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不衣带渐宽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蝶恋花》赏析
肖旭/文
柳永（984年-1053年），字耆卿，原名三变，福建崇安人，因在族内排行第七，俗称柳七，当时他和兄长三复、三接被世人誉为“柳氏三绝”。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蝶恋花》又作《凤栖梧》，是同一词调的不同名称。这一词调经常用来表达“男女相思”的主题。
上阕情、景交融，写作者登高望远，触景生情，春愁油然而生，由望远而怀远。大意是，久久地倚靠着高楼的栏杆，在微风习习中极目远望，一缕春愁从天边黯然升起。残阳中苍茫的大地云霭缭绕，有谁能理解我凭栏远望的意思呢？
下阕抒发情感，写作者为了排解相思之苦借酒浇愁，而结果相思未解更觉无趣，于是索性任自己的思绪飞扬，发出为了思念中的情人甘愿消瘦憔悴的感慨。大意是，想要放纵身心一醉方休，以酒当歌排潜心中的愁苦，怎奈强作的欢颜终究索然无味。那么就让我无怨无悔地在相思中消瘦下去吧，为了你而憔悴老去也心甘情愿。
“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作者久久地站立在高楼之上，轻轻吹拂着他的面颊的春风勾起了他对远方情人的相思之情，于是在目力所及的天际，一股愁绪黯然升起并迅速蔓延开来。让愁绪生于天际，是为了让这愁绪由远而近、由小而大，这样既使人感受到作者的相思是那样的博大、那样的久长，也给无形的相思赋予了一种如云似雾的形象，使人们仿佛看到了愁绪的翻涌、思念的流动。另外，魂牵梦绕的情人远在他乡，人们不由得会产生这样的联想——那生于天际的愁绪或许就是她“放飞”的！虽然天各一方，无法相见，但思念的愁绪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样的意境，这样的表现手法，巧妙、浑厚而又浪漫天成。
“草色烟光残照里”，既是作者眼前的实景，也是他内心愁苦的写照。草色青青、暮霭氤氲，黄昏的落日将一抹斜阳泼洒在苍茫的大地上，使得目力所及是那样的空旷寂寥。然而，更加寂寥的是内心，思念已经使他的内心如眼前的大地般荒芜。一个“残”字，道出了作者的无奈和凄凉。是的，除了思念，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只能默默“无言”，独倚高楼，极目远方，遥寄相思。此时无声胜有声，这里的“无言”，胜过万语千言，包含万千思绪，囊括万千风情。可是，有谁能理解这种无言凭阑念远相思之意呢？远方的情人，你能理解吗？很少有人没有尝过相思之苦，然而苦到让人无法“会”意、不能理解，当是苦到了极致。
下阕，作者似乎豁然开朗，想痛痛快快地大醉一场，“对酒当歌”，强作欢颜，借此放纵身心，把苦涩的愁绪抛到九霄云外。然而，思念是根植于心的，用酒来麻醉自己和强迫自己开心，简直就是自欺欺人，到头来不仅没有排遣愁苦，反而使自己越发地感到无聊、无趣、无味。不过作者并不是以此来说明“借酒浇愁愁更愁”这一尽人皆知的道理，而是进一步反衬自己对远方的情人的感情是多么的真挚和强烈，更重要的是，为下一句起到转承的作用。
结穴，“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两句是全词之睛、通篇之警策。既然“对酒当歌”也无法排遣心中的愁苦，那么就索性任由自己的愁绪漫天飞舞，让相思来得更猛烈些吧！相思是一种折磨，但这种折磨苦中含蜜，为了心爱的人，哪怕被相思折磨得瘦骨嶙峋、憔悴老去也在所不惜！一个“终”字，使得一个对爱情忠贞不渝、至死靡他的才子词人的形象跃然纸上。对“消得”的解释稍有争议，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里注释为“值得”，可谓深得其解。这两句把天下有情人彼此思念的真挚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成为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
《古诗十九首》里有“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的诗句，以上结穴或许是从这两句演化而来，但古诗显然表现得较为含蓄、平和，与之相比，柳永的表达更直白，感情更浓烈，态度更决绝。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此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王国维借用柳永的这两句词来说明成大事业、做大学问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忘我、坚韧、锲而不舍的精神，虽然和词的原意不合，但足见他对这两句词非常欣赏。
柳永在宋词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说李煜是宋词婉约派的开门人，那么柳永就是将婉约风格推向了鼎盛。在形式上，他把过去只有几十字的短令发展成为能够容纳更多内容的长调慢词；在内容上，他摆脱了宫词的束缚，大胆地描写市井百姓的情调和情绪；在语言上，创造性地大量使用民间俚语，使词通俗化、口语化。正因为如此，他的词不仅风格浪漫多情、委婉凄美，而且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在当时广为流传，以至于“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柳三变作新乐府，天下咏之”。乐工每谱得新曲，必找他填词，而歌妓只要唱了他填词的歌曲，就会“声价十倍”。这是宋代任何词人都无法相比的。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学大家中，死后形成节日祭悼民俗的只有两人，一位是屈原，另一位就是柳永。自北宋仁宗到南宋高宗的上百年间，为了祭奠这位词人，清明节风行“吊柳七”的民俗，也叫“上风流冢”。据说仁宗皇帝听说了这件“奇事”，不太相信，就派了一名大臣前往柳永的葬地乐游原上探看虚实，结果大臣回来后，不仅证实确有其事，还抄录了一首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诗：“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仁宗看后，不禁为自己埋没了人才而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