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伯英传记 国民剧场
1927年将放暑假的时候，欧阳予倩邀请潘伯英去南京协助筹办“国民剧场”的工作，并指派潘伯英担任负责组建管弦乐队和歌唱组的工作。而欧阳予倩是1927年初夏到南京出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艺术指导员，负责组建“国民剧场”和演剧宣传队。
欧阳予倩钟情于戏剧改革，他一直有国家剧场的梦想，但由于文艺界同人的力量单薄，总没有机会实现。他认为戏剧改革，戏剧家要有点牺牲精神、另外公家要有补贴。他在自传中写道：“一、要就戏剧加以改造或重新创作，全靠在职业的剧场以外的专门戏剧家拿牺牲的精神努力贯彻主张；二、要公家有相当补助来建设一个小剧场以为模范。”“觉得艺术家当然要革命，革命的社会，应当培养革命的艺术、我只要小剧场成功、便也无暇顾及家事了。”他认为“必要组织剧场，因为舞台艺术非借舞台为媒介不能表现，而且演剧宣传的队员，全是新招募的，非有训练不可，总要给他们些表演的标准和练习的机会”。
1927年春末，拍摄完《天涯歌女》的欧阳予倩离开民新影片公司，到大舞台搭班演出，演出无非是一些《狸猫换太子》、《观音得道》等上座率较高，但又是些无聊的剧目。在那个大革命时代，在那些革命人积极奋发的岁月里，欧阳予倩不愿就这么打发日子。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5月田汉应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陈铭枢、刘文岛和宣传处何公敢、诸保衡等人的邀请，带领南国电影社的唐槐秋等人到南京就职宣传处，田汉任电影股股长，主持戏剧电影工作，唐槐秋任戏剧股股长。上任不久田汉就邀请欧阳予倩去南京担任宣传处的艺术指导员，宣传处戏剧股设立了“国民剧场”和一个演剧宣传队。田汉请欧阳予倩创办国民剧场，鼓吹革命，宣传北伐。
欧阳予倩获悉了“政治部陈铭枢、刘文岛两位主任对于艺术都很热心，经费也相当的充裕，只要有人努力去干，必然能够渐渐地实现一部分理想”。陈铭枢是1927年3月由武汉去南京，5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文岛时任政治部副主任，总司令行辕政治部主任。欧阳自然想通过政府资助来实现他的戏剧改革之梦想，酝酿一段时间后，决定解除已经和上海大舞台签订的演出合同，去南京帮助田汉实现革命的理想。
当时有一个“演剧宣传队”的计划，政治部计划资助一万一千元，设想组建一个国民剧场，客观展演人情风俗民生状况，“利用音乐、歌曲、舞蹈、默剧、户外戏，二黄戏种种，做媒介钻进民众里面去”，对演职人员一边表演、一面训练。对有人认为这种办法过去迂缓，欧阳则认为“革命不是一时，是应当不断的、目前的功利不可看得太重，根本的整理不可看得太轻。吗啡针的作用固然很明显，滋养料的供给，是万万不能断的。”
多年前的伶工学社戏改没有成功，使得欧阳予倩认识到，民间剧团，民间资本是不能担当起艺术改革之重任的。现在找到了公家支持，应该可以尝试一下，虽然他的收入只及在上海演出的1/4，但值得舍家舍业去拼一下。
欧阳予倩拉上潘伯英参加“国民剧场”也有他的考虑，他们之前在南通伶工学社创建过程中一起共过事，比较熟悉。潘伯英对欧阳的戏剧改革思想完全了解，尤其是潘伯英对欧阳提出的“中西合璧”思想，非常赞同，并且是忠实的执行者。当时潘伯英当时潘伯英与诸闻韵、潘天寿、练为章、俞寄凡等人创办上海新华艺专，以实现为普通百姓办学、提高国民艺术欣赏素质的理想。潘伯英在上海作为“上海音乐会”的活跃分子，其创作处于全盛期，发表作品众多，大名经常在《申报》上出现。潘伯英还是俭德储蓄会弦乐队大提琴手，有演出经验。另外，潘伯英也像当时的大多知识分子一样，对社会弊端不满，具有改革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波及到上海时，潘伯英当时在中国体操学堂就读，他在学生会中担任宣传干事，积极的参与了学生运动，上街宣传，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具有朴素的革命思想。这些从1927-1928年间潘伯英所作和编辑的大量革命歌曲中可以看出，他确实以自己专业知识和创作活动投身到这场中国社会大变革中去了。
“国民剧场”演出时间安排在八月十日，演员大都从上海聘去的，有些是南通伶工学社的学生，有些是旧戏演员。潘伯英提前赶南京，各地演职人员还没有到齐，暂时也没法排练。等演剧队员招齐了，剧场也组织好了，取名“国民剧场”。
“国民剧场”的演出场所在府东街，破烂不堪，上漏下湿，栏杆也断了，楼板一踏就下陷，椅子也七零八落的。他们只能样样重修，重新油漆，装电灯、做布景、置行头、置乐器、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一切齐全，剧场当时被称之为南京第一。原定八月十日开幕，后因火车罢工，维修木料不能运进城，拖到八月十七日开幕。
开幕第一天的节目是：欧阳予倩和潘伯英合作的《革命前进曲》（此歌后收录在《三民主义教育唱歌集（第二册）》，潘伯英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丁西林编的《压迫》，唐槐秋的默剧《降魔舞》、欧阳予倩的歌剧《荆轲》，演出颇受欢迎，评论相当满意。第二天虽然孙传芳军队继续在进攻，战事已经打到了安徽明光，风声又紧了一些，但是观众却更多了，剧场内挤得水泄不通。第三天（十九日）观众更多了， 有一批伤兵要涌进剧场，造成秩序大乱，有人只能请戒严司令部派兵来维持秩序，宪兵也出动了，总算维持住了秩序。
演出开始了，《革命军凯旋曲》（谭抒真作），由总司令部军乐队全员演奏；然后是潘伯英，前伶工学社西乐队的成员周善同、姜志宪，以及其他演奏员组成的管弦乐队演奏的古典乐曲等，节目受到了盛大的欢迎。其它剧目演到了晚上十一点演出还没有结束，场外发生了炸弹爆炸，组织方只能宣布停止演出，这时军乐队奏了一个很长的曲子送着观众慢慢的离开，演务人员也收拾收拾整队回到宿舍。
这时候，宁汉双方正在激战中，政治部官员请示军事委员会后不同意再继续演出，剧团只能打道回府。8月22日上午，潘伯英和伶工学生、以及演员们，还有欧阳予倩弟弟等十九人挤上了回上海棚车，火车到了安亭陆家浜铁轨被孙军的间谍破坏了，火车出轨翻车，车厢全部翻入河中，车身都压扁了。翻车时潘伯英被从车中抛出掉入了水沟里，幸好没有重伤，但浑身都是泥浆。而欧阳予倩的弟弟被抛出后，落在朝天的车轮上，竟也安然无恙，还好同车的十几个人都没有生命之虞。但翻车后接着来了无数土匪放枪来劫车，刚巧淞沪卫戍司令白健生部队赶到，排枪将土匪打退。随后潘伯英只能步行四十多公里回到上海。军阀混战，相互厮杀，一将成功万古枯，苦了一帮文人，还好性命未丢。谁也没有想到“国民剧场”的尝试又以如此结局而终结，运气实在是差了点，如果挨过8月31日龙潭大捷，南京就转危为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