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nard Faucon 摄影作品Q：接触了这些欧洲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文化从业者，有对他们形成一个整体的观感或者印象吗？A：艺术家和大学里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点不一样。我没见过多少艺术家，但在读大学的年代，遇上过一些非常好的老师。欧洲不像美国，人文学科里，强迫研究生干活的导师还是非常少的。老师会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度，让学生下个礼拜来见见面，即便学生没什么进展也不会被骂。这种文化确实不太一样。法国的老师可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反正你也是大人啦，关我什么事。我能怎么办呢，你该对自己负责了。”近年心境Q：这一年，您还好吗？心境如何？您曾在《寂寞的恋人》一篇中描写语言班的同学中，一对信仰对立，却相爱了的恋人的故事。而后巴黎恐袭时您再次撰文，讲述“属于文明的骄傲”。而2020年一整年历经了疫情和世界的变化，很多人感到压抑与幻灭，未来重新变得不确定。欧洲受到疫情和恐袭的双重袭击，似乎摇摇欲坠，您的看法有改变吗？可以结合您自己的经历谈谈吗？A：尽管我们有共识，世界在变得更糟糕，但我还是希望，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文明可以打败野蛮，从任何意义上讲。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立场。我相信欧洲的好运气还没有用完。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我爱它，可能不够客观，我还是希望并相信欧洲会好。而疫情对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可能要过几年才会开始显露。我确实觉得，曾经认为挺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大家在全世界自如方便的交流，其实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方便。只要每个国家国门一关，就困难重重。我会觉得是时候了，上帝在按下暂停键。所谓的全球化是不是一种假象，都需要再好好想一想。选题/采访/整理：王元博（北京大学法语系）摄影：王曦玉（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文见：对话法语人 | 作家笛安：“我觉得欧洲的好运气还没有用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