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英：永远不搬家
编者说
文｜刘若英，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一个人能活多久？
How long can a person live ？
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参考数字；一个是统计的平均寿命，一个是你自己期望的岁数，还有家族基因遗传的因素，也可以是历来哪个人最长寿的纪录等等。
但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它不能说明我们对生命长短的感受。可能，我们需要另外一些能力，去真正感受生活的历程。什么样的能力呢？比如说记忆。
一个完全没有记忆的人，他活了二十岁跟活了八十岁，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吗？或者可不可以说，不管岁数大小，一个人能活多久，要看他能记得多少过去的岁月？
我最近回到老家，花了七天时间把家里的所有东西巡视了一遍。这是我住了二十几年、我的公公婆婆住了五十六年的房子。
公公是职业军人，所以房子是政府分配的，有一百多坪，分为三层，在家人口中那是“楼上”、“ 楼下”跟“下面”三个空间。
“楼上”有三间，一间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秘书的房间。楼下有四个空间，公公睡的、婆婆睡的，另外有客厅跟餐厅，当然还有我睡的公主房。“下面”分别是两间副官的房间，一间勤务兵的休息室，以及一间厨房。
插画师影可洛夫斯基（中国，武汉）作品：《水彩老房子》
这样说来好像很大，但是根据我的主观感受，实际可用空间应该只有房子的十分之一。
五十年来，东西只进不出，家具、衣物用品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杂物收藏；从大陆带过来的大木箱一个个原封未动，公公收藏的书报、婆婆数十年来的水墨画，都是理所当然地充塞可能的角落。
甚至，餐桌一角有张一九九八年的广告单到现在还躺在原处，那对都已经离婚的新人送来的礼饼也原封不动的在酒柜上。
家里是有人打扫的，物品堆积不去并不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而是对家人来讲，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意义的，有时间标志性的，未来可能派上用场的。
当人进入这样的状态，就没有东西是可以舍弃的。渐渐地，房子变成一幢生活仓库，主要是用来摆东西的，我们只是仓库管理员。
去年年初，军方通知，今年四月必须迁离，会换一个国宅给我们。虽然一个一百多坪的平房，去换一个不到四十坪的公寓，是有点为难人，但毕竟 “情势不为主观意识转移”，搬是一定要搬的。问题是，怎么个搬法？
积累五十多年、塞满三层楼的物件，要放进一个国宅公寓，并不是多做几个储物柜就可以的。
整整一年半以来，凡是家庭聚会、出门逛街、寿宴喜庆，家人碰面讨论的话题就是围绕着：“怎么搬？”解决方案从帅气的“全丢了，再买新的啊！”到阿Q式的“找国防部负责啊，是他们要我们搬的！”都有。
听到任何论调，我都投赞成票，因为打从心里认定“反正不会是我搬”。
I agree with all arguments I heard,because I think from the heart that I will not move away anyway .
早早我就跟姐商量，搬家我出钱，买新家具我出钱，但我动不了手。我知道那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这样，一年五个月过去了，我在老房子里来来回回了数十次，婆婆除了嘴里常常提到要搬家，家里一点动静也没有，甚至公公的老花眼镜也还沾着尘灰静静地躺在原处。天佑公公，他去世已经六年了。
终于有一天，或具体地说，是“搬家死线”的前五天，我跟同事如婷一起回家时，她小声地说：“我觉得如果再不动手，可能真的搬不了了喔。”
“当初清清楚楚说好我不用动手的。”
“但如果房子原封不动，到了期限怎么办？”这不是如婷问的，是我在问我自己。我不能想像拆除大队开着怪手吊车来时，年迈婆婆在房子里惊慌垂泪，我举着一块“人在屋在，屋亡人亡”的布条在家门前嘶喊。
不啰唆，第二天早上九点，我穿着一身工作服，召唤了如婷、小娴、怡俐、大丽真、怡臻等一班娘子军，开始了我的强制搬迁！我跟自己说，不过就是丢东西嘛。
公公跟着军队撤退到台湾的第一天，就住进了这个日式的老房子。公公当时四十多岁，但房子当时是多老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有记忆以来，它就很老了。屋顶上的瓦常常剥落，半夜有小猫会掉进天花板里，一夜叫个不停，木板地底下会有老鼠爪子的声音。
我常幻想为什么笨猫不干脆掉到木板底下呢？两败俱伤，这样不是可以安静一点？对一个城市里的小女孩，住这样的房子并不是多愉快的经验，虽然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公公走了很久了，但只要我回到老房子，闻到那气味，看到他的书桌，我都会忘记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如果这一切可供记忆的东西不复存在呢？如果桌子搬走了，房子拆除了，气味消失了呢？我有能力把这些记忆完整地储存在我的感官里吗？
油画家齐传玉作品
我一一指着家里的东西，问婆婆：“这还要不要？”她的回答都是：“这个？当然要，这是……（回忆开始……）”过了两个小时，我发现没有一样东西是她不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事关重大的，譬如那个缺角的盘子，“是你小时候吃麦片的盘子，你都不记得了吗？”或那张传单，“是公公一个老朋友开画展的……”垃圾桶，“是中兴百货刚开幕时，我跟你去买的啊……”是啊，什么冷血的人舍得丢掉我小时候吃麦片的盘子？还来不及解答这个问题，我已经扎起头发，戴上口罩手套，买了好几包垃圾袋，来到了老家门口。我觉得自己像个屠夫。
因为父母早年决定各奔东西，我是跟祖父母一起长大的。从我能记事开始，我已经活在老人家的记忆里。
回忆不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也是生活态度。因为两岸相隔，他们的成长环境被剥除了。
Memories are not only their way of expression, but also their attitude towards life. Because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 separated, their growing environment is stripped away.
他们见不到亲人、见不到家乡，除了记忆，他们还能怎么对抗这种隔离呢？
想法是感人的，但当我脑子再度浮出举抗议布条的画面，心肠就变硬了。我决定不用问她了。
原则一，我心里想着，凡是以后还买得到的，就丢。原则二，生活中毫无用处的，也丢。
我打电话给收二手书的茉莉书房，说我有些老书要捐给他们。回答是如果要他们来收，需要超过一百本。我说，应该有三千本以上。他们来人看了一眼，结果是动用了八个工人，搬了两卡车。
除了书，还有各式各样的家具。那些家具都是我在拍二三十年代背景的戏里才会看到的。我打电话给一个做戏用道具的朋友，请他来收。他两手空空来了，进来看了不到五分钟，说要回去开卡车。我不知道他一共搬了几车走，我在忙着丢别的东西，但耳里倒是一直听到他的话外音，“天啊！还有啊！”
家电在我们家出现算是晚的。
小学时，我曾羡慕同学家有洗衣机，回来问婆婆，为何我们家没有？她的回答是，因为我们家有人洗衣服，而且衣服用机器洗容易坏。
从小家里也没有看电视的习惯，公公的理论是“客人来家里是交流，不是来看电视的”。因为这样，家里晚上是无声的，婆婆画画，公公看书、写毛笔字，而我，我忘了我在干嘛，应该在发呆吧。
但是曾几何时，我家成了有四台电视、四台录影机、三台DVD、两个微波炉、三台冰箱、两个洗碗机。这就是时代的洪流吗？还是因为我进了演艺圈？
人家要是问你，你家里东西有多少，你能怎么回答？你的计量单位应该是什么？
从某个角度说，每一个人家里的东西都很多，那是生活长年的累积
In a way, each person all has many things in their home, that is the accumulation of life for a long time.
但有些东西是可以计量的，譬如说，我问你，你家的酒有多少？
让我打开我家的酒窖瞧瞧。所谓“酒窖”，其实是公公房间里的一个小储藏室。我从来没有看过里面是什么，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门口就堵着一个挂大衣的架子，意思是那里面没有什么，就算有什么，也跟我们的生活无关。
要不是搬家，所有人都根本忘记那边有一个门。终于打开后，灰尘扑面而出，门后是满满一柜子的酒，每个瓶子上都覆盖着一层尘封的土。我随手拿下一瓶瞧着，空的，全空的，但瓶口的包装原封未动。这瓶酒没有开过，只是，蒸发掉了。我一瓶一瓶的取出来，大致算了一下，两百多瓶。
长年在家里帮忙张罗的张叔悄悄来到我身后，“另一个储藏室里还有。”“我床头柜子里也有，统统可以当你的嫁妆。”婆婆凑过来说。这话听起来窝心，每个家庭不是都有传家宝吗？但陪嫁几百瓶酒，这是传达了什么讯息呢？悲喜剧成了闹剧了。
公公是不喝酒的，但他觉得别人送酒是心意，不应该转送，更不应该转卖，八十几岁的老先生，就这么攒了四百三十瓶酒。多吗？酒之外，类似的礼品类还有茶叶六百多罐、人参两百多盒……
就这么日复一日的战斗，书要丢、家具家电要丢、衣服要丢、剪报要丢——公公四十多年的剪报，及家中老小帮我从娱乐版搜集来的剪报。我的中小学作业、知名不知名的情书，也在以身作则、大义灭亲的心情下，一并收进垃圾袋。
就这么不断地与往事干杯，有天爸爸说话了，“你简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我听了脸上是笑的，心里是酸的。也眼看着已经丢掉的东西，有人晚上拿着手电筒到垃圾堆又偷偷捡回来。就这样谍对谍来回数日，爸爸终于又站在院子里指着我，“红wei兵抄家也不过如此！”
好笑吗？其实惨绝人寰。婆婆声音颤抖地问我说：“我的红木柜你为何不帮我搬到新家？”我跟她说，我量过了，新家的电梯太小，进不去，就算走楼梯搬进了新家，也放不下。
然后我就见她独自坐在餐厅看着红木柜哭，她说这次真的不想活了，连这个红木柜她都带不走。我站在那里，完全不知从何说起。
红木柜
七天这样血淋淋地过去，我坚持了我冷面屠夫的角色。搬进新家的黄道吉日终于来临。当天中午我因为有工作，要姐姐早点到老家，把公公的牌位请出。结束工作我一进老家门，姐气急败坏把一对签塞到我的手里，她说她对着公公牌位磕头磕了一个多小时，签掷了无数次，出不了一个“正签”，意思就是——公公就是不肯走。她觉得公公在耍她。
我收下签，请姐先把婆婆带去新家，不要让她最后一个走，以免触景生情。我跟如婷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拿起胶布把一个个老柜子封上，写着“清空”，把房门一个个关上，再次贴起胶布，写上“清空”。
最后回到大厅，我看着公公的牌位，手里拿着签，四周一片安静，心也是静的。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心里说着：“我知道您舍不得离开，我也舍不得离开，但'家人家人’，家就要跟着人，爸爸还在，姐姐还在，婆婆还在，他们在哪里，您的家就在哪里。”我掷了签，“一正一反”，那是他说好的意思。
我继续念着：“婆婆已经在新家等您，她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过，她可寂寞了。”第二个“正反”；应该OK了。这时如婷一旁屏着气说了声：“还要再一次。”
还要再一次？我吸了口气，闭上眼，“亲爱的公公，我知道您最疼我，我们走吧……”我将签高高举起，睁开眼睛看着照片上的公公，手一松——连续第三次的“一正一反”。我用力地把头往地上一磕，突然间，这些天的压抑和坚强彻底瓦解，我伏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每个人都搬过家，但每个家在人心里有不同的分量。有时候你离开的不只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也是舍弃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离开那个空间，等于把你自己的一部分也永远遗留在那里了。某个程度上来讲，你每搬一次家，你的生活也必须重新开始，生命的长度要重新计算。你舍弃的不只是身边的物品和邻居，你也切断时间的延续性。
老房子清空了以后，我不得不忍着伤痛远离公公的味道，远离那些让我记得生活曾是多长多远的味道。
但“远离”毕竟不是消失，我是人，我有记忆。However,staying away is not disappearing after all,I am a human and I have memories.
味道是淡去了，但我会努力让它保存下来，用我的方法，让我的后代也嗅得到老房子的味道。
二〇〇五年四月十号下午五点十分，我终于看了最后一眼门前的那棵桂花树，转过身去，拉上大门。喀嚓一声，这世界上能有一种声音是这般熟悉又如此惊心动魄吗？走出小小的巷道，我禁不住再次转身，觉得故事还没完。可不是，一片夕阳的殷红中，那个甩着两条辫子的小丫头，左手牵着公公，右手牵着婆婆，正步履轻盈地唱着歌。
公公婆婆半个世纪前被迫离开他们的老家，彷徨伤痛何止我的千百倍。
但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是这样用记忆和盼望走过来的。But they have been down this road with their memories and hope.
我自然也应该这样走下去。I also should go on like them without doubt.
看着她得意洋洋的样子，你会以为全天下的小孩都不用长大。歌声若有似无地传来，听不真切，但我知道她在唱什么。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山坡上面野花多，野花红似火……
选自刘若英《我想跟你走》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