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形成的标志城市还是什么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学者对文明形成的标志的认识,多集中于文字、青铜器、城址等，并将其称作“文明的要素”。对文明起源研究，往往成为对这些“文明要素”的追溯。但是，纵观世界各古老文明，可以看出，上述要素在各文明中都非缺一不可，倒是好几个文明都缺乏其中的某一项。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到底文明形成有没有统一的标志？如果有，那么标志是什么？中国学者中，很多人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著名论断，提出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但是，如何在没有文字明确记载的情况下，通过考古资料来判断是否出现了国家，是一个尚未形成共识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我认为，文明可以分为文化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文化的方面又可以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部分。决定文明性质的，是文明的社会层面，也可称为“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也就是社会的结构、官僚机构的出现、强制性权力的形成、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也就是国家的出现。而判断国家是否出现，根据中国的资料，应当是看是否出现了反映专制权力形成的那些遗迹和遗物，如面积达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型城邑的兴建所表现出的对大量人力的组织和协调，规模巨大的宫殿或宗庙的兴建所反映的对王权的强化，规模大且随葬品丰富的显贵墓葬所表明的社会贵贱贫富的悬殊差别，制作精美的各种“礼器”所体现的等级制度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都应当是国家出现的最为直接的物化表征。至于青铜器制作、文字的使用等，则是中华文明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表现。任何文明尽管其文化发展的表现会各有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是以权力的强化及其结果———国家的出现作为基本特征的。因此，权力的强化和国家的出现应当是世界上各个古代文明的共同特点。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应当以对权力形成发展过程的考察为重点。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了文明社会，也应当以此为基本标准。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http://www.kaogu.cn/cn/kaoguyuandi/kaogusuibi/2013/1025/34801.html
对于文明出现的判定标准，主要是城市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国家制度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城市的出现，可以说城市是文明的发源地。当然,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公元前3500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使用文字，文字是文明传承的载体。使用工具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区别。
很多人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著名论断，提出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但是，如何在没有文字明确记载的情况下，通过考古资料来判断是否出现了国家，是一个尚未形成共识的问题。这个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我认为，文明可以分为文化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文化的方面又可以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部分。决定文明性质的，是文明的社会层面，也可称为“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也就是社会的结构、官僚机构的出现、强制性权力的形成、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也就是国家的出现。而判断国家是否出现，根据中国的资料，应当是看是否出现了反映专制权力形成的那些遗迹和遗物，如面积达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型城邑的兴建所表现出的对大量人力的组织和协调，规模巨大的宫殿或宗庙的兴建所反映的对王权的强化，规模大且随葬品丰富的显贵墓葬所表明的社会贵贱贫富的悬殊差别，制作精美的各种“礼器”所体现的等级制度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都应当是国家出现的最为直接的物化表征。至于青铜器制作、文字的使用等，则是中华文明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表现。任何文明尽管其文化发展的表现会各有不同，但无一例外都是以权力的强化及其结果———国家的出现作为基本特征的。因此，权力的强化和国家的出现应当是世界上各个古代文明的共同特点。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应当以对权力形成发展过程的考察为重点。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了文明社会，也应当以此为基本标准。
“文明”在这里是指史前时代结束后的阶级社会，是相对于无阶级社会的“野蛮”而言的。因此，文明产生的过程，也就是由“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就是由血缘家族、氏族、军事民主制过渡到国家的过程。
文明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结果在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中有着充分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如印章的出现反映了私有观念的萌芽，墓葬中陪葬物品的多寡反映了贫富的分化，而以妻妾、奴隶和大量牲畜殉葬则反映了男尊女卑的家长制家庭关系和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阶级的产生，规划完整的城市和建筑宏伟的宫殿反映了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的出现。
关于文明的起因，传统观点认为世界上所有最古老的文明皆起源于大河流域，由于水利灌溉的需要，从而导致了阶级社会的产生。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和巴比伦、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印度、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国，自19世纪以来一直被世界史学界公认为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誉之为“四大文明古国”和“文明的摇篮”。关于“文明”的特征，人类学者认为其包括：城市中心、由制度确立的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但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
文明产生的标志，是近年来考古学界和古代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一般认为不应孤立地把某一标志当作绝对的标准，而应考虑到各族各地的具体特征和古物保存的不完整性，寻求较多几个有内在联系的标志，只要有其中一二即可作出正确判断。目前学术界比较推崇荷兰学者鲁克荷恩的判断方法，其标准是在三个基本条件中只要具备其中两个，便可称之为“文明”。
这三个条件是：(1)在一定区域的聚落中已经有好几个互相联系的、人口至少在5000以上的城镇、集镇或城市；(2)已有独立创造的文字体系或借用部分外族文字而形成的自己的文字；(3)已有纪念性的建筑遗迹和进行仪典活动的中心场所。这三个条件都可用实物证，而其内容又反映了丰富的社会发展情况。其中第一条直接与生产规模和经济水平有关。有人估计，以文明产生时的农业生产条件衡量，要保证一人能脱产从事脑力劳动或过不劳而获的生活，从社会整体需要看至少必须集中剥削数十人的劳动，当组成国家时，这类脱产人员必然数以千百计，那么被统治的人口至少在数万以上，而几个5000以上人口的市镇其联系的人口总数大约可与之相当，而且有了好几个这类彼此联系的城镇，不仅说明农工商诸业、私有制已较发展以及它们下面已控制着广大农村，它们之间还会因有隶属关系而出现中心或首要城镇，此即国家中央机构所在之地。
第二条则表明此时已有了较史前时代更为复杂的经济统计、行政管理、文化活动与信息交流，因为文字正是为它们服务的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工具，所以有人说有了文字便有了文明。第三条则表明已存在一区一国的集中管理机构和统治阶级，例如豪华的宫室反映了国王、贵族、祭司等类人物的活动，高大宏伟的神庙、仪典中心、城防工程以及碉堡、监狱等等则是统治人民的象征。因此，这三个条件的物证，都能起“一叶知秋”的标志作用，而三者有其二即可，则是估计到了各地各族发展的特殊性和古物保存的偶然性。
若以此法衡量，我们便会看到埃及和两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便开始脱离史前时代而进入文明时代，中国、印度和欧洲的克里特则稍晚一点，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间进入文明时代，拉丁美洲的墨西哥、玛雅和安第斯山区则更晚一些，约在公元前1000年间进入文明时代。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0094379736886436&wfr=spider&for=pc
这里不想多谈为什么“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标志被诟病的问题。我想主要原因在于，太具体的标志无法在全球范围得到证实和应用吧。比如，印加文明就没有文字，有些文明不铸造铜器等等。我想表述的是如下两点意见：
一是不能轻视现已提出的文明的物化标志。在中国，无论考古实践中，还是理论思考上，都无法忽视城址（特别是大面积、有整齐规划的都城）、青铜器和文字在文明探源和早期文明研究中的重要性。而且，与其他古代文明不同的是，中国还可以再加上一个，那就是“玉器”，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玉琮、玉璧、玉钺、玉璜等种类繁多的玉器，都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等级分化、资源高度集中、手工业技术高度发展、礼制繁荣、宗教政治化等现象。在考古工作的开展过程中，物化的文明标志显然是较易掌握、运用的东西，但要避免上述简单、僵化套用的倾向。
城市是考古学家所重视的另一个重要的文明标志，与礼器一样，不能将其与具体的城址划等号。2009年4月在河北易县河北师大历史学院组织的“中国国家与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上，许宏研究员提出“城市是文明的唯一标准”时，所说的城市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有无城墙作为判断某一考古学文化是否迈入文明的标准，而是要重点考察城址的面积、城址的内容布局和结构，对城址内的建筑、墓葬、手工业作坊的性质做具体的分析，对城址周边做大规模的考古学调查，了解该城址是否是高等级、都邑性的城市，然后才能判断该城址是否能代表古代文明。近年来，山西陶寺、偃师二里头的考古工作正是遵循着这一思路开展的。
城市的重要性在于说明，古代文明应有中心性的、结构复杂、规划完整的都城级统治中心。该中心可以没有城墙，但一定有统治者居住的和用于管理国家事务的、高等级的建筑，还应有大型礼仪性建筑、高规格的墓葬、为各个等级贵族（或统治者）提供礼器和奢侈品的手工业作坊。因此，城市之所以能象征着文明的出现，在于它反映了掌握和支配社会财富的统治阶层的存在，并透露出统治阶层所具有的对社会下层劳动力的强大组织和调配能力，这是复杂国家机器一个缩影。明白了这些，我们就不会简单地把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若干小城址也误以为最早的国家。
文字其实是最成熟的文明标志，也是最高等级的文明标志。文字已不完全是一种公权力或强制权力的化身，它更代表着国家为人类社会发展所提供的保障能力和促进作用。文字无论是作为王朝商业、宗教活动的记录，还是官府的公文、军事文书，抑或是文化经典或文学作品，都更直接地反映出社会不但高度分化，而且已成长为各种职业、阶层成员互相依赖（也有相互斗争）的复杂群体。文字的运用，透露出国家体系的完备和成熟的信息。也说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养活了一批专门掌握文字，并让文字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统治和人类生存的人，这一阶层的确不是简单社会所能拥有的。文字的重要性在于直接描绘出一个结构复杂、运转良好的国家机器的面貌，它不仅说明国家作为暴力统治的机构，还记录着国家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记录”，无论这些公共事业是宗教、商业，还是战争、政治。在处理考古发现的文字材料时，应该考虑到完全没有意义的刻划符号或片言只字对于研究文明起源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甚至是可以完全忽略的。同时，由于文字是最成熟的文明标志，在缺乏文字材料，但都城和礼器证据充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推断文明的产生。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490.html
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是苏秉琦在20世纪90年代通过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而发生的其学术研究的三步跳跃。这三次跳跃，使苏秉琦的学术思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1．苏秉琦对“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认识过程：“上万年的文明启步”是苏秉琦的古史框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对此认识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这种思想最早是在1991年8月谈《文明发端玉龙故乡——谈查海遗址》时表达的，如“查海遗址出土的十多件玉器，都是真玉，说明对玉的认识鉴别已有相当高的水平，玉的加工是高级加工，使用超越了作为工具和装饰品，而赋予社会意义，除一件玉锛以外，块、匕都是特殊用品，成套，而且集中出土。……查海玉器已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玉材的认识，二是对玉的专业化加工，三是对玉的专用。社会分工导致社会分化，所以是文明起步。”苏秉琦在这里是通过对玉器的出现来考察文明起步的。
这种思想早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已经萌发，则不过那时是作为从氏族社会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证据提出的。如在该文中谈“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指出：“阜新查海的玉器距今8000年左右，全是真玉(软玉)，对玉料的鉴别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玉器的社会功能已超越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或上层人物'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工也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因此，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
苏秉琦主要通过对查海遗址距今8000年玉器的考察，针对玉器出现而提出的文明起步的思想，至1992年9月间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明确提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概念时，根据新公布的资料，将农业的出现作为上万年文明启步的依据，此时的“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思想是针对农业的出现而言的。如“农业的出现就是文明的根，文明的起源。这一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到(一万)两千年前。证据是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了自一万年前至(一万)两千年前的连续的文化堆积，并测出了可信的连续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在一万年前的遗存中已显现出石器的专业分化。这时期其他遗址(如虎头梁)的尖状器具备了多种安柄的形式，甚至连类似'曲内’、'直内’的石器也出现了。它们与后来'勾兵’、'刺兵’、铲、锄之类的金属武器、工具应具有源流关系。说明一万年前人们已掌握了对付自然的新型工具和新的技术，文明已经启步。”
苏秉琦将农业的出现、新型石工具的产生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思想，在1994年1月写《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时，即他的学术体系最终形成之际，又作了重新阐述。如他在该文中谈民族文化传统问题时概括了三项内容，其中第二项是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国家大事唯祀与戎’，兵器、礼器是它们的物化标志，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八千年前的玉器已发现多处，它们的原始应不下万年，它们的形制，有的直接延续到商周。”苏秉琦在此时是将玉器作为礼器来看待，并推测玉器起源于距今万年左右。所以，他又坚持了原来的看法，将玉器的出现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
这种认识上的反复，可能与他坚持认为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比海河流域的早一个节拍、海河流域又比中原地区早一个节拍的思想有关。因为发现距今万年以前文化遗存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的地理位置位于海河流域。
2．苏秉琦对“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的认识过程
苏秉琦对“由氏族向国家发展转折”的认识，是在开展重建中国史前史中提出来的，并伴随着他的学术体系的形成，对“上万年的文明启步”认识的变化，对其认识也有变化。
红山文化:牛河梁中部积石冢全景红山文化:牛河梁中部积石冢全景其最初的认识是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谈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提出的。如“半坡、姜寨聚落可以说已达到了氏族制度发展的顶点。也正是在半坡、姜寨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氏族社会的转折，即由繁荣的顶点走向衰落、解体的转折”，他还从聚落形态与埋葬制度的变化、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彩陶无疑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等角度进行了论证。
苏秉琦的这一认识，显然与1986年、1987年探索中华文明火花爆发形式的研究成果有关。而至1992年9月论述《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时，明确说明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如在该文中论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仰韶文化研究时指出：“之所以特别看重距今6000年这个界标，因为它是该区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这并不是说距今6000年前已出现了国家，而是说氏族社会发展到鼎盛，由此转而衰落，文明因素出现，开始了文明、国家起源的新历程。距今6000年，社会生产技术有许多突破，社会一旦出现了真正的大分工，随着就会有大分化，人有了文、野、贵、贱之分。酉瓶和绘有动、植物纹样的彩陶并不是日常使用的汲水罐、盛饭盆之类，而是适应专业神职人员出现的宗教上的特需、特供。再从聚落形态上看，姜寨所揭露的那个聚落平面是属于距今6000年前的。”
苏秉琦在此时明确提出了距今6000年是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而在该文中论述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时，将农业的出现、新型工具的产生作为“上万年的文明启步”的前提下，又提出辽西地区从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是在距今七八千年。如他指出：“七八千年前的阜新查海和赤峰地区兴隆洼的原始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已到了由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转折点，特别是查海、兴隆洼都发现了选用真玉精制玉器，它绝非氏族成员人人可以佩戴的一般饰物。正是在这一时代，玉被赋予社会意义，被人格化了。”
苏秉琦将辽西地区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的时间定在距今七八千年，比中原地区的转折点早一二千年，也是出于他坚持认为辽河流域的社会发展比中原地区的早的思想有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对辽西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也就形成了新的认识。
3．苏秉琦对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性质认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