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坎镇支部成立

中共坎镇支部成立,

民国13年（1926年）二月廿八日,在东二盐区的一条大盐仓南边的白地场上,排列着一担担的食盐，在雪白的盐担旁，站满了等待收盐的盐民。“一等盐七十……一等盐里又落开……六十八……一等盐里又落开……六十七……”只见蓬长杨万年一手司秤,一手提棒，在报出称码的同时，右手的木棒往盐箩上一笃，做上过称的记号。白地场上排列着的盐担，只只盐箩都装得冒尖，看上去就像一座座的雪山,一担盐的净货（实际净重）都在150斤左右,现在杨万年报出的分量,连140斤也“扣则扣”（不到的意思）。杨万年的称花虽然打得一划水平，但盐民们一听喊出的称码,肚皮里有数，心空头清爽，晓得这个黑心人又在称头上作手脚,吞吃盐民的汗血铜钿了。

杨万年使用伎俩俗称捺称头,他先让准绳在秤杆上从外往内滑动，在准绳划到预定刻度的瞬间,就用四个手指往下一捺,对准绳暗中发上一把力，使,秤锤往下一沉，秤锤重量就会增加。常言道四两压千斤,这时候杨万年虽然手指放开了准绳，秤杆看起来也一划水平，但呈现的刻度和实际重量却大相径庭。这样的称法，明眼人都知道是做做样子，根本无法体现实际重量。

就在这时候，人群中站出来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名叫马家生，祖上也是从绍兴一带迁移过来的盐民，在苦难的童年生活和繁重的盐业劳动中，马家生不但练就了一副壮实的身板，还形成了一种敢于反抗的性格。目睹张万年肆无忌惮地克扣盐斤，不由得火往上冲,冲上去一把抓住秤杆对杨万年道:“杨店王,介满格一担盐,毛估估也有150斤,为啥称出来只有140斤扣则扣?”杨万年回答道:“兄弟啊,常言道称平斗满,我是循规蹈矩称盐，称花一划水平,反正大家都有一双眼睛，个个都看得煞煞清爽格。”“侬不要把大家都当寿头,”马家生指着刚称过几担盐道,“既然你说称花一划水平，称盐循规蹈矩，就当着大家的面,把刚才这几担盐重新过一过称,看看分量有没有出入。”“是啊！是啊！”卖盐的盐民平日吃够了蓬长的苦头,可是由于蓬长垄断了收盐的特权,只得打落牙齿带血咽,今天见马家生做了出头椽子,纷纷要求蓬长重新过称,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既然侬马家生勿相信我,侬来称盐好了,我杨万年不当这个讨债蓬长好哉。”杨万年心中有鬼，当然不肯重新过称，但是众目睽睽之下，一时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来个以退为进,当下把木杆秤一丢,装模作样往外就走。

眼见得几百担盐还摆在盐仓门口,蓬长却掼锣槌撂下秤杆要走人,盐是“木货”最怕挑过来了又运回去,真当杨万年一走了事耽搁了时间，今天这盐就收不进仓了，大家的心中不由得又打起了嘀咕。杨万年见状心中暗暗得意，更是装出非走不可的样子，希望有人出来打打圆场。“杨店王,勿要走,听我把话说完走。”这时候,盐仓门口的账桌边有人站起来开了口，大家闻声望去,只见此人身穿长衫,头戴一顶礼帽,原来是廒里的师爷（账房先生）。只见师爷先走到杨万年面前,然后指着马家生对大家说:“这位兄弟要店王当着大家的面重新过称,话说得在理，常言道心里勿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店王如能当着众人面过过称,也好证明自己的清白。现在这样撂下秤杆一走了之，恐怕是有理也说不清了。”杨万年想不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时间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十分尴尬地从腰间拔出旱烟管，装模作样地点起烟来。岑鹿寿见状把手一拱对着马家生说:“常言道马有失蹄，人有失手，既然店王不想重新过称,这位盐民兄弟也给个面子,今朝重新过称格事体可否到此为止。不过盐还得继续收下去,称花可不要再看错了。”说完意味深长地朝大家一笑，把秤杆塞到杨万年手中。”杨万年见有台阶可下，就拾起秤杆继续称盐。

一天傍晚,马家生正坐在草舍披间吃饭时,门外进来一个人,马家生抬头一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几天前帮盐民说话的师爷,就热情地请来人坐下。师爷见马家生家中除了一座大灶,一张板桌和几把竹椅,一张木床和一张竹榻,再也找不出几样像样的家具。饭桌上除了麦碎饭、腌白菜和笕菜根,见不到一点荤腥和油气。就同情地问:“我看侬兄弟身强力壮,肩胛头挑得起几百斤重的担子,为何一年忙到头,生活却过得如此的艰难?”“阿拉海头的晒盐人头上三把刀,税重,价低,斤两少。”师爷说:“这食盐属于国家专卖,这盐税之重我早有所闻,一斤官盐政府付给盐民只有八厘一毫,征税后到廒商手中就成了一角，到了吃盐的百姓手中,就涨到了三角、五角甚至一元。不过这价格低斤两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先说这价格低吧，师爷你有所不知,我们盐民晒的盐板,分为官板、余板和私板，像我家一百块盐板,官板只有七十块，其余的30块作为余板和私板。官板每块定额盐300斤,定额盐以每斤八厘一毫计价收购。除300斤额盐外,每块官板还可以卖100斤的余板盐,这100斤余板盐,价格要打八五折，一斤盐只有6厘9毫。超过了400斤的部分,均作为私板所产之盐,私板盐要打两个八五折，一斤盐卖出去到手最多只有5厘8毫了，因此盐民晒的盐越多,价格就越低。”马家生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除了价格低外,阿拉盐民收盐的权利控制在蓬长手中,蓬长和称放局的师爷割脚穿笼裤,串通起来吃盐民的血汗，一箩盐一般都在75斤左右,可是师爷称杆尾巴一捺,报出来最多只剩下70斤,去皮时每只盐箩又多扣去两三斤，一来两去一箩盐就少了7到8斤。更可恶的是碰到阵头雨坏天气,蓬长乘着盐民急着卖盐，就眼睛闭的瞎话,一筐75斤的盐，棒头一笃就成了60斤，一车一千斤的盐,脚一踢就成了700斤。蓬长如果收一仓10万斤的盐,起码要出1到2万斤的外快。”“可是蓬长是替廒商收盐,他们又通过啥格方法把钱弄到手中呢?”岑鹿寿问道。“记账的师爷在码单插上张三李四的名字,把多余的数量记在这些人名下。这就是生蛋上插账。”师爷听完马家生的诉说,他对盐民苦难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站起来对马家生说:“盐民兄弟受的苦难太深了,我准备写一篇报道登到报纸上去，揭露盐场黑暗，反映盐民兄弟的苦难生活，你能不能出头发动盐民在上面捺手印?”马家生听后一拍胸膛说:“只要师爷写好报道,我就敢出头叫盐民兄弟在上面捺手印。”

过了几天,师爷根据马家生反映的情况,加上自己在盐场各处调查的结果写出一篇调查报告,陈述了庵东盐场实行官板制度后,盐民辛辛苦苦晒出的食盐,却被打折收购的事实。并且用具体的数据,计算出在实行官板后,一户盐民被剥夺的食盐数量和全盐场盐民被剥夺的食盐总量，用数字和事实说明官板制度侵吞了盐民的血汗,是造成盐民生活极端贫困的主要原因，并强烈要求政府取消官板制度,按实际斤两收购食盐。除此之外，这片调查报告还揭露了蓬长们内外勾结，盘剥盐民的种种伎俩。马家生见师爷说到做到,不顾个人的安危为盐民兄弟仗义执言,就连夜找来盐民在调查材料上面捺上手印。

又过了几天,告诉马家生,说调查报告已经寄送出去,不但送到了浙江省政府办公室，还分别送到了宁波、杭州、北京等地的报社。马家生见岑鹿寿虽然是个师爷,不但没有一点架子,还处处帮助贫苦的盐民说话,心中十分感动,就提出要和师爷结拜为异姓兄弟，当下两人根据当时的民间习俗,买来香烛老酒,对天盟誓后结为异姓兄弟，从此以后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

一天晚上,一天晚上师爷问马家生:“盐民一年忙到头,吃的是麦碎饭腌白菜,而蓬长廒商每天打麻将玩女人,吃的却是山珍海味，你认为这个社会合理不合理?”“这种社会当然不合理,可是人家不但有钱有势,还有官府为他们撑腰,咱们盐民又有啥个办法呢?去年阿拉还晒牌打称放,缉私营一开枪就打死了5个盐民,咱们盐民只有两个拳头,拳头怎么打得过洋枪呢?”马家生回答道。岑鹿寿说:“咱们盐民虽然只有两个拳头,但是全盐场有10万盐民,如果10万盐民团结起来,10万双拳头的力量就不一样了。”“可是盐民虽然人多,但是10万个盐民10万颗心,人多心不齐怎么办呢?”马家生疑惑地问。师爷说:“现在中国出了个共产党,要领导穷人起来革命,要推翻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现在湖南的农民已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了农民协会，和和土豪劣绅展开了斗争，土豪劣绅再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欺压老百姓了。”马家生听后自言自语地说：“要是阿拉盐场也有共产党，也能帮助阿拉建立盐民协会，像张万年那样的蓬长就不能欺压阿拉了。”师爷见马家生要求革命的态度这样坚定，这才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原来这个师爷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浙江湖州人，名叫岑鹿寿。他原是杭州宓大昌烟行的工人，1925年4月，受中共杭州支部派遣来到庵东，以玉顺廒司事为公开身份开展地下工作。岑鹿寿告诉马家生，自己就是共产党员，是接受上级党组织的派遣，专门来盐场组织盐民协会,领导盐民和蓬长廒商作斗争的,并询问马家生，愿不愿意参加共产党，领导盐民起来闹革命?”“只要共产党是领导穷人同蓬长、廒商、称放局的官员作斗争的,我就跟着共产党走。”马家生斩钉截铁地回答。

民国15年四月初八晚上,马家生跟着岑鹿寿来到相公殿西侧，进了了玉顺廒二楼的一个房间，站在镰刀斧头的党旗下，举起拳头跟着岑鹿寿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党的章程,服从党组织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已的生命!”就这样,马家生在岑鹿寿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一个普通的盐民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成了庵东盐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岑鹿寿又发展贫苦盐民应德和为中共党员。民国15年5月，中共坎镇支部在相公殿成立，岑鹿寿任支部书记，隶属中共宁波地位领导，是中共庵东历史上第一个中共支部，也是慈溪市现境内第一个中共支部。马家生入党后,积极为岑鹿寿送信，收集情报，组织盐民开会，宣传革命思想，先后发展马炎生、冯亦生入党。不断向贫苦盐民应德和、马炎生宣传革命道理,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拢。不久这两位盐民在马家生的培养下,经过岑鹿寿的考察,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庵东盐场的第一批党员。同年7月,坎镇支部划归中共上海区委领导,12月,重新划归中共宁波地委领导,这时候,坎镇支部的地下党员已经发展到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