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我学西学，只是为了经世致用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向康熙帝国派遣了一批“国王的数学家”，这些数学家们在两个帝国的不同命运引起了此后历史学家们的极大兴趣，东西不同国家与文化中知识的不同命运也由此有了可资比较的视角与史料。

表面上，康熙像路易十四一样，扮演着对帝国内的科学家和科学知识的保护人角色，在帝国内为科学建立了新的地位，然而，路易十四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允许社团制定它自己的规则，并实施相应的发展活动

这在康熙帝统治时期的大清帝国机构中几乎没有可能，康熙没有给这些知识活动些许自治权：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他保留着对所有与科学有关事务的至高无上的决定权，这和同时期欧洲国家给予学术机构自治权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詹嘉玲（Catherine Jami）在其论文《康熙皇帝和西学传播》中详细分析了康熙对待科学知识的政策，指出对科学的“控制”是康熙对待科学与知识的基本态度：康熙对于科学的兴趣，只不过出于想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无所不知的君主、一个伟大的导师。

他要向他的皇子和官员们证明自己不仅能控制天地，而且能够控制一切，包括这些外来的知识。因为支配自然和统治人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依靠历法支配天，依靠测量控制地，依靠将那些掌握新知的耶稣会教士牢笼在自己身边而控制知识本身。

这些被御用的“利玛窦们”，皇帝可以给他们加官封爵，但他们永远只是仆人，像仆人一样被利用着、被管控着，也偶尔能享受一下君主近臣的尊荣与奢华。但他们终究还是仆人，他们的知识从来没有受到尊重。

康熙迫切感觉到“不仅有必要控制传教士，更有必要控制他们传播的知识”，故其任命学者参与帝国的所有知识，包括数学、天文、音律协调等的编纂工作，这只是其从控制知识传播到直接控制这些知识的提出者的整个过程中的一步。

康熙对知识的态度，一言以蔽之，就是控制，严密的控制，为己所用，由己所垄断。

在这种心态与制度下，纯粹知识自然无处发展，对于知识人而言，最安全的知识策略就是一切以经典为据，惟圣贤之言是从。而在实用性知识方面，相应的，帝国知识人也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知识策略，这一策略被誉称为“经世致用”

据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然而，这是一种与“为知识而知识”的理性态度完全无关的中国式实用理性，其结果，往往是既不能经世，又无以致用——连最具实用价值的地理学在大清都无以发展，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