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木竹巴的辉煌与落寞12：风云变幻的盛世（上）
原创2021-07-08 10:02·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
大司徒绛曲坚赞一生披荆斩棘，终于击倒了前任霸主萨迦派，将帕竹噶举托升至全新的高度。在其获得元朝政府的正式授权后，帕木竹巴政权成为了卫藏地区的新任帝国代理人。
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10月17日，大司徒绛曲坚赞因病去世。
此时距他受封大司徒，只间隔了短短四年。他去世时，大元王朝虽混得风雨飘摇，但还在苟延残喘。
因此，绛曲坚赞在病床上对继任者说：“东方的皇帝对我们不错，如果可以的话，还跟着他干。”
（“东方皇帝以前就关怀我们帕竹，若继续关怀，则应当遵守皇帝的法令，迎送和承侍宣旨钦差”。[1]）
他口中的东方皇帝是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虽然此时距他被撵到草原上放马，也就只有四年了。
公元1368年，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位新皇帝定鼎南京。
这位原名朱重八的皇帝和他的后世子孙，一直都以脖子硬著称，长期奉行“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干不过接着干”的政策。
八月，朱元璋派大将徐达进军陕西。
次年四月，元军主将李思齐在遭受痛击后，于临洮（甘肃临洮县）降明。
这几乎就是蒙元“欲取西藏必先取陇右、川西”策略的复制版，就在进军陇右的同时，朱元璋昭告天下“……联乃命将率师，悉平海内，臣民推戴，为天下主，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惟尔吐蕃，邦居西土，今中国一统，恐尚未闻，故兹诏示使者至吐蕃。吐蕃未即归命，寻复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往招谕之”。[2]
朱元璋的召谕说白了就是一句话，现在天下改我姓朱的说了算，吐蕃（洪武五年之前，明朝对于西藏称谓依旧是吐蕃，范围包括全藏，之后改为“乌斯藏”）你们地方远，可能没听说这事。没关系，我派官员告诉你们。
但可能卫藏地方政权（帕木竹巴）确实离得远，没把朱皇帝当回事，居然没人搭理他。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正月，徐达领军再入甘南，大败元军主力王保保部，旋即“分遣左副将军邓愈招谕吐蕃”。
这下安多地区的藏族首领坐不住了，眼看着元朝军队不堪一击，明军却已经兵临城下。六月，“故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银牌印、宣救诣左副将邓愈军门降，及镇西武靖王卜纳刺亦以吐蕃诸部来降”。[3]
随着，甘、青、阿坝藏族地区的元朝最高首领投降，河州（今甘肃临夏）、临洮、岷州（甘肃岷县）等地纳入明朝版图。
洪武四年，明军进入四川，阶州、文州、茂州、威州、松潘等地的蒙藏官吏望风而降。
拿下四川后，明朝设河州卫和朵甘卫正式在甘南、川西北驻军，管控两地军事、民生。
次年二月，又设置四川等处茶盐都转运司和秦州茶马司，进一步在经济领域管理涉藏事务，分别从四川和甘肃东部掌控了与藏族地区的茶马贸易[4]。
从这时候起，明朝的棍子已顶在卫藏的大门口。
卫藏地区的情况，朱元璋可能并不清楚，毕竟离得太远了，但河州卫领导心里有数，他们对于上意领会的还是很有心得的。因为朱皇帝曾有召谕名言，“缘土蕃之境未入版图，……是以报功之典未及举行”[5]。
话说得这么直白，还领会不了，也就不用混了。
洪武五年四月，“河州卫言:'乌思藏怕木竹巴故元灌顶国师章阳沙加监藏，人所信服。今朵甘赏竺监藏与管兀儿相仇杀，朝廷若以章阳沙加监藏招抚之，则朵甘必内附矣。’
这里的章阳沙加监藏便是绛曲坚赞的侄子释迦坚赞（1340-1373），他幼年时便出家为僧是泽当寺第一任座主，绛曲坚赞去世后，他从座主之位上转任帕竹第二任“第悉”。
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位帕竹第二任“第悉”似乎没有什么太大作为，不过也可能是他叔叔的光辉太耀眼了，把能想到的事情都安排完了，就连家族后裔怎么娶媳妇这种事儿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他也就是剩萧规曹随的份儿了。
但他运气不错，帕竹政权的强势地位在那儿戳着呢，不但卫藏没有宵小敢于窥视，就连中央政权也得给几分薄面。
元顺帝命其续领大司徒，并册封灌顶国师。等到元顺帝去了草原“北狩”，朱元璋也照例册封了他灌顶国师之号（在这里史料的记载有差别，有学者认为他还续任了大司徒[6]）。
明朝册封的诏书是先颁布，而后送至乃东的，“中书省以闻，诏章阳沙加仍灌顶国师之号，遣使赐玉印……”。
释迦坚赞也不傻，见新任大哥这么讲究，闻弦歌而知雅意，立刻就派人入朝面圣。
9个月后（考虑到乃东和南京的距离，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帕竹使者赶到南京，没想到还有比他们更快的。一个月前，萨迦派就已经派人前来联络感情，“乌思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萨迦最后一任帝师）等遣使来贡方物”。
又过了一个月，萨迦帝师亲自跑到南京来见朱元璋，“喃加巴藏卜和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巴亦监藏等来朝贡，乞授职名”。
这是西藏地区第一个入京面圣的领袖，可见失去权力的萨迦派心情有多么迫切。
在如何对待西藏领袖的问题上，朱皇帝充分展示了他的霸气，当有大臣上议：“来朝者宜与官职，未来者宜勿与。”
朱元璋回应道：“我以诚心待人，彼若不诚，曲在彼矣。况此人万里来朝，若侯其再请，岂不负远人归向之心? ”
在他的坚持下，“遂皆授职名”。
“诏置乌思藏、朵甘（思）卫指挥使司、宣慰司二，元帅府一，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以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巴亦监藏等为指挥同知、金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凡六十人。以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7]
初创不久的明朝政府，对于第一位慕名来投的边疆宗教首领极为重视，不但保留了元朝驻军各级官员的职务，还命其继续镇守西藏。同时，还将喃加巴藏卜举荐一百多名旧官员全部保留。
对于喃加巴藏卜个人的封赏，甚至由朱元璋亲自过问，《明实录·太祖实录》有如下记载“初，玉人造赐喃加巴藏卜印，既成，以进。上观其玉未美，亟命工易之，其制:兽钮、涂金银印池。仍加赐喃加巴藏卜采段表里二十匹。”
就连所赐玉印玉质不美，都由皇帝亲自过问，可见其重视程度。但要说他不明白萨迦帝师的心思，那就小看这位出身微末的皇帝了，别忘了朱皇帝可是干过僧人的，虽然最开始不过是为了混口饱饭。他对于宗教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勾当极为敏感，微末时可以奉小明王为尊，来团结广大教众，甚至可以用“明”为帝国名号，但建国后，立刻就颁布限制宗教势力的召谕。
《明史》记载：“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洪武)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者黜之”。
你看不但限制寺院数量，还规定了僧人数量和年龄，青壮年想出家都没机会。甚至还要考试，考不过你也就别干了。
但对于普遍信教的边疆地区，手法肯定不能和中原一样。
所以，朱皇帝依旧延续了前朝册封国师的惯例，分别封了萨迦、帕竹等领袖国师的尊号。
但大家注意到这里面的帝王心思，朱元璋册封了国师，却没有因循元朝旧制给他们“辅治国政”的权利，甚至没有册封他们为“帝师”。
朱皇帝可没有给自己找老师的癖好，所有在他面前装X的人，都被亲手送去朝见佛祖了。
朱元璋的政策非常明确，“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谁都别想扛着宗教的大旗，在明朝土地上横着走，除了他自己以外。
为此，他采取了“多封众建”、“羁縻怀柔”的政策，对臣服的宗教领袖不吝封赏，但同时接收乌思藏、朵甘卫指挥使司、宣慰司等军政衙门的手段一点也没落下。他还特别召谕，“……自今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为僧者，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以共乐太平。”
这就是说僧人们，您该干嘛干嘛，以前手伸得太长的旧历，就甭想了，全都给老子翻篇儿！
但人是有惯性的，毕竟以前做法外之民时间久了，一时间有点转不过弯儿来。对于这种人，朱皇帝进行耐心地批评教育，让他们认清老大手里的棍子，不是用来放羊滴。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十月，阿撒捏公寺住持僧端月监藏乞降护持，朱元璋热情洋溢地接待了他，并特发诏书，要求属下官员支持他的宗教活动:“凡(端月监藏)云游、坐禅，一听所向，以此为信。诸人毋得慢忽其教。违者，国有常刑。故敕。”
但这位端月监藏可能属于那种一时转不过弯来的人，他见朱皇帝态度和蔼可亲，便提出了涉及民事、行政的要求。朱元璋的脸立刻晴转多云，干净利索地撅了他，“端月监藏又请收集散亡之民，廷议以事属有司，不许”。[8]
对于西藏的领袖们来说，虽然朱皇帝脾气不太好，说翻脸就翻脸。
但只要你别捋他的虎须，他还是比较客气的。尤其是这几年北元在边境闹得凶，朱皇帝的心思还都在北边，对于遥远的乌斯藏一时半会儿还真有点顾不上。
参考书目：
[1][8]、帕木竹巴王朝的衰颓过程__佐藤长.邓锐龄译；
[2][3]、《朗氏家族史》__大司徒·绛曲坚赞；
[4][6]、《西藏通史》__陈庆英；
[5]、大司徒绛曲坚赞生平再研究__吕崇民；
[7]、西藏帕竹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研究_达瓦玉珍；
[9]、《明代藏族史研究》__尹伟先；帕木竹巴政权对乌斯藏的统治_帕木竹巴政权研究之二_王献军；
[10]、《西藏通史》__陈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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