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文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针对水旱灾害造成的瘟疫疾病和粮食短缺问题，汉文帝颁布了《议佐百姓诏》，从自身、百官、百姓等方面反复追问，寻求问题症结所在，责令有关人员商议如何安抚百姓，寻求解决问题之策。原文如下：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通观全文，简洁朴实，把汉文帝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深切的爱民之情表达得晓畅充沛。忧患意识是中华优秀治理文化的重要内容。汉文帝即位后，面临着西汉初期诸侯王威胁中央集权的老大难问题，与此同时，西汉和匈奴的矛盾冲突也是不容忽视的外部挑战。如何审时度势，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是关系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并走向繁荣强盛的关键。这封诏书向我们展示了汉文帝在处理具体棘手难题时的政治智慧。诏书开门见山，直击令人忧虑的事实：近年来粮食连续歉收，又有水灾、旱灾和疾病瘟疫等灾害，可谓雪上加霜。民以食为天，自古以来，粮食安全就是关系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大事。汉文帝在位期间极为重视农业，将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他以如履薄冰的谨慎和见叶知秋的敏锐，察觉到粮食产量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并迅速作出反应，直面困难，这是尤为难得的。这种“一矢中的”的行文风格，体现了汉文帝常观大势、常思大局的大局意识和一贯坚持的底线思维，使人深切感受到他忧国忧民的强烈责任担当。随后，诏书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从层次上逐渐深入，在逻辑上环环相扣，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问题首先从大处着眼，反思国家大政方针是否存在失误，粮食歉收和灾害频仍是否由天道不顺、地利不得、人事失和、鬼神不享等原因造成。紧接着，汉文帝从政府百官的角度追问：是百官的俸禄过高，在无用的事情上花费太多导致的吗？为什么老百姓得到的口粮这么少呢？经过丈量后的土地并不比以前少，经过统计，人口也没有比以前更多，以耕地计，人均占地比古时候还要多，而粮食却很匮乏，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追问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笔锋一转，切换到新的角度，从社会风俗的层面再次发问：莫非是因从事商业活动而耽误农业生产的人多了吗？或是因为饮酒盛行浪费了太多粮食去酿酒呢？还是六畜饲养过多导致它们消耗掉太多的粮食呢？这些问题，如果没有认真调查研究和进行深入思考，显然是提不出来的。同时，汉文帝并未局限于自身对问题的认知，而是希望能够集思广益，挖掘更深层次的原因，最终为切实解决问题奠定基础。诏书提出“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明确要求“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这段话点出了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帮助百姓，表现出汉文帝一贯坚持的民本思想。面对粮食歉收、水旱灾疫给百姓造成的痛苦，他并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而是首先检讨自己在治国上的过失，在施政上的偏差。诏书中，汉文帝主动请群臣来查找问题，包括查找他作为国君存在的问题，并且强调，只要是能够对百姓有利、能够对解决问题有利的意见和建议，就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千万不要心存顾虑而有所隐瞒。汉文帝的《议佐百姓诏》对于今天的公文写作仍然能够带来很有价值的启示。文风朴实，切忌侈丽浮华。西汉前期，特别是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在位的半个多世纪里，公文文风朴实通畅而又宽博深厚。明代泰州学派的文学家李贽称赞汉文帝的诏书说：“历代诏令多文饰，惟孝文诏书，字字出肺肠，读之令人深快。”《议佐百姓诏》这种质朴无华、明白晓畅的文风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倡导的。公文写作就应该挚诚、亲切、有力，要多讲群众听得懂的话，切忌堆砌辞藻、浮华不实。直面问题，切忌空洞虚妄。公文，顾名思义就是处理公务的文书。公文的基本属性就决定了公文写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一篇好的公文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反之，则必然是无的放矢、无济于事。《议佐百姓诏》的主体就是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带着这些问题去调查研究粮食歉收的根源，相信能够更快更直接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最终让百姓受益。这对于今天的公文写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文风就是作风，文风不正，折射的就是作风不实。必须坚决反对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端正文风，深入调查研究，牢记为民宗旨，真正扑下身子，听实话、摸实情，才能写出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好文章。
来源：《秘书工作》2021年第3期
责任编辑：王泽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