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像我们当年那么苦闷”1991年，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张昭，在经历了人生的重大变故后，决定赴美求学，由此开启之后漫长的电影生涯。在那之前，张昭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十多岁时，他曾趴在门缝里，偷看邻居家电视播放的黑白越南电影《森林之火》。读书时，张昭是复旦剧社的积极分子。他有时会路过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是电影爱好者的圣殿，此时的张昭只能在圣殿的门口徘徊。对他来说，28岁是关于改变的年纪。他对未来并不确定，但对改变十分笃定。到达美国后，除了忙于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张昭还在各处打工。他曾为新房子建造阳台，20多年后，仍然记得钉钉子的细节。一颗钉子对好后只需再敲一锤，就能让阳台牢固。但如果第一锤后再反复敲打，入口就会变松。在苦闷的时候，电影是张昭的养料。费了一番周折后，张昭从纽约大学哲学系转到电影系。拿到录取通知书后，他带着电影教材回到租房。这是一间狭窄的小房间，一张大床占据了大半的面积，而门开到一半就会抵到床沿。张昭坐在门和床沿的空地上，后背靠着床上，打开书本空白的扉页。他看着这一页空白开始走神，过去的很多烦恼和曲折的回忆仿佛都在此刻被洗去，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幸福感，他终于进入了梦想的专业。之后的研究生时光里，张昭陷入对于电影近乎痴狂的状态。大部分时间里，他在学校看租来的录像带，完成学生作业，晚上就睡在学校24小时开放的教室里。没有课程的时候，他会开着车去郊区，为别人拍摄生日派对和婚礼录像赚钱。三年级的时候，张昭作为导演，拍摄了28分钟的实验电影《木与词》，讲述三个并行的故事，一个中国女孩和美国男孩的恋爱，一个男木偶和一个女木偶，一个小女孩和一只猫。这部短片让他获得了学生奥斯卡奖（Student Academy Awards）。片中对跨文化交流的描写，也是张昭对留学生活的投射。后来，张昭收到了上影集团拍戏的邀请。那时，他将回国看作一个关于“工作”的决定，美国电影专业的学生，毕业可能也是失业，有戏可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回到中国意味着成为导演的机会。1997年，张昭回到国内，作为导演拍摄了两部中美合拍的作品，但在萧条的影视市场缺乏声响。90年代的大陆年度总票房一度不足十亿，影院被改造成咖啡厅和录像厅，影院门口是卖鞋的摊位。当时的张昭和第六代导演颇有交际，但他事后回忆这段遭遇，用到的词却是苦闷。他告诉媒体，电影人90年代经历的精神苦闷是切肤的，“只有产业化才能让一代又一代电影人的创作持久，不要再像我们当年那么苦闷。”还有一件事对张昭影响深远。拍完第二部电影后，即将和他合作的一位导演患上了忧郁症，这成了他电影事业的转折点。 他去医院看望这位导演，和导演聊了一会后，自己的情绪也变得不好起来。那是一个下着雨的晚上，离开医院时，张昭从很高的台阶冲进雨里，浑身湿透地进了一辆面的，面的已经很老旧了，他使了很大的劲儿，才把门拉开。司机师傅一顿胡侃后，他低落的情绪好了很多。在多年后和毒眸的聊天里，他回忆道，那扇门，仿佛是他在电影产业里的分水岭，他决定换一种方式做电影。“其实做服务行业挺好的，如果做电影不给别人提供服务，迟早也会得忧郁症。”感性的导演张昭，从此成为了理性的产业人。美国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电影产业。在百废待兴的行业背景下，他当时最想做的是为中国电影“修路”。2003年，在复旦校友王长田的邀请下，张昭加盟光线。2006年，他就任光线影业总裁。从这一年开始，张昭开始在电影的市场逻辑里，一步步地为中国的电影产业化添砖加瓦，并参与到其伟大而迅速的发展过程中来。为了实现产业化的进程，张昭逐渐将自己和电影感性的联系藏了起来。早年常有记者问他喜欢看什么电影，张昭认为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他告诉记者别问这样的问题，“这和你有关系吗？和这件事有关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