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草的古典韵味
▲《急就章》明拓本
书法创作概念中，向有“章草”一名。“章草”者，又称“隶草”或“古草”，体势沿有“隶书”一体之书法特征，横画上挑，左右波糜，顿挫分明，故又有隶书草写之意。其用笔虽有类“今草”处，然结体却寓平正于欹侧，字字独立不相连绵，尤笔画映带处，往往细如游丝笔断意连，通篇之下，诚可谓古音绕梁气息盎然。
刘熙载《书概》称“章草”为“解散隶体，简略书之，此犹未离乎隶也。”①还说“章则劲骨天纵，草则变化无方。”②此语虽简约，却把章草的形质和神态描绘得分外准确。
“章草”萌起于隶书之变，流行于两汉，魏晋以后成于规模。其名称来源有四：一谓此类字体结构彰明有章可寻；二为其适用于奏章一式之书写；三则以汉章帝刘炟喜好此种书体之故；另外一说是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曾以此体书其所著《急就章》。彼时，以皇象章草比诸颜武弈棋和曹不兴绘画等，尝有并称“八绝”的隆誉。
章草一体古来虽有流传，然终因时间久长之故，至今所见寥寥。在此，且不论书史所载当时名书家如后汉崔瑗、毛弘和张芝等，即使是魏晋南北朝间以章草著称的苏建、皇象和索靖，亦几乎止于拓本流传。至于确切作品，至今仅墨迹本陆机《平复帖》卷一项而已。这种原作阙如和拓本纷杂的情形，着实从另一面让人平生出索骥也难的困惑。
陆机《平复帖》卷与《出师颂》卷，皆为故宫博物院藏本，尤其后者，为近年民间发现并斥巨资所征隋人章草书迹，实属难得。从运笔结体以及通篇气息观察，《出师颂》既不似皇象《急就章》的稳当严谨和笔笔不苟，也远异于以快率随意为其特征的《平复帖》的书写方式，然此类寓工整于率性，运笔厚重并富古意的笔体，却从本质上表现出传统章草书法的典型风貌。从这一点上说，隋人书《出师颂》卷的重新被发现，则无疑会为研究和认识整个章草艺术体系，提供第一手实物依据。
▲晋 · 陆机 《平复帖》卷 纸本手卷
23.7×20.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隋人书 “绍兴本” 章草《出师颂》卷 米友仁跋
纸本 21.2×29.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单国强注：据米友仁跋，多定为隋贤书，也有认为是西晋索靖或南朝梁·萧子云写，乃至唐人作。流传情况大致是：唐代经太平公主、李约、王涯先后鉴藏；南宋绍兴年间入内府；明归王世懋；清初由安岐收藏，后入乾隆内府；民国十一年（1922年）十一月初九日，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携出宫外，1945年后散落匿于民间不彰60余年；2003年由拍卖公司征得，故宫博物院以巨资购回。
中国书法史上，真草隶篆因时代相互传承，各类书体大致都有其自身不断的递变规律。然而，章草书法却属例外。从章草一体的发展历史看，两晋前后尽管不乏名师大家，但至隋唐之际，严格意义上的章草书艺已日渐式微。这个现象的发生，自然与有隋一代仅28年的短暂历史文化有关，也和彼时“二王”行草书体系的蓬勃兴起，以及不久流行的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初唐四家”为代表的楷书法则相关。凡此种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章草书法的发展。
在经过了六七百年的漫漫岁月之后，元代书坛盟主赵孟頫高举起复古主义的大旗，恢复旧制，重振古风，其中就包括湮没已久的章草书法艺术。在赵氏整个书法创作实践中，迈越唐宋、踪迹魏晋遗风，始终是他的不懈追求。《元史·本传》载“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③正说明了赵孟頫书法的名至实归。同时，整个元代书坛的创作状态及其吐故纳新的喜人局面，更是与赵氏的身体力行和至尊地位密不可分。
▲元 · 赵孟頫 临皇象章草《急就章》卷（局部）辽宁省博物馆藏
有元一代的章草创作除赵孟頫外，尚有与赵氏齐名的身为“元初三大家”之一的邓文原。元陶宗仪《书史会要》虽称邓氏书法“早年师法'二王’，后学李北海”，④但从他的传世作品看，其楷体作风的沉静渊雅游刃有余，似更接近同出帖学体系的赵孟頫书风。而邓氏多所擅长的章草一体，则也大多体现了赵氏章草安雅俊健审美趋尚。
从总体上说，元代书坛的创作状况，实际上皆受到赵孟頫书艺的深厚影响。人们住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善于效法赵氏风格为能事，视承继赵孟頫书风为正绪。这一把赵孟頫书法当作为彼时主流书风的共有意识，自然也会反映在章草创作一域。诚然，因着反映于元代书坛的固有审美惯式，以及赵氏自身创作的局限之故，包括以同辈人邓文原为代表的赵氏风格追随者如元末明初的俞和及宋克等所能表现的，大抵都停留在拘于具体行迹的实临和亦步亦趋的描摹之境。顺便提一句的是，此种唯工力为上、相对缺乏作者创作灵性的的摹写方式历代有之，此中可作类比者，或许以明代中期吴门一派以文徴明父子为代表的隶书创作为典型。
然而，从另ー个视角看，在艺术上充满反叛精神的后元书家杨维桢，倒是一位力图创新，尝试章草、今草内蕴合二为一，并在通体气息上实现与传统章草书法一脉相承的重要人物。
和杨维桢饮誉当时的诗歌创作一样，杨氏的书法之作也可称是背离传统自立门户的突出一例。杨维桢在诗文和书法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其说是出自“筑楼铁崖，轱辘传食”⑤的五年苦读经历，还不如说是由他的狷直狂曼不拘一格的鲜明个性所致。
▲元 · 康里巎巎《草书张旭笔法卷》 （局部）纸本 全卷35.8×329.6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 · 杨维桢 《张氏通波阡表卷》（局部） 全卷28.9×146.1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青山杉雨氏寄赠）
尽管杨维桢富于章草特点的书作和他的楷书作品一样，只是流传至今的所有杨氏遗墨的极小部分，然却照样能反映出杨维桢的书学历程和审美主张。譬如杨氏书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的《张氏通波阡表》卷便是他暮年带有浓重章草意味的代表之作。彼时，杨氏已届70高龄，然创新求变的心态却不曾因年龄之故而止息。此书在遣笔意态上，显然受到长杨维桢一岁的康里巎巎作品的影响，同时在表现具体章草笔体时，亦显得刻意。然而，当人们面对杨维桢骨力洞达个性强烈的书法之作时，却不得不叹服他融诸体为一炉的移貌取神互为补益的高超手段！较之赵氏章草创作体系所严格依循的固有模式，杨维桢以不主一体不惟一式的创作手法，不啻为章草书法拓开了变幻诸体、笔体互融的另种表现方式。此外，杨维桢题于邓文原《急就章》书卷后，并称之为“临品之能”的跋语，则从另一侧面，更是直白地道出了杨氏章草的创作主张。
▲元 · 杨维桢 跋邓文原《急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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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八年，六月廿日，会稽杨维祯偕河南陆仁同展卷于东沧听海阁，仁尝学章草者，以此为卷入临品之能云。”
明代书坛，赵孟頫一体依然余响不绝。彼时因为皇室提倡以书取仕，故使台阁体流行。同时，明中期盛行的法帖汇刻，导致崇尚帖学的时风。从主体上看，当时书艺仍以注重笔法和结构形态为主要审美取向。以文徴明为首的“吴门书派”及其书作，即是当时最为典型的代表。明代中后期，董其昌及其“松江书派”不屑于“吴门书派”固守陈规而自标正宗，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之下，彼时以奇异狂放书风著名的徐渭自称“吾学索靖书”，⑥然终于孤掌难鸣和者稀寡，未得成为气候。至明清之际，虽说出现迥异于时的以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及傅山为代表的所谓奇崛书风，但未久又被声势强大代代相袭的帖学书风所淹。直到清代中期，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和碑学书法的诞生和深入，方改变了千百年来帖学书法一统天下的定势。
清代后期至民国年间，碑学书法的日益发展，促使书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各种书体集于大成，各类门派争奇斗艳。在这个创作大环境之下，冷寂已久的章草书法被重新认识，尤其晩近以来，此路书家书作之多，竟成一时之盛。嘉兴沈曾植，或可被称作是当时重新实践传统章草书法的起始者。其时值晚清民国交接之际，碑学书法正风起云涌。从创作角度而言，沈氏在借鉴北魏书体上已卓然称家，故曾熙尝赞其书为“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⑦此语虽寥寥，只因出自同有实践体验的名书家之口，便显得不同寻常。
附图为沈曾植去世前一周之作，但见通篇真力弥满，遣笔结字虽出魏体方笔，然此中不时显现的章草笔意（如“迴”、“霭”、“变”、“处”等诸字，以及富有章草特征的捺脚等），顿使作品意趣盎然。由是，也可证沈氏将章草创作融入北魏书体的有效尝试。稍晚于沈氏的以章草自守的天津书家王世镗，曾被于右任誉称为“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⑧展其书作，可信于氏所誉不虚。唯惜其作品流传不广，后人多未之闻。此后，相继者如汉川谢凤孙、上海陈陶遗、开封靳志、湘乡张默君、番愚王薳、闽侯卓君庸，以及长沙郑沅、济南关友声和富顺郑诵先等等，可谓名重一时。
▲清 · 沈曾植 书王维《终南山》诗
沈氏去世前一周之作
▲民国 · 王世镗 为于右任书《于母房太夫人行述》局部
原石藏于碑林博物馆
确切地讲，在实践章草书法过程中，此道作者大多着意于依着葫产画瓢式的摹古手段而疏于文字本身的结构要素，这一在乎外在技法形态、忽略作品艺术境界的审美方式，往往导致章草创作走上顾此失彼的歧路，同时也是未能跃出前人窠臼的根本原因所在。
经过众多书家的不懈努力和社会文化的不断变迁，时至近现代，章草创作已逐渐从以往徒求其表、以描摹依傍为能事的境域中走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80年代，曾被东瀛书法界同道盛赞为中国当今王羲之的一代大家、沈曾植弟子嘉兴王蘧常先生。王氏章草创作自然也取乳乃师，然其不同凡响处，却在于能够将篆隶书的笔法和笔意，有机地融汇于以行楷书笔体为创作前提的章草类式之中，无论从用笔上还是在结体上，都极大地丰富了原本传统章草的表现内涵，完整地实现了对故有章草书法程式的再创造过程，真正树立起既植根于传统之基，又具有鲜明个性的新格调新风貌。
王氏章草书法从上世纪40年代起，经历了模拟乃师、技艺纯熟、清健自如和人书俱老四个阶段。尤其是85高龄以后，所作既多且精，完全步入了孙过庭在《书谱》里所说“通会之境”。王蘧常以独标个性语言可称惊世骇俗的章草之作，向习惯传统模式发出挑战，再一次把章草艺术推向了峰巅，诚可谓既古且今，气质相衔，出古入新。王氏一生浸淫于著述，可谓与诗书相伴终身。譬如他于1982年所撰的研究章草艺术的心得名篇《章草书法略谈》，向来被视作经典之论。尤其是王氏从章草创作的结构和变化方面所详尽叙述的相关“省笔”、“借笔”、“减笔”、“复笔”、“添笔”，以及“变在离与连”、“变在字中”、“变在上下”、“变在左右”等诸多实践体验，更可谓金针度人。因此说，有着绝高艺术造诣的王蘧常章草艺术，除书艺一项之外，当然还和他身为一代硕儒的淹渊学识相关。
以两汉魏晋笔体为主要艺术特征的章草一体，无论其作品意境还是技巧法则，自然区别于其它诸种书体的表现内涵。章草书法的用笔、结字以及通篇章法的复合性构成，事实上已具备其自身的难度和高度。这也许就是历来大多数所谓章草作品仅得皮相、甚至背离格辙法度的症结所在。宏观地看，章草书法发展的时起时伏的历史状况，固然跟当时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大背景紧密相连，但同时也和包括实践尝试者在内的対章草书法的审美偏颇抑或一知半解、以至擅长者远不如它种书体有关。尤其是章草书法本身的不通俗属性，则更是古来众多书家既欲为又不敢为之的根本原因。
章草，是我国书法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千百年以来，她以独立特行的艺术魅力，令无数热爱这一书体的人们乐此不疲心摹手追。显然，在书写上与真、草、隶、篆四体书多不相同的章草书法一经面世，便体现其绝不通俗的古典成分。换言之，章草书法无论从用笔技巧还是从结体要素讲，其难度和高度，毕竟为通常书体所难比拟。这种由艺术创作规律自身所致的阳春白雪现象，或可喻为孔夫子所赞美的“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的有名典故。当然，章草书法的古典意味，同时也包括其意态新奇的一面。这个新奇，除了表现于原本隶篆书体中或对称或 刻意于结构的装饰成分，也和人们对于章草一体的向来陌生感所引发的以古典为新奇的惯常审美方式有关。除此之外，当然还和后来书家在章草创作中所赋予的新的表现形式和丰富内涵密切关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