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权谋：士族的嬗变与衰亡

中国的士族社会，或者说士族政治在魏晋两朝达到高潮。据统计从东汉末年以来，士族在官场所占比例从建安年间的29%上升到东晋的80.8%，达到高峰。

嵇康弹奏广陵散

所谓士族，其前身都可追溯到依靠战场杀伐起家的军事贵族，其本身和后代均因战功而占有广阔的封地、财富，乃至奴隶或者依附人口。中国以军功起家的世家大族有春秋时期的中原士族，也有五胡乱华时期崛起的关陇军事贵族。春秋时期有晋国六卿：赵氏、韩氏、魏氏、智氏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有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袁氏、兰陵萧氏，以及隋唐时期的陇西李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太原王氏等。

孟尝君养士三千

世家大族达族垄断政权，封锢山泽，以封建庄园的形式建构国家的经济基础。秦汉以前，周天子与诸侯、大族共治天下。秦汉施行郡县制，建构平民社会，意在削弱世家大族的社会影响。但是，汉武帝北征匈奴诱发的经济危机，驱使大量破产平民投靠世家大族，民间土地进一步兼并。西汉中后期，逐步形成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豪强势力。精神方面，军事贵族出身的士族大家更加强调责任与担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加强化了士大夫阶层的社会责任感。汉代士人普遍注重名节，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曹丕开始，曹魏施行九品中正制，与士族共治天下。司马氏开创的两晋朝廷更是将士族政治推向高潮。奈何魏晋两代，确切说都是得位不正的僭主政权，与儒家所谓正统意识相悖逆。从武帝曹操开始打压士族，儒家代表人物孔融被杀，更有忠于汉室的大臣也被赐死。魏晋中后期以降，士族回避政治，崇尚清谈玄妙。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中原士族日渐没落。

竹林七贤

隋唐大兴科举，统治者重用寒门庶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充当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意在规避五胡乱华期间兴起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对朝政的操控。隋唐皇权与军事贵族的斗争可溯及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期间几经离乱。孝文帝拓跋宏被迫将首都从同城（今山西大同）到迁东都洛阳，推行汉化，致使北部边镇叛乱，国家分裂为南北朝。隋炀帝杨广想在征战中消耗陇西贵族军事实力东征朝鲜，直至身败名裂，国破家亡。直到唐高宗和武周时期，随着科举制的完善，新型官僚阶层的兴起，士族势力才被分化、削弱。后经安史之乱、唐末农民起义、五代乱世，直至两宋施行重文抑武国策，君主士族共治才逐步被官僚政治取代。

隋炀帝三征高丽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吸取五代乱世教训，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在建国之初首先解决了本朝新兴军事贵族对政权的威胁。重用科举出身的文人官僚治理国家，取代前朝的军事强人专制。北宋仁宗年间，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科技繁荣。这一时期产生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相关活字印刷等重大科技发明进一步完善，进入生产领域，被西方史学者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宋朝是我国少有的君王与官僚共治的开明专制时代。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国之初就制定了“抑武兴文”的文治国策，且规定国君不得斩杀因言获罪的文官士大夫。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秉承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忠君爱国，成一代文士楷模。儒学在两宋得到进一步发展，程朱理学成为两宋封建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准则。

才子佳人

两宋商品经济发达，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个体意识开始萌发，市民社会逐渐形成。相对于民间市民社会的形成，上层建筑的改革明显滞后，导致国家行政效率低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由于守旧势力的羁绊，均以失败告终。随着北方蛮族军事实力的崛起，两宋政权内外交困，国破家亡。

王安石变法

元明两代，因其粗鄙、孤陋，仇视儒家文明。元朝重用流氓实施野蛮统治。明承元治，虽然恢复了被元朝搁置的科举制，但却将秉承仁治原则的儒家文人官僚视为异己。至满洲入关，女真统治者对文人官僚沿用明朝“文字狱”无情镇压。同时，重用包衣家奴参与政治，排挤、打压文人士大夫。雍正皇帝顾及明朝文人党争危害，更是严斥官员既不能求财，也不能求名，只能作惟皇命是从的奴才。

李卫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