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偷”趣

作者：王蒙

长街

宁海县长街镇，那是我的祖籍老家。虽然，仅在童年时住过不到五年；虽然，那个时候乡亲们都穷得叮当响，吃不饱饭、衣不蔽体是寻常事，我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然而，“使沙漠显得美丽的，是它在什么地方藏着一口水井（周国平语）。”曾经的童年，就是这样一片贫穷而美丽的沙漠。其中，一段大行其“窃”的故事，更具沙漠水井之美。

1967年到1971年，我12岁到16岁。彼时，母亲在城里工作，父亲在20里外的保健所从医。老家这方小天地，只有大我二岁的姐和小我一岁的妹，以及一个先天智障的傻叔。这是一段从物质到精神皆贫穷如洗，且无长辈可膝下承欢的时光。可它偏偏那么强大，强大到让一个城里小女孩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公主，蜕变成一个能上山斫柴，会下地种粮，可独立操持家务：挑水、做饭、养鸡、喂兔、纳鞋底、缝缝补补一样不落的小村姑。而且，在往后的岁月里，可以成为一股直面困难的精神底气。期间，干得最漂亮的是上山拾柴和斫柴。因为理论上不被生产队允许，所以又可称为“偷柴”，也算是一种行窃了。

我和小妹都出生在浙江诸暨县城，从小形影不离。小时候，我们就住在母亲单位的宿舍，吃的是食堂伙食，读的是职工子弟小学。每天学校、食堂、宿舍三点一线，一切家务由母亲悉数包办，一直到我11岁，小妹10岁那年，随母亲来到宁海。初到长街的我们，就像突然被放飞的笼中小鸟，没有任何生活能力：既不会做饭、挑水、洗衣、扫地，也没见过锅灶、水井，更不懂任何农事，甚至不知道稻米是从哪里来的。初来乍到，看到一望无边的稻田、棉海；绵延起伏的群山峻岭；鳞次栉比的石头屋、茅草房；邻居家的猪、生产队的牛；路上跑的鸡、鸭；老家的大房子、石板道地；甚至黑洞洞的大锅灶、破风箱、雕花大床、小燕窠，都能让小小的我大惊小怪地兴奋不已。而其中，最直面的生存教育便是：所有的米饭、杂粮不再能从食堂拿饭票交换，这些父辈们用血汗种出来的粮食，必须自己斫柴、自己烧熟，否则根本无法食用！

六十年代中期，靠山面海的老家被称作长街公社，正沉浸在“红海洋”浪潮中。然而，贫穷的社员们却远没有天然气、煤气灶和自来水可享用。吃水靠井，但多数井水不仅混浊，且咸涩不能食用；烧饭靠柴灶、铁锅、风箱、吹火棍，一顿饭烧下来往往灰头土脸、脏不拉叽的；小菜是奢侈物，酱油拌饭吃得喷喷香。因为，能吃饱就很幸福了；用火则靠树枝、树叶、茅草和棉花采摘后的棉杆、棉壳，甚至稻草、麦杆；“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在田地里，是绝大多数人的终生职业，是生而为人之本份；与我同龄的孩子们，早早地就会用割兔草、拾稻穗、拾柴（刨枯叶）、斫柴等力所能及的劳动，来帮助父母分担家务。

12岁，在城里还是撒娇的娃。可在农村，却是一个小小劳动力了。虽然，有母亲每月寄来生活费，我们姐妹不必太为生计发愁，但“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处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小小的我们也知道体谅父母的艰辛了。

一：第一次行窃

老屋后门，曾是每天上学的必经之处。

周末，看到邻家小孩挑回家的一篓篓柴草枯叶，我也一心想跟着去。父母不在，大姐当家。我一说，大姐很支持，小妹更用行动支持我。她愿意做我的同盟军，追随我一起上山。但凡事皆需装备，扁担、莆篓、钉耙（也有用晒谷的竹耙的）、柴刀，这四大件少一件都不能成行。

一番寻找后发现，扁担、柴刀，老家有现成的；后来我又缠着父亲，让他请村里的木匠给我们各做了一个钉耙：在木柄顶端加一根短横木，横木一侧敲上十来根8寸铁钉，有点像猪八戒背的钉耙。用这家伙刨落叶最合适，尤其是松树脚下的枯松针，用它一刨一大把。我欣喜地把钉耙抱在怀里，像得了宝贝一样，左看右看舍不得放下。

最后，只剩下四个篰篓没落实了。这种海边渔民用来盛放带鱼的蔑竹篓，我们叫它“带鱼篰篓”。是用竹篾编得空落落的，它比竹筐的体积、容积更大，更加轻巧。用来堆放柴草、枯叶，再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价格好像是0.10元一个，四个篰篓得花0.40元钱。以当时的物价，可以买好几斤大米了。想想母亲赚钱不易，我不愿意花这个钱。思索了好久，想起有人告诉我，长街水产商店的大院子里，堆放着许多盛放过带鱼的旧篰篓。作为包装物，它们的命运除了风吹日晒，就是被食堂阿婆拿去当柴烧掉。而这家商店就在外河旁边，离我家也就200多米路。想到这里，我脑洞大开：既然如此，何不去偷它几个？

几天后，一个月黑风高的傍晚。吃过晚饭不久，我便乘着夜色兴冲冲地出发了，忠诚的小妹一声不吭地紧跟着我。当年的乡民极少有夜生活，他们奉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晚上很少出门。所以，这一路静悄悄的，并没遇到什么行人。我们从狭窄的田埂小路上，高一脚低一脚地绕到水产商店的北墙外，一个白天踩过点的地方（那时的单位，还没有保安或门卫）。这是一段塌了半截的砖墙，底下堆积着许多陈年垃圾和腐烂的臭鱼肚。从这里看进去，朝南面的店堂还亮着灯光，但空旷的后院却是漆黑一片，静悄悄空无一人。平生第一次行窃，心里就像揣着一头小鹿，吓得“咚咚”狂跳。身边小妹紧紧抓着我的手，似乎也在瑟瑟发抖。晚风吹过，一股浓重的鱼腥气和腐臭扑面而来，熏得我俩几乎窒息。但这个时候，与行窃无关的事已经顾不上了。因为，铤而走险的箭已在弦上，剩下便是挽弓发射了。况且，在凡事信任我的小妹面前，我这个当姐的怎么能轻易认怂呢？我摇了摇头环顾左右，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叮嘱小妹蹲在原地不要动，自己则壮着胆子，像个幽灵似的从断墙残垣间翻身进了院子。天黑得看不清地面，一只脚却踩到了一截烂铁，尖尖的锐面穿破鞋底扎到了脚心，疼得我呲牙裂嘴又不敢发出声音。但我没忘掉像小猴子那样，先蹲在地上侦察一番：大院里没有灯光，隐约看到对面有个人从厨房走出来，嘴里说着什么话，一转眼又弯进店堂里去了。显然，他并没有发现我。此刻，夜空就像黑色的大幕，罩在万籁俱寂的小镇之上。耳边，有不知名的小虫子在一声声低吟浅唱。

我摸了摸受伤的脚底，忍着痛、憋住气、低下头、躬起腰，就像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似的，一鼓作气直扑目标而去。哇哈！果然名不虚传，这里的篰篓多得不计其数，它们重重叠叠堆得像小山一样，虽然腥臭无比，却是诱人十分。我三下五除二，轻松地拖出了四个篰篓。分两次将它们扔出断墙外，看看周围并无动静，便蹑手蹑脚地从原处爬了出来。黑暗中，墙外的小妹已将四个篰篓都紧紧抓在手上了——真不愧是我忠诚的小助手啊！我接过了篰篓，猛一甩将它们都背到自己的肩膀上。一面按住依然狂跳不已的心脏，一面牵着妹妹的小手大步流星地跑回了家。

第一次行窃，一切如行云流水，居然如此顺畅。不到半个时辰，四个战利品便像变魔术似的，风姿绰约地出现在老屋厨房昏暗的灯光下。一根根细细的竹篾被纵、横、斜、扭、插地交错地编扎在篰篓上，就像四个既美观又实用的竹制工艺品，还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鱼腥味，令人百看而不生厌。我睁大双眼激动地欣赏着，那感觉就像收到了一份圣诞大礼包似的，欣喜若狂几乎彻夜难眠。这几个带鱼篰篓，后来一直伴随着我和小妹。直到16岁那年我离开长街为止。

从那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当看到“窃喜”这个词，我都会悄然一惊，并且不由自主地将它理解成“偷窃的欢喜”。进而暗自联想：难道，造词者也有过我这样的经历？也许，它最初的意思就是“偷窃的欢喜”？哈哈，真乃知我者此人也！

二：偷柴的日子

老屋的水井，井水虽然清晰，却因咸涩而不能食用，只能用来洗涤；墙角花坛，原本是一棵石榴树。不知为何，自从我们离开后，它也枯萎了，后来的主人，在此处种上了这棵枇杷树。

一根扁担二个莆篓，手中钉耙，腰间柴刀，手拉车外胎缝的“皮鞋”，露出膝盖的裤子，明显太短的衣服，一脸风尘仆仆——“比村姑还村姑嘛！“这是当年外婆来长街探亲，震惊我们变化之大后所给予的评价。当时，我们已加入邻家女孩的拾柴队伍，正是风头正劲之时。

女孩子喜欢成群结队，每次出门总能凑齐七八个、十来个人，一路上嘻嘻哈哈地打闹玩耍，全没有“只争朝夕”的拼博精神。然而，她们也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只要一进入有人耕种的梯田以上，那界址分明的封山育林区，便立即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所有人就像得到号令似的，不仅哑雀无声，而且迅速就地分散。一边凭各自经验去寻找目标，一边手脚麻利地或刨或斫起沿途的柴草来。

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田地、大山及其衍生物都是集体财产，理论上任何个人不得侵占。但客观上，各种形式的偷山：偷树、偷毛竹、斫柴、搂草、挖柴株、拾枯叶等现象层出不穷，而且是公开的秘密，没有人真拿他们当贼看。封山育林有名无实，这才衍生出一种职业——“望山佬”。五、六十岁的老头干这事最合适了，其中，以家庭拖累少的鳏夫居多。他们吃住在山上，整座山林都是他们的守望范围。对于种种违规偷山者，望山佬不仅有没收赃物、收缴工具的权力，甚至可以酌情施加暴力。

为了解决村民的烧柴问题，每年冬季生产队也会组织社员开山斫柴（俗称判养山）。此时上山的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他们一个个身强力壮、刀功熟练，不消一二天就能斫完整座大山的木柴 。一捆捆树枝、杂木，被堆放得井然有序。他们用山上的野藤捆牢、再用毛竹冲扛挑上肩膀，另一根木棒（俗称朵株）作支撑，沿着陡峭崎岖的小路下山。一担木柴至少二百多斤重，他们却步履稳健，浑身充满了力量，一路走来呼呼生风，让我们这些小孩好生羡慕。最重要的是，他们挑回家的才是干货，俗称“硬柴”，真正的木柴。所以，遇到判养山的日子，几乎全镇的拾柴小孩都会闻风而动，挑着篓筐紧随他们奋勇上山。去斫拾他们不屑动手的柴叶、枯草：软柴。然后装进带鱼篰篓，欢天喜地挑回家。也许是网开一面吧，这时候的望山佬，并不会来斥责或过问。于是，寂静了一年的大山沸腾了。人头涌动、手起刀落中，躲藏其中的野鸡、山雀，会因受惊而“扑腾腾”地乱飞起来。远远看去，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判养山结束后，除了高大的树木，一切可燃之物皆一干二净。整座大山就像刚剃完头的娃娃脑袋，显得光溜溜的。此后，大山重新封山育林，直至来年。这期间，望山佬就像大山的主人，每天守着它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然而，果真可以“万夫莫开”吗？且莫说偷树、偷毛竹者。对于小镇人而言，判养山所得的木柴，并不能解决全年烧柴问题。更何况，有的人家也没有劳动力可参与其中。迫于生存压力，众多小孩便挑起了一家人的烧柴重任，干起了偷柴的行当。比如，我和邻家姐妹们就是其中之一。

于是记忆中的偷柴，更像刀尖上的舞蹈。记得有一次，那是个风和日丽的冬日。我和小村姑们正在前山顶上，起劲地挥舞柴刀、钉耙大干快上时。突然，一个声音如天雷爆响:“ 抲牢！抲牢！”顿时，所有人都像偷食的麻雀，一惊之下四散溃逃。

这是个矮小精瘦，约50来岁的望山佬。他就像一只行动敏捷的猎豹，不仅巡山特认真，还喜欢悄无声息地靠近目标，然后猛地大喝一声，并将某个吓坏的小孩一把捉住，以儆效尤。这一次，我就险些成为他的猎物。那天，猛然发觉附近有悉悉嗦嗦异样之声时，已是短兵相接，与那张凶神恶煞般的黑脸相距不到数米了。接着，就听到了那一声天雷爆响。惊骇之中，我下意识地扔掉了手中赃物，转身从一块大石头上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说来奇怪，如此危急之际，我居然没忘记去小树底下的空地上，抢回放在那里的扁担和莆篓。然后才惶惶如丧家之犬，一路上连滚带爬，直到眼冒金星、两腿酥软，耳边听不到任何动静时，才敢惊魂未定地停下脚步。然后，一屁股瘫坐于草地之上。再看看系着“皮鞋”的脚上、紧握柴刀的手上，早已被沿路的荆棘刺得皮开肉绽、血丝密布。后背上、腿上也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好在，工具装备完璧归赵，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啦！

话说这位望山佬姓李，也是长街人，我们背地里都叫他“哈龙李”，意思是姓李的小矮子吧！因为许多小孩都吃过他的亏，大家对他恨之入骨，却又无计可施。于是，偶然在路上遇到他，且刚好人多势众之时，便会明目张胆地进行嘲讽，大家卯足了劲齐声喊道：“一二三，哈-龙-李！一二三，哈-龙-李！”那声音，貌似排山倒海、万马奔腾，很有点穿透力。可怜这李老头，就像俗话说的“虎落平阳被犬欺”，那张黑脸虽被气得一阵阵发白，竟也毫无招架之功，只能垂头丧气低头走过。毕竟，此处不是大山上，而且“大人不和小孩斗”嘛！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着实让孩子们出了一口心中恶气。所以，每次都会兴奋得手舞足蹈。

这次遇险，让我得出一个教训：人多目标大，被发现的概率更高。而发生危险时，依然只能靠自救，那还不如单干效率高。于是，我和小妹毅然脱离了大部队，另起炉灶成为单干户。从此，小小足迹遍及小镇周边的后门山、前山、屋基园、山仰岭，甚至大成堂、大湖、九江村……有时，一天要往返几十里山路，辛苦也是自找的。我的心思比小妹缜密，有时晚上睡觉还在思考次日的行动方向；而且奉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 。因为行动快、反应敏捷又能吃苦，所以每次出门总能有所收获。

凭着高度的自觉和自律，每到学校放假时，我俩便怀揣一团冷饭当午餐，像小野人似的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及至将满满一担柴草挑回家来，并且“不管白猫黑猫，能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出门在外，不管斫柴、拾柴，还是捡番薯藤、拾棉花壳，只要看到有能烧火的，我们都会条件反射似的，两眼放光地扑上去。曾凡何时，细皮嫩肉的城里娃，就这样练成了皮糙肉厚、两手硬茧、行走如飞的黑脸小村姑。

有一次挑柴回家时，贪心的我将邻家用来围菜园的刺树枝，也顺手牵羊偷了一根。可是冤家路窄，此举居然被女主人一眼看见。那是个欺软怕硬，专爱欺负人的霸王婆。当年成份不好的邻居们，没少被她欺凌。于是，霸王婆立即跺着双脚，指着我和小妹便破口大骂起来。常言道“初生牛犊不怕虎”，虽说曾是“哈龙李”的手下败将，可并不妨碍我在自家门口奋起反击啊！我忿忿地想：就一根树枝，至于这么不依不饶吗？至于满口脏话吗？一气之下，也就亮起嗓门高声对骂起来。小妹早就鄙视她，听我一开骂立即上来帮腔。大姐正好在家，听到外面的动静赶紧跑出来，帮着我俩一齐开骂。那情形，虽不如“诸葛亮骂王朗”般恰中命门，但你一句我三句的，也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势不可挡。俗话说”三只乌龟盯一只鳖，不瘪也得瘪“。更何况，又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三个小女孩。到最后，霸王婆“好汉不吃眼前亏”，理屈词穷之下，也只好躲进里屋不再出声了！舌战正酣之间，我看到我的同学——一个被她欺负了无数次的地主女儿，正隔着窗户捂嘴大笑呢。呵呵，也算是替她出了一口气啦！

斫柴时，一刀在手往往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一天下午，我在一个山坡堪头处斫柴。那地方背阴低洼，又正值夕阳西下，山野悄无一人，猎猎晚风如野狼呼号，场面有点阴森森。但挡不住柴草茂盛的诱惑，我还是闷头大干起来。可是斫着斫着，竟然鬼使神差般抓到了一根白森森的骨头。一惊之下猛抬头，发现不远处有个破败的大坟墓，也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产物。反正，坟墓前半部分已坍塌，后半部分则像个神秘莫测的山洞，张大着黑森森的洞口，似乎有鬼怪在里面起舞；坟墓周围，零星散落着几根被野狗拖出来的陈年尸骨，我手上的正是其中一根。顿时，后背冷嗖嗖的，似乎遇到了面目狰狞的妖魔。一时吓得三魂丢了二魄，赶紧扔了骨头撒腿就跑。很多年后，我还能梦到这一情景，还会吓得从睡梦中醒过来……

故乡当年很穷，可有赖于大山和土地的恩赐，一年四季，我们总能有所收获。秋天，棉花、番薯、黄豆收获，留在地里的棉壳、番薯藤、豆杆等，可以当柴烧；冬天，万物萧疏，此时的柴草最干燥，挑着轻，点火即燃，不会发霉；春天，春草初萌，也是乔木落叶最盛时，只要手脚勤快，两个篰篓总能盛满；即使暑热的夏季，也还有斫夏柴一说。所谓夏柴，其实就是蓬勃的青草，斫下来后就地晒干。一二天后，再捆起来挑回家。 那时的老屋，堂前、屋檐下全都堆满了我和小妹的劳动成果。这些来之不易的柴草，直到我离开长街后好多年还没烧完。

三：偷来之食

经改造后的厨房，楼梯下原本是鸡窝，十多只鸡在此出入追逐，曾经满地鸡屎，也安放过当年的带鱼莆篓。

《礼记·檀弓下》有一则小故事：“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屦，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一位视尊严如生命，不吃“嗟来之食”者跃然纸上。回想我的童年，曾疯狂追逐“偷来之食”，不禁自惭形秽耳！

靠山面海，盛产山珍海味的故乡，历史上称“东路鱼米乡”。可童年时，我却从未感受过她的富庶。相反，故乡的穷，乡亲们的苦，在我儿时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这座小镇，父亲所在的强裕大队第10生产队，收入还算中上水平。可年底分红同样让人脸红：在农村，所有庄稼活全都拿得起、放得下，同时又身强力壮的男人们是生产队的精英和栋梁。而惟有他们，才有资格评上每天10个工分（俗称10分底）。然而，如此优秀的他们，其劳动价值也仅0.60元/日。以当时的物价，也就值四斤多大米而已。可那个年代小孩多，哪一家没有三五个兄弟姐妹？这样的收入，只能维持饿不死的生活水准。其它收入差的生产队以及劳力少的农家，生活之苦自不必言说。我家还算好的，有母亲一份工资，日子还能勉强过得去，但也免不了饥肠辘辘。正长身体的小孩食量大，且又常在田边走，便对庄稼动起“偷”念，未收割的番薯、土豆、萝卜、蚕豆，只要能果腹的，无一不是可偷之物。

养长毛兎，在当年是一门副业。一般农家养三五只兎子，几个月剪毛一次，可卖三、五块钱。这笔收入，足可采购全家的油盐酱醋了。于是，我家老屋的廊檐下，也挤进一排用包装木箱改装的兎笼，六、七只雪白晶莹的长毛兎，乖巧地安居其中。

热爱小动物本是孩子的天性，何况它们还能挣钱。于是，割兎草、剪兎毛、喂食、清理，我和小妹整天忙并快乐着。每天下午放学后，挽起竹篮、抄起沙节刀去割兔草，既是一天的必修课，也是找“偷来之食”的好机会。

童年零食，最美印象是母亲从城里带来的动物饼干。一个个小狮子、小老虎、小狗、小猫饼干，形象生动，香甜糯爽。每次，我都努力控制着急不可耐的食欲，而是让舌头慢慢舔，用鼻子使劲地闻，以延长有限的享用时间。可母亲不常来，饼干数量也有限。于是苍茫大地，广袤山野，便成了儿时零食的来源地。

绿野萍踪，芳草茵茵，割草孩子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竹篮和兔草的掩饰下，一双眼睛贼溜溜地盯着田垅里，那些麦穗、蚕豆、大萝卜、番薯……刚吐浆的麦粒，咬上去粘乎乎、甜丝丝的，有一股特有的清香；初成形的嫩蚕豆躺在绿壳床内，手一揑就滑了出来，丢进嘴里，虽有点涩也不失味美；长在水渠边的白萝卜最好吃，如经霜打就更清脆香甜，咬起来水淋淋的，"沙沙“作响；山地的红番薯比白番薯解馋，可生吃，也可以烤熟了吃……再不济，长在山崖上的毛粟、麦苗、山楂等野果，也能一啖方休……所有的滋味，都是岁月留在味蕾上最意味深长的记忆。

偷食不在数量，只图吃个肚儿圆；但偷窃方法却大有讲究：比如，挖番薯要选择表面光滑，长在坡地上的为佳。观察其结果大小，只要看其根部的泥土是否有裂痕就行。裂缝越长、范围越大，下面的果实也就越大。用割草的沙节刀或柴刀顺着裂缝朝下挖，只消几下便可拎出一个甚或几个番薯来；烤吃番薯，割兎草的时间太仓促，最好是趁斫柴休息时。这样有利于观察周围地形，顺便选择好垒灶烧烤的地点。而挖土豆的窍门大体相似……行走在大自然中的小孩，只要瞅准四下无人，然后猫腰飞身潜入目标地块，三下五除二将赃物揣入怀中。然后，野兔似的迅速逃离作案现场，那就基本ok了！

接下来是第二道工序：找个远离偷窃现场的背风处，用石块、泥团垒个灶，然后捡来枯柴、茅草点火烧着，再将红薯或土豆放进灶洞的火焰中心，慢慢地烧烤它们。大约半个时辰后，飘散的烟火中便会冒出令人馋涎欲滴的香味。待灶内余火灰飞烟灭，用棍子将已黑乎乎、热腾腾的食物扒出来。此时，一边吹气，一边烫得左右换手的你，便可狼吞虎咽大快朵颐了。

除了偷吃庄稼，我们也偷吃自家的食物。俗称“丢五”:参加者三五人，各人将自家食物，偷拿到其中一家去烹煮。而这一家必须大人不在，这样才自由自在。我有个同学，她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大路旁。三间平房，一个空荡荡的大道地，十分宽敞，父母下地去后，她一个人在家，可任由大伙嬉闹。于是，我和小妹常常相约在她家“丢五”。但这样的欢乐，也就寒假那一小段时光。因为，但除了春节前捣的年糕，一般情况下，家中也没有其它东西可偷吃。偷吃年糕，每次约一至二根。慌慌忙忙从缸里捞出来后，顾不上它还水淋淋的，就赶紧往怀里塞。然后，和小妹两人一前一后，一走就是大半天，吃完了就在她家玩闹。”丢五“的具体烹饪方法，除了在烤火盆里烤煨，不外乎清汤寡水地煮，或放点咸菜炒。但同样的东西，在家和在外吃，公开和偷着吃，感觉就是不一样，那是特别刺激，特别开心！

不过，偷也有德。譬如，别人屋子里的东西，一针一线也不能动。当年小镇民风淳朴，虽说难有“路不拾遗”，但“夜不闭户”却是客观事实，而且家家户户的门白天也都虚掩着，即使空无一人，也并不上锁，却很少听说有失窃事件（其中，都穷得叮当响，没啥东西可偷也是原因吧）。

话虽如此，毕竟十来岁的小孩，当猝然面临巨大诱惑时，理智的力量往往并不强大。因此，我们也上演过一次有惊无险的“室内偷窃“。

那年正读四年级，那条“长街”是上下学的必经之路。街上有一家杂货店，老人们称之为“南货店”。店堂不算大，三间店面的样子。左边出售油盐酱醋、红枣砂糖等；右边出售糖果糕饼、香烟火柴等。长长的一排旧得掉了色的木柜台，将暗簇簇的店堂一分为二，里面是货物存放区，外面为顾客选购区。人们先在购物区选好货，再经店员之手钱货两讫。那个年代商品短缺，除了生活必需品，其它物品并不多，店员也就二三个，但它却是全镇惟一一家有零食的商店。

儿时零食，最向往水果糖，俗称“糖圆”。它分红糖做的硬糖和奶油软糖二种。而且，它们就放在柜台右边偏中之处。各种糖圆全装在八个透明的方形大玻璃瓶里，分两排摆放着。每排横卧四个玻璃瓶，一律口朝里、底朝外固定在一个铁架子上。瓶内，花花绿绿的糖纸们，紧紧包裹着或圆或方的糖块，一颗颗密密匝匝地互相簇拥着，看上去清清楚楚、极尽诱惑。

那时的糖圆，应该是所有孩子朝思暮想，却少有机会品尝的佳品。以至于当时还流行将废糖纸包上相应大的小石头，以假乱真地冒充糖圆，然后丢在路上诱人去捡的小把戏。小主人则躲在墙角，专门观赏上当者的尴尬表情，每次都会乐得哈哈大笑。因为，这种浅薄无聊的恶作剧，居然十有八九都能得逞，甚至不少大人也会上当。可见，它们是多么的诱惑人。

糖圆一般按颗卖，硬糖一分钱一颗；软糖二分钱一颗；现在的人也许并不觉得价格贵，可那时的我们，却从来不敢回家要钱买一颗来解馋，算得上是乖巧懂事的娃了。但过分抑制的欲望，往往是童年难以启齿的硬伤。

于是放学路上，我和小妹会不由自主地拐进杂货店。然后，脚步就停在糖果柜台，默默地过一把眼瘾。有时，一看就是大半个小时。如此周而复始。直到有一次，我和小妹同时发现，在玻璃瓶和柜台之间的缝隙里，竟然静静地躺着一颗糖圆，那是一颗漂亮的硬糖，价值一分钱。估计是店员取货时不慎掉落的。这个位置，恰好是大人视线的盲点。但对身高刚过柜台的我们而言，却是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这一瞬间，它就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们饿豹一样的眼睛。说时迟那时快，小妹的手就像装了弹簧，毫不犹豫地伸进了糖瓶与柜台之间的缝隙。那个狭窄空间其实不足一指高，小妹的手掌虽小，也需要十分努力并缓慢地移动，才能一点点够向这颗尤物……

这一切，站在她身后的我全看见了。心中又惊又怕，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行窃啊：万一当场被捉怎么办？跑是来不及了！那么被责骂？挨打？被围观？然后声名狼籍？年长小妹一岁的我，这时已深深懂得害怕。但要阻止她，同样来不及了。况且，自己内心又何尝不受诱惑？我下意识地向四周扫视，还好，并没有人注意我们。于是，我别无选择地成为她的同盟军。我一边用身体挡住了小妹，尽量减少她被别人注意的概率，一边将警惕的眼神四处打量，预备若有不测时挺身而出。但内心却是万分惶恐和焦虑，以至于紧张得浑身哆嗦，后背上也冒出了丝丝冷汗。而时间，似乎在这一刻停滞了。

好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煎熬。终于，小妹回过头来，向着我花儿般地灿烂一笑。她是用表情告诉我：“成功了！”接着，她敏捷地转过身来，挽着我的手向门外走去。而她另一只小手，则紧紧握着那颗来之不易的硬糖！脚步刚出大门，她便迫不及待地剥开糖纸。只听“咔嚓”一声，那颗被她捂得热乎乎的糖圆已一咬两半。半颗进了她的嘴里，还有半颗却放到了我的口里。一瞬间，一种难以言说的甘甜醇香，肆无忌惮地从舌头向全身漫涎——世上竟有这么好吃的东西！这一刻，刚刚经历的恐惧、焦虑和煎熬，忽然变得是那么物有所值，那么地微不足道了。舌尖上的美味，也是有生以来最难忘的一次”偷吃“经历。

远去的童年，就是这样偷并快乐着！现在想来，也算是一种别样的童年历练吧？诚然，它们并不那么光彩，却依然不失为一口口沙漠小水井！

初到长街时的姐妹俩

故乡的老屋，承载过多少童年的欢笑和落寞

图文：王蒙

编辑：赵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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