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道的故事】银行经理密运国宝，纯金编钟终回故宫 / 四六文摘

该建筑组团建于1937年，由中国工程司阎子亨建筑师设计，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经理胡仲文投资建设，以永定河名命名为“永定里”，当年多为银行职员居住。

1940年4月的一个夜里，盐业银行的经理陈亦侯来到成都道永定里四行储蓄会的经理胡仲文的家里，两位老友促膝而谈，商量了一件密事。他们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托到了对方的手上。

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里，陈亦侯和贴身司机杨兰波把几个木箱装到自己的车上，趁着夜幕开出盐业银行。车子沿着法租界的边缘，绕了一个大圈子，一直开到当时电网外的佟楼，在佟楼那里掉头，再沿着马场道回到英租界。开了20多公里，来到了距盐业银行只有300米距离的四行储蓄会天津分行大楼。四行储蓄会楼前，胡仲文带着一个亲信工友徐祥早已恭候多时。接着，一行四人将木箱运进四行储蓄会大楼里。在这座楼上的经理室中有一个旁门，里面通着的是一间小休息室。休息室还有一扇小门，打开后是一处封闭的转楼梯，楼梯直通地下一处暗室。木箱就被放进这个密室里。陈亦侯又是开滦矿务局的董事，就跟开滦矿务局要了一批煤，用煤掩盖了密室。两人觉得这事万无一失，互相拉着手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原盐业银行大楼，建于1926年

原四行储蓄会天津分行大楼，建于1923年

木箱里装的东西是一套金编钟。这套金编钟由一万多两黄金铸造而成，每一件编钟的背后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编钟上瑞兽复为钮，两条蟠龙跃然其间，波涛云海环绕金钟。令人称奇的是，与铜编钟以大小不一来定音不同，这16只黄金编钟外表大小一致，是靠其厚薄不同来定音的，实属稀世之宝。在乾隆皇帝的万寿大典中，这套金编钟被放置在太和殿上。

1922年，溥仪大婚之日，金编钟最后一次在宫中盛典上敲响。此时的溥仪，已经退位10年，但仍然住在紫禁城里，排场不减，入不敷出。民国政府每年供养溥仪的四百万元新币及时发放，溥仪只能每年大量拍卖宫中的金银财宝。民国十三年（1924年）四月，溥仪的岳父与北京的盐业银行签了一份抵押合同。有金编钟、金册等件。其中金编钟抵押四十万元，金册等抵押四十万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乾隆时期的金编钟就这样被典卖出了故宫的高墙。

溥仪典当金编钟等财宝后，盐业银行立刻做账，将这笔账目勾销。金编钟摇身一变成了银行的账外资产。为了安全起见，盐业银行将金编钟转移到北京东交民巷一处不为人知的外商银行仓库密藏起来。

1924年5月，《京报》首次披露了金编钟出宫的消息。逊清皇室的内务府特地登报辟谣，盐业银行也声明否认。但此事仍然像一阵风吹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并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当时占据北京的军阀张作霖四处打探金编钟的下落；后来阎锡山率晋绥军占领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编钟；各路军阀政客对国宝金编钟无不垂涎三尺，京城已不再是安全之地。

此时，典卖国宝的溥仪已经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了故宫，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馆的帮助下去了天津，后来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做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回来赎金编钟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日本人占领，时局动荡，华北危机。盐业银行的高层开始为这批财宝担忧，他们秘密开会，决定将金编钟和一批故宫珍宝，转移到位于天津法国租界内的盐业银行天津分行，此次转移工作由时任盐业银行副总经理兼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的陈亦侯负责。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人曾经几次找到陈亦侯，设法打听金编钟的去向。事情变得紧急，金编钟是留还是转移？陈亦侯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派一个银行职员去西安，从西安给身在重庆总行的总经理吴鼎昌拍电报，请示金编钟等物如何处理。

那时，吴鼎昌是贵州省主席，又是蒋介石的文官长，陈亦侯认为理应由吴鼎昌拿主意。然而，“电报从西安用银行密码发往上海，再由上海经由香港发往重庆，找到在重庆的总经理吴鼎昌。一个月后，一封回电循着原路辗转回到天津盐业银行。这封历时一个月的回电上只有一个字：'毁’。”“这意味着把金编钟重新回炉融化成金条，稀世国宝将毁于一旦，不复存在。”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探到了风声，金编钟在盐业银行看来是藏不住了，必须转移。这才有陈亦侯和胡仲文密约转移木箱的事情。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与英、美成为交战国，驻天津日军先后占领了英、法、意租界。陈亦侯预感的危险变为现实。

日本人邀请陈亦侯去宪兵队参观。与此同时，日军派出大批军警直扑盐业银行，以寻找适合防空的地下室为名，径直来到盐业银行的地下库房。不仅对库房内的物品进行了搜查，还对地下库房的房间墙壁，进行了仔细地丈量，最终发现了库房里的夹墙暗室。幸好金编钟早已转移，日本人一无所获。

陈骧龙说：“查了一溜儿够什么也没发现，日本鬼子无功而返。这样也就没有任何借口，就把我父亲也就放回来了。”家里人松了口气。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国民党的“劫收大员”到了天津，曾经宣布凡是举报隐藏金银财宝的可以提取70%的奖金，当年密运金编钟的四个人都没有为其所动。国民党财政总长孔祥熙也盯上了金编钟，一来到天津，让随行的秘书去拜访陈亦侯，结果被陈亦侯骂了回去。1945年底，军统局长戴笠来到天津重建特务组织，也嗅到了金编钟的气息，闻风找到了陈亦侯并去搜查，结果没找到。

1949年1月14日，天津解放，成立了市人民政府和军管会。当时天津的治安状况和金融秩序都比较混乱，军管会发布告示：私营企业要歇业三天。开业的第一天，1月18日，胡仲文就把金编钟和故宫珍宝的清单，交到了军管会的金融管理处。

在胡仲文上交给军管会金融管理处的这份故宫珍宝的清单上，16只金编钟列在首页，上面详细记载着每只金编钟的含金重量和名称。当年典卖出宫的珍宝共四千多件，其中有两千余件在流离失所中遗失或被经手人拐卖出国，唯有经陈亦侯和胡仲文保护下来的金编钟等珍宝重新回到了故宫的怀抱。1954年，金编钟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向公众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