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文物精品鉴赏（一）

华夏第一爵——乳钉纹爵 夏代

1974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通高22.5ｃｍ。为长流尖尾，束腰，平底，三棱足。腹部一侧有五枚横排乳钉，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最精美的一件青铜酒具。

爵，是一件酒具。据极导二里头遗址已出土七八件之多，他们的造型以取得了相对固定的格式。他们已从原始的陶爵中分离出来，成为独具特色的酒具。这件爵当置身于精美的商周青铜器中，的确比较朴素，小巧，然而，它却是我国目前发现青铜器中最早的一件。

华夏第一龙——绿松石龙形器 夏代

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村位于伊、洛二水之间，距离洛阳市约18公里，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时代约距今３８５０－３５５０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王朝时期。新中国三代考古学者曾对这一遗址进行了４０多次发掘。考古发掘和研究情况表明，这里是公元前二千纪前半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它拥有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青铜冶铸作坊，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二里头宫城距今已有３６００多年，这是迄今发现我国最早的宫城，可视为以后历代宫城的祖源；二里头发现的绿松石龙形器，长约７０厘米，头宽１５厘米，身宽４厘米，由２０００余片绿松石组成，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2002年春，在清理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考古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以往在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时代的贵族墓葬中就曾有大量的绿松石片集中出土，这些绿松石片原来均可能粘嵌于有机物上，但出土时，大多散乱而无法复原其全貌。因此，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母鼓铜方罍 商代

洛阳北窑西周贵族墓出土

通高20.3cm，重22.2千克，器形高大，凝重，结构复杂，纹样繁缛，方体,四坡屋顶形盖，四角及体中起扉棱。通体均饰以龙纹，云雾纹组成的浮雕兽面，腹饰龙纹组成的垂叶纹,其中一侧中间有一跃跃欲出的圆雕牛首形鉴，体上八条劲健有力的高棱由圈足直通顶段，显得更加壮伟高大。

它以实用与美术、圆雕、浮雕、图案交，往往纹中有纹，层层套置，各种动物造型达十几种，典雅、庄重，富丽堂皇，兼而有之，堪称商周青铜酒器中极难得的上乘之作。盖内铸'母嫯'二字，当为主之名。

七孔玉刀 夏代

长65厘米

二里头遗址出土

体型硕大玉色莹润。通体抛光。刀体上方靠近刀背的地方有7个等距离的圆孔，近两端有刻画的网状斜线装饰，两端有对称的锯齿，玉刀的刃部并不锋利，厚度仅0。1厘米。这件玉刀是目前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大的玉器，不仅线条加工流畅，抛光也极为考究，是当时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代表，也是主人权利和地位的象征。

兽面纹铜方鼎 西周

高36厘米

1977年洛阳北窑庞家沟西周墓出土。

这件方鼎直腹，立耳，柱足，腹部正中和腿的上部铸有粗眉大眼的饕餮纹，四角和每面正中都有突出的扉棱。在装饰技法上,它采用了浅浮雕和高浮雕的交相使用；它通体以细致的云雷纹做陪衬，更显示出了饕餮纹的狞厉之美。站在它的面前，一种不可动摇的情势使人油然而生。您看它那粗壮的四柱足，似乎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它推倒。特别是它腹部那醒目的浮雕饕餮，巨眼凝视，阔口怒张，那夸张的双目，在青铜色泽的衬托下平添了一种清冷沉寂的神秘感，仿佛在静止状态中积聚着无限紧张的力量，一瞬间就要迸发出凶猛的咆哮。这件极力表现狰狞恐怖的饕餮纹方鼎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遥远的充满宗教气息的年代，在那祭祀烟火缭绕的宗庙里,钟声锵锵,鼓声隆隆.象征国家王权的九鼎依次排列，从而达到天地人神间的沟通，让人得到上天和先祖的保佑。饕餮纹铜鼎以其“雄都定鼎地，势据万国尊”的崇高气势，展现着那个如火烈烈的时代精神和拥有者的王者之尊。

西周时期方鼎较为罕见，往往高等级贵族才可以拥有，目前出土的西周方鼎数量很少，洛阳博物馆藏的这件西周兽面纹鼎不仅体形较大而且纹饰极为精美，是西周青铜鼎的杰出代表。

白玉杯 曹魏

高11.5厘米

1956年洛阳市涧西区曹魏正始八年墓出土

现藏于洛阳博物馆的曹魏白玉杯，堪称难得的玉器珍品，这件玉杯出土于1956年，它玉质温润洁白，是选用珍贵的和田白玉雕琢而成。造型呈圆筒状，底部呈圆饼状，通体没有任何装饰，它通高13厘米、口径5厘米。加工工艺十分高超，曲线流畅优美，抛光细腻润泽，虽然没有任何装饰，但显现出超凡脱俗的大气。器形也是标准杯的器形，还原了一只酒杯的本质。这于它，正合适。因为质地的极端精美，以至于任何过分的雕琢，反会折损它的美。如同绝代佳人，浓妆艳抹，反掩其国色。

三国社会推崇简谱的生活风尚，因此在曹魏时期形成了玉器雕琢简朴、古拙的风格，而洛阳出土的这件玉杯正是这一风格的真实写照，从这件玉杯上可以看出，它受汉代遗风影响很深，出色的加工技术，也是两汉高超玉雕工艺的残存。曹魏白玉杯是曹魏时期的饮酒器，它出土在有确切纪年的洛阳曹魏墓葬里，墓葬虽曾遭到盗扰，但处于角落的玉杯却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中国古代玉器，自东汉以后，其使用价值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上古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礼玉这时期已基本消亡，取而代之的是生活用具和装饰用具开始成为玉器制作的主流，而这件玉杯则恰恰反映出玉器由浓重的政治等级化向世俗化转变的重要史实。因此，无论从工艺角度还是历史文化角度上看，曹魏白玉杯都拥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错金银铜鼎 战国

高16.5厘米

1979年洛阳市西工区西小屯地下窖藏出土。

这件青铜鼎盖、身相扣，形成独特的扁圆球形。它鼓腹、三蹄足；鼎口上方铸有两只方形附耳，两耳之间有少见的中空上翘的短管流；在鼎盖正中的衔钮旁，铸有一对栩栩如生的鎏金蟾蜍。

这件青铜鼎以金银作为装饰。战国中期以后，鎏金、错金银等工艺广泛流行。其中，错金银工艺是指，首先在铸造青铜器时，表面留下凹槽，然后在凹槽内嵌入金银丝片，捶打牢固；再用厝石打磨，使器物的表面光滑平整，达到严丝合缝的地步，青铜和金银纹饰的色泽交相辉映，映衬出瑰丽的图案，以此图案的装饰效果。这件错金银铜鼎以它独特小巧的造型，精美华丽的装饰手法，呈现出与前代青铜器全然不同的面貌，与有着狞厉之美的殷商青铜器相比，它的精巧，它的华丽带给我们清新活泼，生机勃勃的时代气息，那流动的云、那饱满的花，无不显得气韵生动、华美自然。这件错金银铜鼎纹饰图案对称工整，嵌金银对称和谐，装饰华丽，造型玲珑独特，堪称战国时期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美术品。

唐三彩灯（国宝） 唐代

高45.5、座径22.6厘米

1987年洛阳吉利区出土

这盏灯分为盏、盘、柱、座四部分。灯盏非常精巧，内外施彩釉，堆塑于莲朵之中，盛开于承盘之上。承盘圆弧上仰，仿佛一只彩色的浅盆。承盘下方衔接灯柱,为圆竹状，饰小圆圈纹与凸弦纹，其柱身色彩艳丽，而且上下两端刻意绽开莲瓣装饰，瓣瓣交映对称，逼真形象。底座为圆形覆盆式，外壁贴宝相花和力士纹饰。整体外形欣长挺拔，造型周正规矩，装饰丰富绚丽，不用加油点燃，已是光彩四射。 唐三彩以两大特色最能展现大唐风韵，一是着重表现造型，一是以釉彩取胜。而这盏莲花灯不论造型还是釉彩都是大唐盛世气象的展现。

三彩莲花灯平稳美观的造型，凝练纯熟的技法，兼之吸收佛教的艺术内涵，可以说，是中国美学与佛教思想的融合，是吸收移植佛教文化后的创造，也是中国陶艺的又一次发展。

同时，色彩最是唐三彩最绚丽夺目之处。这盏唐三彩莲花灯与所有唐三彩一样，是用高品质的高岭白土制成。胎呈白色，完美的衬托釉色。在施釉时，艺人独具匠心，用含有不同着色剂的釉浆，在胎面按图案的设计要求，在不同部位巧妙地搭配起来。仔细观察这盏莲华灯的色彩，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的釉色不是随意为之。灯盏与承盘是由黄绿白均匀布着，褐黄莲瓣置于其间，灯柱呈墨绿，间露褐色，而盆座则以浓重的绿为底，其间黄白点缀，整体协调柔和，斑斓绚丽，呈现出一种富丽堂皇的雍容气度，成为后代的宋三彩，辽三彩，明清时代的颜色釉和釉上彩的典范。

火顶洞观世音菩萨头像 唐

37厘米

洛阳龙门石窟研究院

上世纪二十年代流失海外，2005年10月23日回归龙门。

头顶挽高发髻，前面饰有化佛，五官比例匀称，神态静穆端庄，刀法流利自然，明显看出唐代武周时期的风格。这尊头像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被盗，八十年代初由华人陈哲敬先生购买收藏。2004年12月该文物被征集回国。

正始石经 曹魏

正始石经是三国魏时刊刻的碑石经书．又名《魏石经》《三体石经》。刻制于正始二年。遗址在今河南省偃师县佃庄乡。

石经刻《尚书》《春秋》二书，是用篆文、古文、隶书三种字体书写的。北朝时期正始石经多次迁移，并遭毁损。现在最大的一块残石分为半块，一块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半存河南省博物馆。

东汉末年战乱之后，魏文帝黄初元年 (220)重新恢复太学，整理《汉石经》碑石，并刻古文经石作为补充。书石者一说邯郸淳，一说卫觊，但均不能肯定。这次仅刻写了《尚书》、《春秋》 2经。它与《汉石经》不同，是用篆文、古文、隶书 3种字体书写的，《三体石经》由此得名。其篆文即秦代通行的小篆。由于先秦古经当时并无完整传本，故《正始石经》中的古文可能系集字而成，其中多数与战国古文字形相合，有少数奇字的字形，难以理解。刻法为每一碑面均以纵横直线划出界格，每字三体下行，自左向右刻写。根据书者不同，又有一字式与品字式两种格式。一字式为三体排成一直行，品字式为古文在上，篆文在下右侧，隶书在下左侧。每面约33行，每行60字。但各碑行数不尽相同。碑石为平顶长方形，总数有 25石、27石等说。20世纪30年代初，曾出土《尚书·君》一石残片，正面下刻 “第廿一”，背面刻“第八”。马衡据以判断《正始石经》应有28碑。1957年在西安市发现了《尚书·梓材》残碑，下刻“正始二年三”及“第十七石”等文，可协助证实28碑的推断是正确的。

北朝时期,正始石经与熹平石经一起被多次迁移,屡遭毁损。清末以来陆续出土了一些残石。 1922年在洛阳太学遗址出土一块至今最大的残石，正面存《尚书·无逸》、《君》 2篇34行，背面存《春秋》僖公等部分32行，共得1800余字。因盗卖者嫌运转不便，将其凿为2 石，损坏数十字，现一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半存河南省博物馆。此外小块残石尚有很多，马衡曾统计总字数为2576字。近年在考古工作中又有新的残石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