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松 ‖ 畿辅诗人戈涛的诗文创作
摘要：戈涛出身畿辅世家，早年受知于学使钱陈群，与边连宝、刘炳、戈岱、李中简、边继祖、纪昀合称“河间七子”，是清中期畿辅诗坛的重要代表。其诗歌创作宏富，少习陶韦体，清新旷逸；中年坎坷，转而为苍凉之音。为文师法魏禧，奇峭渊深，文字雅洁，疏宕有奇气。文学理论方面，与边连宝互相唱和，反对“神韵说”，主张以性情为主，切戒模仿失真，于乾嘉诗坛独树一帜。此外，作为御史，戈涛也是经世致用的典范。由于戈涛身后诗文集散佚，导致其名不彰。本文勾稽史料，力图窥见诗人面貌之一斑。
关键词：戈涛、诗论、畿辅诗坛、河间七子
戈涛（1717-1768），字芥舟，号蘧园，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清代诗人、文学家。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改湖广、山西、河南道监察御史，终刑科给事中。著有《坳堂诗集》十卷、《坳堂文集》十卷，纂有《戈氏族谱》二卷、《献县志》二十卷，编次有《街道条例》。
戈涛出身畿辅世家，早年受知于学使钱陈群，与边连宝、刘炳、戈岱、李中简、边继祖、纪昀称为“河间七子”，是清中期畿辅诗坛的重要代表。《红豆树馆诗话》云：“乾隆中，畿辅诗人盛于河间，一郡而必以芥舟先生为巨擘。”戈涛诗歌创作宏富，其少作习陶韦体，清新旷逸，纪昀谓之“山水清音，翛然自远”。中年坎坷，转而为苍凉高洁之音。边连宝论其生平创作云：“其少作风怀疏逸，绝似右丞，时而穆然玄淡，则直探左司之奥。迨其后两游豫章、滇南，尤得江山之助，演迤涵泓，闳大以肆，汪茫浩衍中其风骨仍复棱然可揣，盖不可以一家名矣。”戈涛为文师法魏禧，奇峭渊深，文字雅洁，善于持论。其《边征君传》“倾倒骏迈，为时传诵”。其《左孺人传》论断清奇，“能怨之旨，真足羽翼经传”。故李中简以其文“疏宕有奇气”。
乾隆十四年，戈涛以“留心经籍，学品兼优”与刘大櫆、惠栋、顾栋高诸人共以经学举，尝撰《诗经参》，今不传。戈涛所撰乾隆二十六年《献县志》，在方志编撰方面有很高的价值，纪昀以为“全书皆体例谨严，具有史法”，瞿宣颖《方志考稿》目为“体例精宏，裒然巨籍”。戈涛特别重视文献的整理与保存，官御史时，曾主持修建北京街道，他将任职期间所搜集的诏令、奏疏等材料勒为一编，名曰《街道条例》，是研究康熙至乾隆年间北京街道状况的第一手文献。
此外，戈涛还是一位书家，其书法张照，尤长于匾额，“书法驰骋，笔力自成一家”。
一
戈涛论诗以性情为主，切戒模仿失真，其时正值王渔洋“神韵说”笼罩诗坛。明中期以来，前后七子以“复古”为口号反对台阁体的弊端，但过分强调复古，导致其创造性不足，其后，公安、竟陵派以“性灵”矫之，然或流于俚俗浅露，或题材狭窄、语言艰涩。此时王渔洋针对复古之习提出“神韵说”，以“言有尽而意无穷”、“味在酸咸之外”为基调，为清初诗坛带来了新鲜的理念，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然而戈涛在《随园诗序》中表达了不同的主张，他首先梳理了前后七子、竟陵派的观点，前七子中，他以何景明为例，认为在形式上何“诸体具美，似无可讥”，但由于亦步亦趋，而不能像唐代诗人一样“各留性情面目于数百年之后，与读者相见于蓬窗土屋之间”，尽管内容和形式上都无可指摘，但并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而后七子步前七子后尘，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流弊更甚。因此他负气地说：“宁为钟、谭，勿为王、李。”即宁愿做竟陵派（钟惺、谭元春），也不做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并不是说竟陵派强于后七子，乃是对后七子极不满的态度。戈涛进一步认为，如今“神韵说”占据诗坛，无非是前后七子的流风，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模仿，不同的是七子模仿唐以前，王渔洋兼模仿宋以后而已。当今诗道凌迟，明七子固责无旁贷，而“神韵说”亦难辞其咎：
近日新城之学徧天下，予以为一信阳而已！信阳画自唐以上，新城则兼泛滥宋元以下，故每作一诗，胸中先据有一成诗，而后下笔追之，必求其肖而止。所作具在，可一一按也。余非敢瑕疵前人，然恐诗道坐敝于此，则明七子不独任咎。
论者以为戈涛以何景明喻王士祯，较吴乔“清秀李于鳞”之说更为确切。
戈涛主张诗当以性情为主，在表达形式上，学古但不能食古不化，无论七子还是王渔洋，其拘泥的风气最终导致形式主义而丧失性情。他在《默堂诗叙》中也表达了对“神韵说”的批评：
诗道歧出久矣，自瓣香沧浪者以“神韵”为解，于是尽举济南、竟陵、公安互角，争树之帜而摽之。而江西宗派亦由之以不振，于今六七十年，几于比户尸祝矣。然而论者犹或疑其有流而失真之弊。夫至于失真，则于济南、竟陵、公安诸派，卒无以相胜。而所谓真者，又非可假老妪能解之言，以自文里陋也。诗之为道，固何如哉！固何如哉！
戈涛认为，“神韵说”一扫七子、竟陵、公安诸派的纷争而一统文坛，但其缺点是失真，七子复古是失真，而针对七子复古的公安、竟陵的浅俗、油滑同样是失真，不必以白居易的老妪解诗以自文浅陋。戈涛所谓的“真”是要有真意，而不是以任何看似合理为借口的模拟。他在《周蒌亭诗序》中以自己和边连宝的创作经历举例云：
余幼学诗，窃慕左司风格，已而泛滥于李杜韩苏之间，虽极力驰逐，出之终不免于艰蹶，其率然有得，虽不敢谓阑入陶韦之室，然每恍然自悦于心。任邱边征君随园，才思桀奡，其诗出入韩孟，及与余唱酬，亦间作陶韦体，平淡非不近之，而生硬之气终不能化。东坡和陶，不过自成其诗而已，其于陶远近，虽公亦无能自诬。是可知学各得其所近，性情主之，人力有不得强者。
戈涛认为诗歌创作与性情相关，不能勉强，他的诗作偏向陶潜、韦应物的恬淡清远，边连宝的诗作偏向韩愈、孟郊的雄奇清矫。边连宝每与戈涛酬唱，偶作陶韦体，虽近平淡，但终归失之生硬。这是性情不同所致，不能强求。戈涛以大量的文学作品，传达了不同的文学理念，呈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边连宝称之为：“愤然欲拔新城帜，舌锋笔阵争腾翻。”“孤军锐卒捣窟穴，百年壁垒失完坚。”
对于神韵说的批判，在王士祯的生前身后代不乏人，其主张皆为救弊补偏，各倡一义，表现了诗人们在诗歌创作实践中的不同思考，是诗歌发展史上的自然规律。戈涛从个性、情感出发，看到王渔洋过度强调“神韵”最终陷入自相矛盾，从而失去性情，亦为一家之言。《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云：“边连宝与戈涛互作序言，共同驳议神韵之非，于乾嘉诗坛独树一帜。”
二
思想上，戈涛主张致用，其致用观集中体现在所撰《献县志》中。他在《献县志》中举某年御试问耗羡之事，诸试者无以应对，至有不知“耗羡”为何物者。因此叹道：“士君子读书致用，当世之务，皆所宜知也，况耗羡归公，又事之近且著者，于此而不知，则又乌乎知之？”因此，戈涛论事，讲求实事求是，檃栝源流，一归于实用，但不标榜复古。如《食货志》中有对古今田制的长篇论述，从实际出发，批判了保守者恢复三代田制的观念，认为三代之田在官，今之田在民，以今法复古制，固不可行，全文有破有立，见解深刻。在《赋役序》中，通过对历代赋役的产生、演变的考察，原原本本，深探其利弊。认为租庸调制发展为两税法，是由于土地兼并使均田制遭到破坏导致的。至明代欲兴租庸调制，由于土地所有制的不同，导致一条鞭法的出现，乃势之必然。因此他认为不顾时势，空喊复古是没意义的，因此他说：“租庸调之变为两税也，府兵之变为彍骑也，人惜复古之不终，不知古之田赋、兵制皆起于井，井法废而其本已失，后世欲以末法复之，其势固不可以久。”戈涛认识到，一条鞭法的弊端在于土地大规模集中后，继续按丁征税，会导致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力负担。因而摊丁入亩应运而生，将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不再以人为单位征税，这是“垂万世而不易者”。有了对田亩制度与赋役制度的深刻认识，才有后来著名的《请丁银仍归地粮疏》。戈涛在考察了献县境内的堤防之后，对滹沱河、九河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对不同的观点条分缕析，谨下按断，其目的在于防治水患。他认为治水“当其湮塞未久，疏而浚之，使由故道分流，河患或有豸”，待时代久远，再议复故道则难矣，这是其《复唐河故道议》的先声。《献县志》中的其他论述率皆可观，惟未独立成文，以至流传未广，而其《请丁银仍归地粮疏》《复唐河故道议》等著名论文被《皇清经世文编》《皇清名臣奏议》《畿辅水利四案》等广为收录，成为经济、水利史上的重要文献。
戈涛不仅以自身的创作体现其文学主张，对于矫正当时的文风，也做出过不懈的努力。戈涛曾三次主持乡试（两次为主考，一次为副主考），在衡文的实践中处处表现出对文风的干预。他认为时文与古文是统一的，将二者截然分开，专攻时文，以为进身之阶，祇能导致形式主义、模仿滥调。应当考镜文章源流，将古文、时文合二为一，从而摆脱这种弊病。而文风的改变，除了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外，还可以通过人的自觉行为来矫正，“古今文章升降之故，似有天焉，其相激而加厉，相挽而返乎淳者，则由于人之为之。”戈涛认为考官的衡文标准对于地方乃至全国的文风发展至关重要，应当通过录取与斥退的方式，对于好的文风因势利导，反之，则当力矫其弊，“文章之道，推之则下，挽之则上，顺其习而予之，将有沿而不知返者，矫其习作之使新，使知所学之不可以墨守也，而后可幡然一出于至当。”如他看到某人的时文“骨廉肉削，气脉与古文为近”，便认为“闱中得此种数十置前列，可振衰起靡矣”。时文江西派艾南英、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等人反对前后七子“诗必秦汉，文必盛唐”的主张，以复古为己任，经史之外，于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其缺点是杂博不纯，后世竞相模仿，导致了江西文风“艰深险怪”之弊。戈涛在做江西乡试副主考的时候，便斥退“以险涩相高，字町句棘”的文章，取其“平易通达”者，使知“文体之正”。
戈涛官御史时，以直陈利害、革除弊政为世所重，其奏章数十上，“率皆朝入奏而夕报可”，故京察屡拔上等，然皆被他谢绝，他认为御史言事为职责所在，不当成为进身之阶，因而被目为“耿介绝俗者”。乾隆三十三年（1768），戈涛卒于福建乡试主考任，卒之先，尚有旨命于归途勘察宿迁城工。
三
关于戈涛的著作，著录不一，据翁方纲《坳堂集序》序所言，为《坳堂文集》十卷、《坳堂诗集》十卷。而据戈涛裔孙戈革言，则有《坳堂诗草》十二卷。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戈涛《坳堂小草》四卷，稿本。又李慈铭日记云尝见“献县戈芥舟学士涛《坳堂诗文集》钞本”则又似有诗文集合本。然则戈涛的诗文集有《坳堂诗集》《坳堂诗草》《坳堂小草》《坳堂文集》《坳堂诗文集》等不同的名目，说明戈涛的诗文流传颇广，但其生时并未系统地整理行世。戈涛诗集今皆佚，戈革藏本毁于文革。
《中国古籍善本总目》著录《坳堂小草》四卷，清华大学藏书。然《清华书目》无此书，笔者咨询清华大学图书馆，亦无。戈涛文集亦散佚，天津图书馆藏《坳堂文集》稿本残卷四册，惟于第四册中某页题“坳堂文集卷第四”，“献县戈涛芥舟著，胞侄宝树珊如辑录，侄孙烈文、炜彬、炜彦校字”。按：戈宝树，字珊如，戈涛弟戈源五子，嘉庆庚午举人，官长子县知县，包世臣《书刘文清四智颂后》所谓“宛平之婿而诸城门人也”。据翁方纲《坳堂集序》云：“吾婿宝树，君犹子也，始以所写坳堂诗十卷、文十卷来视。”则此本盖即翁方纲作序的文集残卷。
此本有戈涛原稿，亦有后人辑录，原稿有墨笔、朱笔眉批、总评若干。惜天头地脚多被割去，故其上评语，除尹嘉铨外，不知出自谁氏。尹嘉铨评语为墨笔，纸笺黏贴，在前。无名氏评语为朱笔，径书于文末，在后。《坳堂文集》稿本列入“天津图书馆珍藏清人别集善本丛刊”第十八种，于200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阅读链接
刘青松：边连宝在雄县的文论创作——兼论“瀛洲二子”的文学理念的形成［上］
刘青松：边连宝在雄县的文论创作——兼论“瀛洲二子”的文学理念的形成［下］
作者简介：刘青松（1978- ），河北献县人，文学博士，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语言文字学的教学与科研。著有《<白虎通>义理声训研究》《古释名辑证》。业余从事地方文献整理，辑校有《坳堂诗文集》《河间七子诗文征》《新辑泊居賸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