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史论丛》自序
方国瑜 （1903-1983），字瑞臣，云南丽江人，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文献学家、方志学家，是西南民族史的开拓者、云南地方史的奠基者，被学界誉为“南中泰斗，滇史巨擘”。
《滇史论丛》第一辑，方国瑜著。大32开本3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
《滇史论丛》自序
国瑜生于边僻之乡，儿时因疾病折磨，资质粗笨异常，习惯于孤独生活。年九岁始发蒙，读书小学、中学时，常促居小屋，终日伏案咿唔。稍长，自署书室曰困而好学斋，以自勉。假日，从和让（德谦）先生习诗词者六年，未尝有佳作。将远游，先生临别赠言。诵《王渔洋诗话》,“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之句。谓：瑜生性质朴，缺乏“才”、“趣”，而肯勉力，“学”、“理”可就；一生功力，能为学人，不宜为文人。此深知之言，铭记在心，拳拳弗失矣。
公元一九二三年至北京升学，多闻议论，胸襟开扩。一九二四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因一场大病休学二年，复学读本科。时“整理国故”之风甚炽，乃习考据学。先后从钱玄同（疑古）、余嘉锡（季豫）、马衡（叔平）诸先生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且得高步瀛（阊仙）、吴承仕（检斋）、黎锦熙（劭西）诸先生启发教育，稍知读书门径，每有论述，发表于报刊，亦有存稿（有可取者，已编定《广韵声汇》一书及《困学斋杂著》五种）。又先后从陈垣（援庵）、梁启超（任公）、杨树达（遇夫）诸先生治史地之学，钩稽故实，发微阐幽，且多读西域南海译著，增益新知，亦有述作。至一九三三年已卒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刘复（半农）先生催促瑜回乡习纳西族象形文字。秋间过昆明，获晤袁嘉谷（树五）先生，询所学，蒙赞许，纵论滇人旧学，亦颇谓然。时周钟岳（惺甫）、由云龙（观举）、赵式铭（星海）、方树梅（臞仙）诸老辈纂修《云南通志》，鼓励瑜专心本省文献，意有所动。既至丽江习纳西文字成，次年复过昆明，携《云南备佂志》、《滇系》诸书，六月抵北平。数日，刘半农先生病殁，将整理纳西文字，无从请益。友人董作宾（彦堂）介绍至南京从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治语言学，编写纳西文字谱。居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内藏书甚富，得纵览之。南京国学图书馆多善本书，时往假读。约一年间，辑录云南地方史资料。是时有中英会勘滇、缅未定界之议，痛切清季外交，丧权辱国，多作文议论，发表于报刊。所编撰《纳西象形文字谱》成初稿后，携往苏州谒章炳麟（太炎）先生求教。复谒李根源（印泉）先生。以云南史请业，颇蒙教海，谓：瑜所论界务多空洞，当亲履边境，研究地方史事亦甚有益。乃以参与界务交涉，九月赴滇西边区考察，周历傣族、拉祜族、低族地区。于一九三六年夏归至昆明。因袁树五先生强留，教读于云南大学，至今已四十又四年矣。其初，授课之余，致力研讨云南史地之学。自一九三八年以后，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审订、续修之职。分纂建置沿革、金石文字、宗教、族姓诸目，其余亦多参加讨论。又协助李印泉先生编辑《永昌府文征》，多作题跋。自一九三七年抗日军兴，内陆大学及研究所播迁至西南加强抗战大后方。各地学人多来集昆明，尚论边政。瑜与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诸友好主办《西南边疆》杂志，出版至十八期而辍。云南大学成立西南文化研究室，瑜主其事，筹资编印丛书，先后成十一种。一时各地以研究边疆问题相号召，多有专著。瑜研究云南史事已有积稿，拟作专节，然分目既多，颇感芜杂，成稿者尚少。
我国自远古以来在辽阔地域逐渐形成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边地长期处于落后阶段。历代王朝设置政区，适应社会基础，秦汉以来有内郡、边郡之分，隋唐以来有内州、边州之别。此乃政权形式不同，国家主权则无二致。由于统治者之偏见，歧视边地，认为羁縻，实行大民族主义压迫，更使发展延缓。史家倡"异内外”之说，发挥“尊王攘夷”、“夷夏大防”等反动观点，为统治者服务。史籍记录缺略不实，且多诬蔑之辞，如班固《汉书序传》说：“西南外夷，别种殊域”，用“外”、“别”、“殊”之贬辞，历来史籍如此。故长期以来，边地历史遭到歪曲诬蔑，真相被隐晦，考究史事之作亦甚少，至近世稍改变，则因殖民帝国主义侵略，俄、日在北方，英、法在南方，窥我边陲，危及堂奥，有识之士，留心边事，乃有西北地理及满蒙史地之学，蔚为风气，多有著作，打破已往沉寂。而西南，则英帝自印度侵占缅甸，法帝囊括印支三国，侵入我云南。当中英、中法交涉界务时，有“既失藩篱于前，又蹙边境于后”之叹。时人多有抗愤文章，登诸报刊，至于研究史事之专著则甚鲜，比之西北、东北、北方逊色多矣。抗日战争期间虽有述作，成就则少。
新中国成立之后，宣告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重视边省建设，为旷古所未有，社会历史调査研究，亦大改观。一九五四年，周恩来总理至昆明，视察云南大学，指示历史系教学、科研应重视地方特点，出人材，出成果。乃于是年秋开设《云南民族史》科目，由瑜主讲，编印讲义成两厚册，虽为由无到有之创举，学术水平则甚低下。次年，设云南民族史专门组课程，相继成立研究室、研究所，与诸同道勉力从事。课题渐多，亦渐充实。昔日冷门寂静之学科二十五年来已渐有繁荣景象矣。
瑜留心云南地方史，先后异趣而实相承,其初治文献之学，纂录故实，比勘考辨，囿于地方志书体例者十余年，后乃解脱，稍习科学，略知奥秘；盖从累积现象进而探寻实质，惟限于理论水平低，知识亦疏陋。数十年间积稿虽多，发挥新意而大都未惬于怀。且近岁已体力不及，盖瑜五岁时因扑地，右眼外伤,从此，两眼红肿，视力模糊，深受其苦。二十岁至北京获治，恢复正常。至六十岁老眼衰退，有加无已，七十岁已甚严重，出外求医无效；中西医皆言将继续恶化以致失明，但尚有三、五年可用。念此生勉力治学，已有积稿而未经编定，将至一无所成。乃自一九七三年春清理、改造旧稿，稍有可取者编录定稿，得友人誉写清本。五、六年间竭尽心力目力，完成数种，共四百余万言。其数量较多者有《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及《滇史论丛》。前二书已有条贯，分题考之、说之，而《滇史论丛》尚未竟业。“论丛”率为散篇旧作，有专篇、专条及专书之部分可取者，其中多已发表于期刊，或刻印散发，亦有手福。已誉写约百万字，将分辑编定。尚有存稿待清理。今看书写字极感困难，期得他入帮助整理，继续编入。
云南地方史为中国史不可分割之组成部份，但自来被歧视、忽视，至今凌乱亦甚，搜集整理、分析批判历史资料，揭示历史真相，仍然是史学工作者的迫切任务。
一九七八年春，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党中央号召：“要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所有学科意气风发，奋勇争先，制订规划，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尽力。云南地方史之研究亦应大有作为。瑜虽目力困难，丧失独立工作能力，但意志不能稍衰。故与研究室二、三人同道共商，拟定八年（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五年）规划，力图将此科目提高到新水平。顾此科目，原是底子薄，且以往限于私有制个体小生产方式，较之其他学科处在更落后阶段，须急起直追，则惟有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始克有济。
所拟四项课题，为此科目基本建设打下坚实根底,于此使有志者得到充分利用，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发扬而光大之，长期共同奋斗，非仅一人一时之事也。瑜年迈力衰，惟在大好形势鼓舞下，尚无迟暮之感，当与诸同道者最勉从事。犹盼完成八年规划之后，尚得余年，为社会主义事业竭尽绵薄之力，勿负此生矣。
公元一九八〇年三月十八日
丽江方国瑜谨识时年七十有八
附录：
《云南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滇史论丛>第一辑》
《滇史论丛》是云南大学方国瑜教授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云南地方史、民族史长期潜心研究的丰硕成果之一，内容涉及我国云南省古代的历史、民族、地理、纭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全稿达一百万字左右，分成四辑：其余三辑，今后将陆续出版。
《滇史论丛》第一辑的作者自序，是一篇令人十分感兴趣的治学经验谈。方国瑜教授亲炙过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他在文中还介绍自己过去常“亲履边境，研究地方史事”，并“参与界务交涉，他在自序的结尾中表示:“瑜虽年迈力衰，惟在大好形势鼓舞下，尚无迟暮之感，当与诸同道者黾勉从事。”八十高龄，双目几近失明，犹有如此豪情，确实可敬。
《滇史论丛》第一辑共收有论文十八篇。其中为首的《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一文，阐述了作者对中国历史的总的见解。文章指出：中国历史就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包括西南各族）人民的历史。这就是它的整体性。应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围，而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从秦楚争霸看庄蹻开滇》一文，即是作者从全国历史的发展来分析云南历史事件的一个例子。作者认为：楚将庄蹻率兵入滇是战国时秦楚争霸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秦国当时已得巴和西南，楚国势在必争，因此楚顷襄王才命庄蹻入滇。《古涌步之位置》一文，从历史地理情况考证，唐代时南诏与安南分界之重镇古涌步，当在今云南省河口县地区。作者驳斥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将古涌步的地理位置尽量北移，妄图扩大安南疆界，为当时法国殖民主义制造历史根据。《试论〈大理图志〉诸问题》一文，通过对大理段氏时期所编但早已失传的《大理图志》一书的反复考究，阐明了云南两千年来的政区沿革。《滇池水域的变迁》一文，根据当地遗迹和大量历史记载，探讨了这个云贵高原最大的湖泊二、三千年来的变迁情况。《云南用贝作货币的时代及贝的来源》一文，论证了元明以前已在云南流通的贝币，是通过商业往来而由当时东南亚沿海各国输入，否定了过去史料上记载的云南当地产贝的说法。收入本韓的论文，还有《试论汉晋时期的“南中大姓”》《诸葛亮南征的路线考说》《滇东地区爨氏始末》《有关南诏史史料的几个冋题》《晩明时期云南的反明斗争到反清运动》等篇。
通读本书，使我们对一位治学严谨的老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书中的论文，材料扎实，考证綦详，然后再加以科学论断。在涉及云南历史上的一些民族问题时，更有其特色。作者当之无愧地创立了云南地方史这一专门学科。作者生平著述宏富。即以《滇史论丛》一书而言，其辛勤劳动之成.果已如此可观。数十年如一日，勤奋不辍，这正是当前献身四化所最需要的可贵精神。
（作者：李文俊，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