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用升麻，升提中气的效果反而不好?
导读：升麻升提中气，自补中益气汤开始，就是用很少的用量。本文作者用一则医案，印证了升麻用于“升提中气”，一定要遵循东垣制方本意，切不可随意加大用量。小编找到了作者文前提到的文章，附在文末，供大家参考。
关于升麻升提中气的看法
作者/李子元
读1979年第四期《新中医》“升麻果能升提中气吗？”一文，深受启发。笔者临床实践中亦有同感，愿举一案作为高文的小小佐证。
升麻减量，效果反增
马某，女，41岁，工人。1979年10月31日初诊。患者月经不调一年余，末次月经同年8月4日，从此月经淋漓至今。于妇科诊为卵巢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曾用安洛血、维生素K、丙酸睾丸素、血见愁片等治疗未效。转中医诊治。
主诉：自八月始经水淋漓不断已三个月，近日量多，色淡红无块，嗜睡，乏力，心悸气短，胃纳尚可，舌质淡红、无苔，脉沉细。处方：
黄芪40克，党参25克，白术15克，陈皮10克，升麻25克，当归15克，藕节15克，侧柏炭15克，蒲黄炭15，远志15克，甘草15克，二剂。
11月3日二诊时，症状如前，续原方二剂。
11月6日三诊时，症未变，以原方升麻减至5克，二剂。
11月9日四诊时，病人面露悦色，自诉症状明显好转，拟原方去升麻，二剂。
此后至1980年1月17日病人来说：“前次服后即告痊愈，从此月经正常”。
对病案过程的思考
此例患者长期月经不调，漏下不止持续近三个月，脉证均是一派虚象。证属气虚下陷，脾不统血所致。初诊投予补中益气为主，兼养血止血之品，药证基本相符。但二诊并未见效，因其漏下日久，中气难复，续予原方，三诊时病情仍未好转，此时显然不能再以“病久症顽”来解释。
细查本处方，当初因虑病情较重，有意将升麻用量加大，重用无效，遂按原方将升麻减量用之而收效。四诊时则去升麻，竟愈。
同是一个处方，除升麻外其它药物均未变动，而前后效果截然不同，何理？然重用升麻并未缓解脾虚气陷之症，减量后则迅速见效，正是党参、黄芪等药发挥出曾一度被掩盖了之健脾益气等补益作用。
这说明升麻本身并无补脾益气之功，重用反而抵消了参芪的作用。可见，升麻在补中益气方剂中的作用是“引”。既为引，就不宜重用，免喧宾夺主。许多医家注意到这一点。如《药品化义》云：“升麻，善提清气，少用佐参、芪补中气”。
《本草新编》云：“升麻，必须同气血药共用，可佐使而亦不可以为君臣。”
升麻引药上行的作用亦不可与“升提中气”混同起来。因为升提中气的前提是补益因虚而下陷的脾气，这两个概念一混，升麻也成为补脾胃药了。但从治本案之经过，证明重用升麻的结果，治效却适得其反。
据此，升麻本身有升提中气的作用之说法，似难令人信服。笔者的体会是：
1、升麻本身并无升提和补益中气的作用；
2、升提中气的治效是升麻配伍补中益气药物（如参，芪等）的协同作用；
3、升麻在上述协同中的主要作用是引药。
4、少用为引（药），多用欺君（药）。
附文：
升麻果能升提中气吗？
作者/高汉森
李东垣补中益气汤问世以后，升麻一药，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认为升麻本身有升提中气的功效。
如清·张山雷曾说：“脾胃虚馁，清气下陷诸证……即当提举清阳，非升麻不可，而柴胡犹为升麻之辅佐”。张锡纯仿补中益气汤之法训制“升陷汤”，治胸中大气下陷之证，方中有升麻，亦有黄芪，但对“大气下陷过甚，至少腹下坠，或更作疼者”，张氏主张加重升麻，而不是黄芪。其理由是“其人之大气直陷至九渊，必须升麻之大力者，以升提之，似乎升麻升举之力不在黄芪之下。
近人亦多认为升麻升提中气之功效不可否认，无需怀疑，有些中医教科书亦是如此看法。如南京中医学院主编的《中药学》曾云升麻“既能发散阳明风热，又能升提中气下陷……治疗脾虚气陷之久痢脱肛，子宫下垂等症，则常与柴胡、葛根配合……而尤以升麻为主”。《中医简易教材》亦云升麻“升阳……配柴胡，白术治脱肛、子宫下垂”。这些意见，都认为升麻本身具有升提中气的作用。
升麻本身究竟有无升提中气的功用？其实质如何理解？值得探讨。《中医名词术语选释》指出，“升提中气是治疗中气下陷的方法，中气指脾气。”并指出中气下陷的病因是“脾气虚，虚则下陷”。根据这一机理，很明显，称得上“升提中气”的药物，应具备两方面的作用——既能补益脾气，又能升发脾胃清阳，即“补气之中而有上升之性”。
升麻的临床运用，开端于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当时系用于清热解毒，如升麻鳖甲汤之治阴阳毒。
到目前为止，现代药理研究似缺乏证据证明升麻有类似升提中气的作用，丘晨波、张赞臣、叶橘泉等倒是证明了升麻含“升麻苦味素，为……解热药，镇静药”；冉雪峰谓本品“主治……侧重解毒，从现代医学观之指时节季节病，传染病，急性病之病原体（毒）而言，是谓本品有特殊消毒作用”，张公让更强调“治一切热毒”。《素问》云：“热者寒之”，“治热以寒”，凡能治疗热病的药，必具寒凉之性。据此，实难理解升麻有补益脾气，升提中气之效。
那么，具有升发脾胃清阳的药物，能否说就是“升提中气”呢？查升麻味辛入肺胃，其性上升，长于发表透疹。阎季中根据升麻之性，以之配葛根等药制成升麻葛根汤，用治麻疹初起，欲出不出者。但此为升散邪毒（发表），不能将升提中气（补益）与之混为一谈，更不能因为有“上升”之性，能鼓舞胃气上行，就作为“升提中气”之物。若果如此，葛根，荷叶等等，亦应为升提中气之佳品了。
黄宫绣《本草求真》谓升麻“升其阳而散其热，俾邪尽从外解”。可知“升而散之”“引之”，系指升麻清透邪毒，引药归经之效，并非升阳举陷。就是始创补中益气汤的李东垣，虽云升麻“引胃气上腾而复其本位”，但细心者可以看出，他创立补中益气汤的指导思想系根据《内经》“劳者温之，损者益之”的原则，提出“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的治法而选药。即是说东垣是通过辛甘温之参、芪、归，草、白术之类以“补其中”，达到“升其阳”的目的。而“甘寒以泻其火”的药品，方中除了甘微寒的升麻外，还有什么呢？能说是苦平的柴胡吗？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印象，李东垣并没有把“升其阳”的目的寄托在升麻身上，只是由于升麻其性上升，与“补其中”的参芪相伍而增强了“升其阳”的功效。但这与升麻的“甘寒泻火”并无矛盾，因为前者是“复方”的作用，后者是单味药的作用，东垣很注意复方与单味药作用的差别，在他选药组成补中益气汤时，对橘皮的作用就曾指出“又能益元气，得诸甘药乃可，若独用，泻脾胃”，此与升麻又能升其阳，得诸甘药乃可，若独用，泻阴火，何其相似。因此，能否说，橘皮本身亦有“益元气”的作用？
升麻味苦甘，性微寒，善解阳明热毒，用治胃火炽盛之牙痛牙衄，口疮口臭，效果甚佳。李东垣尤喜用之，如升麻黄连汤、清胃散、热牙散等等，满目皆是，且多重用，显然不仅是为了作引经之用。《活人书》对于瘀血（热）入里，吐血衄血者，认为犀角地黄汤乃阳明经圣药，如无犀角，以升麻代之。可知升麻确有清胃凉血之效，然胃火热毒壅迫之吐衄，若果升麻真能升举阳气，即谓助气生火（气有余便是火），此又何能止吐衄呢！胃为阳土，其气宜降不宣升，脾为阴土，宜升不宜降，味苦性寒之升麻，既能清解胃热，又何能升提中气呢？
或许有人会问，补中益气汤不是明显地呈现出升提中气的功效吗？这里要弄清一个问题。由于《方剂学》的发展，特别是配伍关系（复方）的研究，大大发挥与扩大了药物的作用与治疗范围，所谓“相得而益彰，相辅以相成”，即是此意。升麻与参芪炙草的配伍（如补中益气汤）正是如此。他们配伍的结果，既能甘温升脾气（参芪与升麻配合），又能甘寒泻“心火”（升麻与炙草作用），达到了补中益气汤“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的目的。要说这二种相反现象（甘温升阳与甘寒泻火），都能在升麻身上同时显现出来，那是不可能的。
近年来，不少药理试验证实补中益气汤对离体子宫、小肠（张力下降时）有兴奋作用，使其张力显著增高。在有升麻，柴胡的制剂中（补中益气汤全方）作用明显，而在去掉升柴对，作用减弱，且不持久（参《天津医药杂志》1960年第1期）。这正充分证明了中医“相辅相成”之说，并非升柴本身有此功效，不信，为何单独使用升麻、柴胡制剂做实验，又无上述之药理作用（即对小肠、子宫的兴奋作用）呢？（参考《天津医药杂志》1960年第1期）（当然，不能单凭这一试验而否定之。）
近人胡光慈亦说：“古人认为升麻能上升，用于气虚下陷之症，如补中益气汤内之入本品，余以为此参芪之功也，升麻难独具此效”。后世谓此方“甘温除热”，试想，苦寒的升麻在方中能说是甘温以除热吗？不能因为通过与参芪配伍有升提中气作用，便把升麻亦冠以“升提中气”之佳冕。若果如此，橘皮“同补药则补……同升药则升”（《本草纲目》)，能否说橘皮亦是“补药”，能“升阳”吗；若果如此，巴豆配大黄，功专峻下，巴豆伍桔梗，又专峻吐，是否亦可说桔梗有催吐之效果？
东垣是善于使用升麻的大师，在他手下，升麻既能透疹散火，如升麻黄连丸、解表升麻汤；通过配伍又能加强升发脾气作用，如升阳汤、补中益气汤。前者是透表，后者是补益。也许有人会说，这两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将如何解释？道理很明显，前者是升麻本身原有的功效，后者是升麻与其他药物（如参芪）配伍后产生的另一种作用，所谓“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正体现了“复方”的奥妙（此奥妙目前已引起中西医学者的兴趣）。近人付氏在“我对复方研究的体会”一文中曾说“复方作用不是单味药药性的相加……有些是属于单味药所固有的，有些则属于复方作用，不能归于那一种单味药”这种见解亦适于对升麻的研究。
按古时升麻多生用。蜜炙炮制之用则多见于金元之后。近年来，有些学者指出，经蜜炙炮制之后，升麻则有升提中气作用，如《中草药学》（上海中医学院编）曾云：“生用……透疹，清热解毒，炙升麻……升举阳气”。《本草用法研究》亦云：“解毒生用，升气蜜炙用”。是否经炮制后，性味变甘温，而有升提中气之功效，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第一篇摘自《新中医》1981年7月30日第七期，作者/李子元；第二篇摘自《新中医》1979年第四期，作者/高汉森。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