。就东西方结合这一点来说，芥川真可谓做到了“完美”。在他之前的紫式部、夏目漱石等作家的创作过于古典，而在他之后的远藤周作、大江健三郎却又过于西化，唯有他不偏不倚，结合得恰到好处。
另外，从创作层面来看，芥川的小说精巧，别致，叙述简洁有力，和同时代的其他日本作家比起来，也显得独树一帜，既不像后来太宰治的那样颓废忧郁（如《人间失格》），也不像川端康成的那样纤弱缠绵缥缈（如《雪国》《千只鹤》《伊豆的舞女》），更不像三岛由纪夫的那样阴暗，充满着死亡气息（如《金阁寺》《丰饶的海》）。
总的来看，芥川小说中的视角是批判性的。他在探讨人生、考察人性的过程中，发现人世间的丑恶。正如他自己所说：“周围尽是丑恶。自己也丑恶……面对周围的丑恶，活着就是痛苦的事。”在后期的创作中，芥川的作品中渗透着幻灭感和死亡意识。1927年初，芥川发表《玄鹤山房》，通过老画家之死，揭露家庭内部的纠葛，反映了人生的惨淡和绝望心情，暗示旧事物的衰亡和新时代的来临。写这篇作品时，芥川已经开始萌生自杀的念头，致使得他以后的作品如《海市蜃楼》等充满了阴郁、压抑的气氛。
1927年7月24日，芥川龙之介在卧室里服用过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35岁的生命。他留下一封遗书，其中有一句这么写道：“自杀者也许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杀。我们的行为都含有复杂的动机，但是，我却感到了模模糊糊的不安，为什么我对未来只有模糊的呢？”
也许，芥川是太过于洞悉人性之丑恶，承受了太多黑暗之后对人性感到失望，因此才选择了却自己的生命。从一出生开始，他面对的就是一系列人间的灾难。刚刚出生八个月，母亲芥川富久便精神失常发狂，后来芥川龙之介由舅父收养，由此“养子”这个身份一直折磨着他，成为他一辈子无法洗刷的标识，使得他个性压抑，终身背负着精神负累。
1914年，芥川爱上一个女孩，但遭到养父家反对，逼迫他不得不选择分手。这造成他心无所依，转而投身文学典籍，《罗生门》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写成的。成人之后的芥川还一直经受着病痛的折磨，神经衰弱、胃痉挛、肠炎、心悸等多种疾病。到了1926年，神经衰弱等病症严重之时，芥川想写作却不能，只能接受治疗。除此之外，他姐姐家失火，姐夫卧轨自杀也给他的心灵投下浓重的一抹阴影。
自身的坎坷遭遇使得芥川将创作的眼光投向人性恶的一面，但实际上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时代这个大背景。芥川从古书典籍中取来材料进行创作，实际上是想达到一种借古喻今，针砭时弊的效果。芥川所在的那个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高速蓬勃发展，恰逢一个天灾人祸横行的乱世：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就连京都都那么格外的荒凉。善、恶、虚、实等所有的一切都被绝对化、孤立化，人与人之间也相互疏远、陌生，看不到任何人性的真诚。人性中的阳光、明亮的一面已经彻底被阴暗、邪恶所替代，再也无法得到救赎，也无法看到光明，芥川十分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
正因芥川太过于清醒，看不到人性的救赎之光，所以，他选择以自杀的方式远离尘世，不愿苟活在这个浑浊的世界。其实人性有恶亦有善，中国有荀子的“性本恶”之论，也有孟子的“人之初，性本善”一说。人性就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有正面亦有反面，芥川的局限在于没有从人性之恶的见识中走出来，见识到人性善的一面。因此，他无法拯救人性之恶，亦无法救赎自己。
文字丨作者：张明中，本文转载自“大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