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哲学的唯心性而及的哲学整体性——《把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圆其说能力上升为哲学的整体性》
我认为，人对终极自由的追求恰恰从人之初开始就被整体性地植入了人的思维当中——从人的自我意识产生的那一刻，便意味着人追求终极自由的能力基础已经搭就——如果把这当成认识论的起点，相信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合体后的自圆其说便更有说服力了，剩下的就如列宁所言“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世界”，这其中的“决心”与“行动”所代表知行合一性一样有哲学的整体性意味。
让人无奈的是，因为一直没能清晰地找到这个整体性终极标准——实际是无法达成共识——同时因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人类在基层一直有广泛的愚昧不除，所以只能任由各个主义在根本不能自圆其说的自说自话中祸乱人心，同时也肢解和隔阂了整个人类文明。
人类历史就是这样在文明的广泛冲突中写就，文明进步的终极目的便在于彻底消除人际交往中的隔阂，个体层面的和人类整体层面的……
在由古及今的文明和历史跨度内，经过广泛且反复的自以为是的立场冲突过后，人类文明最终在政治的主导下苟且地迈进现代民主社会，竟然还“道貌岸然”地建立起了联合国。
之所以说是道貌岸然地建立了联合国，那是因为这种制度设计首先服务的是西方文明变换方式领导世界之用，其次才轮到一贯局限文明的进步，这样的进步不能全部发挥人的积极主观能动性，所以体现的文明进步是被动的，所以这样的联合国当然是人类不成熟的智慧不能自圆其说于自相矛盾的生动写照——国境线的日益清晰代表文明的进步，但也一样意味着人类立场冲突的集群化和尖锐化，当然也在物极必反中孕育着人类在思想上进行颠覆性革命的时机，因为人类的集体自由不需要任何边境线的束缚。
明白了这些便不难理解，阶级、国家、政治不过都是人际关系沟通不畅所必然引发的冲突后又必然导致的普遍妥协的结果。随着海关重要性越来越大，按照物极必反的法则，未来人类社会一定以没有海关存在而收场，那意味着人类彼此间再无妥协的整体和谐的可能。
因为无奈的妥协代表着人类的整体不成熟，因为妥协历来也有让人难以言说的隐痛，所以人类一直在通过思想进步缓慢解放自己的思想，这种过程性缓慢依然体现文明进步的被动性，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依然可以乐观地看到，人类不同文明内和不同文明之间的说理机制建设也在日渐成熟，联合国就代表人类集体议事机制终极成熟前的最佳（尴尬）范例。
美国曾经用国联和联合国帮助自己从英国手中夺取了国际事务主导权，今天的联合国处处掣肘美国的国际事务就是搬砖砸自己脚的最生动写照——曾经的美国倡议建立联合国代表人类文明整体进步，今天的美国反对联合国对自己的束缚就代表其自己的历史进步性已经发挥到头了——人类需要向他处寻找文明进步的火车头了，这是人类文明一贯在自相矛盾中进步的必然，就像生活中的伪君子早晚要被拆穿一样。
阶级政治的长治久安需要中国政治技巧中的王道与霸道并用，一个文明要想长存，同样也必须软硬兼施地王霸并用，可惜除中华文明外，其他文明都不具备自如运用这种能力所应有的韧性，至少运用周期没有中华文明长远。
了解了这些规律，专业哲学工作者既讨厌政治，结果又必须在无望地专门研究政治中向政治妥协的尴尬便容易理解了——政治现象就是人类集体自相矛盾的自作孽行为集合——哲学界这个可笑的专业性自相矛盾现象依然只能靠清晰的哲学整体性来自救与根治。
哲学的整体性是医治人类一切主观无谓冲突的唯一法门，没有了这个整体性自觉，任何主义与学说都只能在断章取义中迷失于虚假的自圆其说，因为哲学化的最高境界是“天地不仁”和“圣人不仁”的无善无恶的境界。如此则不难理解，其他一切性善论与性恶论都是无知于哲学整体性的权宜之计。
只要没有整体性的哲学护佑，人类必在畸形的盲目求善中被道德洁癖束缚住自己通达思想自由的可能机会，人类就是这样在顾此失彼中整体迷失至今的。比如前面我说爱国也是狭隘的，那是因为仁者爱人是宗教信仰一般无差别地爱一切人，但在全世界人不能共同达此境界前，我们又不能不强调狭隘地爱国，因为大家如果都盲目求善，结果就可能像古印度佛教失去原生政治土壤的护佑一样，成为流落异乡的孤魂野鬼。这其中最难把握的是哲学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要想不偏废任何一方，就得懂得辩证掌握其中的灵活性与原则性，那些只会做静态思维的形而上学者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技能。
再比如我在前面说过正义者也避免不了维护小团体利益，真懂哲学的人必须懂得，没有邪恶就无所谓正义，这其中的辩证理性告诉我们，要想消灭邪恶，在过程和结果中必须同时消灭正义，这样大家就容易理解“圣人不仁”和“天地不仁”为什么是大境界了，当然也就理解了为什么《道德经》所代表的道文化具有哲学的整体性了。
现在应该容易理解了，人在没经过专门的辩证思辨训练之前，根本不可能掌握这种哲学的整体性，进而当然很难建立起真正正确的是非观。参照上述标准，真正正确的是非观是无是非，这在过去和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可行吗？
理论上当然可以，只不过必以人人都掌握这其中的全部辩证思维精髓为前提，所以人类文明的根本突破只在于辩证法的全面有效传播，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易发现文明一贯的根本局限不过就是教育均等化问题了，所以专业哲学只研究哲学内容与体系的建构就是顾此失彼的以偏概全。
哲学普及与教育普及息息相关，但教育普及是哲学家想做就做得了的吗？显然不行，因为那是政治的世袭领地，所以真正的哲学家必须推动政治革命，否则注定失职于自己的不作为。
证明了专业哲学经常性无能于革命的同时，当然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凡不主动推广教育普及的政治，一定不是好政治，所以社会主义政治一定在理念上优于资本主义政治，因为社会主义政治强调资源分配的均等化，只是现实条件暂时不具备，所以必须从基础抓起。这里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薄弱是谁造成的呢？客观上是文明一贯局限，主观上是占据世界政治主导权的资本主义政治造成的。
反过来再看资本主义教育，看似全球质量最高，但其实在均等化方面依然有太多有名无实的欺世盗名之处，这就是资本主义先天虚伪的劣根性，必须通过政治革命来根治它，但政治革命以思想革命为前提，所以充分调动哲学家的革命性至关重要。
要想集体调动哲学专业工作者的革命性，只有用哲学的整体性这样的概念将传统哲学彻底颠覆了才行，这样才能真正惊醒一贯盲目遵从传统而缺乏真正开拓创新精神的哲学家群体，原来他们也一贯活在妥协当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