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陈宝箴最深远的人就是郭嵩焘，他是郭嵩焘的洋务知己和志同道合的僚属

《陈氏与郭氏》

跟筠公忘年之交

相见恨晚犹契厚

苦觅中西古今之道路

志同道合的僚属

马关条约签订

泪洒酒楼

国危难

痛心疾首

独开湖南风气

犹神且速

整饬吏治

20多个冗官开除府州

旗帜鲜明挺光绪

惹恼太后

赐死

新政付东流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一男子在京城酒楼饮酒。目睹熊熊火光，他感到奇耻大辱，七尺男儿无法报国，满腔悲愤不能自已，拍桌恸哭，举座动容。此人就是陈宝箴。

二十年甲午（1894）调直隶布政使，另年秋，升任湖南巡抚，一直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政变。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系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

陈宝箴在任湖南巡抚时，进行了全面的地方改革计划，并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当时辅助陈宝箴的地方官如黄遵宪、江标等人也都“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因此，湖南的变法成为全中国的模范，从以守旧著称的省份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省份。戊戌维新在理论上是由康有为领导的，但其实践的基础则是由湖南变法所提供的。

有曰：君子见贤思齐。陈宝箴之所以成为维新变法之骨干，不是偶然的，而影响陈宝箴最深远的人就是郭嵩焘，他是郭嵩焘的洋务知己和志同道合的僚属，两人之间因思想相近产生强烈共鸣而结下深情厚谊，非同一般的关系又加深了彼此的影响，尤其是郭嵩焘的洋务思想给陈宝箴后来所主导的维新运动带来了深刻影响，

如有一次，郭嵩焘曾饶有兴致寄信给陈宝箴，谈及自己参观英国一家电力厂，厂主盛情邀请郭嵩焘尝试使用新发明的电话机。郭嵩焘让随从到数十丈外的房间接听。郭嵩焘问：“你能听到吗?”，对方答“听到”。二人好不开怀。信中还不断向陈宝箴力陈＂抑不知西洋之富，末在民，不在国家也。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权，在政教修明，其末在商贾＂之类的感悟。接到郭嵩焘的信，陈宝箴深知，强国兴邦的出路，在于革除朝政弊端，改革维新，这就是他以后推行新政的基础。有学者认为：陈宝箴以郭氏教育思想的完善者、吏治思想的执行者、富强观念的实践者的身份践行了郭嵩焘的思想主张。以至于湖南1895年至1898年实施的改革,处处可见郭嵩焘的影响。

郭嵩焘赴英国道歉此举，在湖南引起哗然，乡亲骂他众叛亲离，骂他叛国出逃，比狗屎还臭。但陈宝箴对郭嵩焘的此举表示极大支持与理解，对唾骂郭嵩焘的乡亲当场进行反驳与解释。在关键的时刻，陈宝箴挺身而出。他不是为郭嵩焘个人挺身而出，而是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挺身而出。陈宝箴相信中国古代一句话：男子汉能屈能伸。屈是为伸做准备，运足力量，再打出去不是更有力量？郭嵩焘见陈宝箴为他打抱不平，深深地感谢他。

我们还可从陈宝箴子孙的言论中可得以大致了解。

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已有总结：“与郭公嵩焘尤契厚，郭公方言洋务，负海内重谤，独府君推为孤忠闳识，殆无其比。及巡抚湖南，郭公已前卒，遇设施或抵牾，辄自伤曰：郭公筠先在，不至是也＂。

陈宝箴之孙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启超传书后》一文中亦认为：＂当时之言变法者，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 即：当时参与变法的人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源流，一派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派，"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另一派就是从郭嵩焘到他祖父、父亲这些务实派，"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两派不可混为一谈。

他的祖父陈宝箴因受郭嵩焘“颂美西法”的影响，基本上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郭嵩焘的洋务思想在当时独步一时，被时人赞称“既精且大”。由此可见，陈宝箴一家与郭嵩焘之政见一致和深厚的情谊……

陈寅恪是指出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主张有不同思想渊源的第一人，也是对郭嵩焘思想作出积极评价的第一人，充分显示出他过人的史识。陈寅恪先生提醒今天的我们，如果要研究陈宝箴之湖南新政思想，一定要探讨陈宝箴与郭嵩焘二人的关系。

然而，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如何报复陈宝箴呢？先罢官，夺取陈宝箴手中权柄，后命令自尽。先前不杀是因为担心汉族地方督抚，毕竟此时中央极度孱弱，赐死同时担心手下放水，命令取喉骨。1900年6月26日，千总闳炯率兵从巡抚松寿驰往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宝箴北面匍匐受诏，即自缢。巡抚令取其喉骨，奏报太后。于是，戊戌变法中唯一一个支持变法的地方高官，被朝廷赐死，使得在近代中国掀起了惊涛巨浪的戊戌变法也彻底的终结。

陈宝箴死后，＂江苏五才子＂之一的范当世痛挽撰联：

赫赫宗臣，一往沉冥向山僻；

哀哀孝子，百年长恨在天涯。

～城光～

20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