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3日17时许，大学生张军与同学在某大学篮球场自发组织篮球比赛。比赛时，68岁的李婆婆横穿篮球场。张军在接球跑动过程中，后背不慎碰到李婆婆，将其撞倒在地。
李婆婆受伤后被就近送往医院治疗，住院加门诊治疗，共计支付医疗费3.3万余元，其中张军垫付6,000元。经司法鉴定，其伤情不构成伤残。其后，李婆婆找张军索赔未果，将张军及学校起诉至区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张军赔偿各类费用5万余元，学校就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张军与在篮球场通行的李婆婆发生碰撞，造成李婆婆受伤，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应承担40%的责任，计1.2万余元；学校作为篮球场的管理人，在篮球场未设置安全护栏和安全标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10%的责任，计0.47万元；李婆婆无视篮球比赛作为一种激烈的对抗性竞技运动的危险性，自行横穿正在进行比赛的篮球场，疏忽了自身应负的安全注意义务，应自担50%的责任。张军及学校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武汉中院审理认为，篮球运动作为典型的群体性、对抗性体育运动，在剧烈运动中出现身体碰撞行为是正常现象。张军在篮球场上背身跑动接球，系篮球运动中的常规动作，即使与其他球员发生碰撞，亦不能视为其存在过错；更何况其位于合理场地中，对行人横穿场地并无预见性，不能苛求其尽到对不可预见性行为的观察注意义务。因此，张军的行为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并不存在主观过错。而学校在篮球场周围涂有醒目的边界线，场地也被刷为绿色，明显区别于一般通行道路，亦尽到了合理的管理义务，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李婆婆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懂得篮球场明显区别于一般道路，看到球场上有学生进行对抗性的篮球比赛，应当预见横穿球场潜在风险，但李婆婆仍选择横穿球场，应视为“自甘冒险”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2021年4月20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撤销一审民事判决，驳回李婆婆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由李婆婆承担。（当事人为化名）承办法官认为，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法治社会理应保护合法行为的正当范围，对于因行为“越界”而致自损的行为，必须是非分明，坚持不牵涉无辜，坚决不“和稀泥”。本案判决忠实践行“过错与责任相一致”民事法律原则，彰显了司法对社会行为的引领、示范作用，法院在对受害者“自甘冒险”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的同时，保护正当体育锻炼行为的合理边界，体现出鲜明的“司法态度”。（来源|@人民法院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确立了“自甘风险”规则，在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1198条至第1201条的规定。该规则通过明确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为法院处理相关纠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裁判规范，有利于在司法审判中统一裁判尺度，妥善处理纠纷，具体规范意义及实践影响如下：一是将适用范围限定于“文体活动”。相较于司法实践及域外法将自甘风险广泛适用于一切风险领域，《民法典》将自甘风险的范围限定于“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从司法裁判的角度看，“文体活动”的概念比较模糊，具体外延的确定还需要通过司法实践的探索，以类型化的方式来确定。二是明确了造成损害的其他参加者要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民法典》摒弃了认为自甘风险非免责即有责的传统观念，承认即使在运动伤害事件中，自甘风险抗辩也能形成从免责到轻责到重责再到全责的效果曲线，以适应千差万别的具体案情。在此基础上，对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判断是实践中的难点。具体如何认定，需要在以后的审判实践中予以丰富。三是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不因自甘风险而免责。该条第2款规定了活动组织者（如商业健身俱乐部、体育活动的举办方）的责任，包括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或教育机构的责任。自甘风险并非完全将参加者置于危险的境地而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在任何时候，生命伦理标准都应当是法律在平衡各种利益时首先予以考虑的。所以，如果有他人与自甘风险之受害人存在某种基础法律关系时，基于基础法律关系使得受害人从事自甘风险之危险行为，为了保证人的生命健康，仍然要求他人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例如，依据《民法典》第1201条的规定，在进行体育比赛时，场馆的管理人或赛事组织者提供的场地设施不安全或存在安全隐患的，致使损害发生，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总之，适用自甘风险规则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明知风险且自愿参加活动；二是参加的是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三是造成损害的其他参加者的行为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受害人就不能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就是自甘风险。（来源：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