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读到的“床前明月光”已非李白诗原貌
阅读古诗的人，读到一定阶段时，大都会产生疑问：我们读的这些诗，是否为作品的原貌？
明清选本中出现的混乱
人们初读唐诗，大都从阅读《唐诗三百首》开始，里面就有不少文字方面的问题。例如李白的五言绝句《静夜思》，全文为：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文从字顺，自然清澈，出于诗仙之手，容无疑义。但如寻根究底，讲求版本，从而阅读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时，却作：
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卷六）
短短二十字中，就有两个字的出入。究竟哪一种文字保存李诗的原貌？
依据传统看法，当然认为宋本中的文字近真。因为宋人上距李白生时比之《唐诗三百首》的编者年代上要近得多。况且洪迈编的《万首唐人绝句》，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萧士赟编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静夜思》中文字均同于宋蜀刻本。这么看，宋人著录的《静夜思》中的文字应是可信的[参看薛顺雄《谈一首讹字最多的李白名诗——<静夜思>》，载《台湾日报·副刊》，1980年6月19日]。
那么《唐诗三百首》中的文字又是怎样变化过来的呢？显而易见，出于后人的改动。一般认为，明人最喜欢改动前人的文字，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改书》曰：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
黄廷鉴《第六弦溪文钞》卷一《校书说二》曰：
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谨守师法，未闻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启、祯之代，凡《汉魏丛书》以及《稗海》、《说海》、《秘籍》中诸书，皆割裂分并，句删字易，无一完善，古书面目全失，此载籍之一大厄也。
《静夜思》的情况正可作为上说的例证。李攀龙《古今诗删》卷二十引《静夜思》，将第三句改为“举头望明月”；曹学《石仓历代诗选》卷四十四下引《静夜思》，第一句作“床前明月光”，后人如将这两处改动都加以吸收，像风行一时的李攀龙《唐诗选》，不论是蒋一葵的笺释本，王稚登的参评本，徐震的汇解本，都已像《唐诗三百首》那样处理[参看〔日〕森濑寿三《关于李白<静夜思>》，载《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唐诗三百首》对后世影响更大，于是《静夜思》中的文字也就成了目下常见的样子了。
由此可知，我们读诗时，如不作细究，往往难以窥知诗歌的原貌；如作正本清源的考索，则可发现今本实出后人的改窜。这样，古人诗歌的本来面貌如何，也就迷雾阵阵了。
这一问题何以出现？首先，当出于后人的自以为是。有的诗人以为由他改动后文字更见精彩。况且过去无著作权之说，前人的诗文，后人均可自行处理。又如清初诗人王士祯在《分甘余话》卷四中引李白《夜泊牛渚怀古》，即将“登舟望秋月”中的“舟”字改为“高”字。按李白诗中乃用《世说新语·文学》中袁宏夜咏《咏史诗》而为谢石激赏事，故李诗云是“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用典何等贴切。王士祯改为“登高”，虽易为后人所接受，然李白好用魏晋人之典故，这一特点却被湮没了。
由此看来，经过明清人之手而传下来的李诗，常见失真之处。因为这一时期的文人每自负能诗，喜以己意改诗，而李白诗集已经作为商品在社会上流行，坊贾刊此贸利，常请一些文士操选政，或利用某一文士之名声作为选本的编者，于是李诗中具有个人特点的地方，常遭明清时期的一些选本擅自改窜，使之更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这样也就导致字句有异，造成混乱。
接近李诗原貌的几种唐代材料
追寻李诗原貌，自当寻找接近作者生活年代的最早记录。宋刻李诗，不管是蜀刻本《李太白文集》，抑或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因为已经后人之手，上距唐代已远，所以还不能算是接近李诗原貌的首选材料。接近李诗原貌的首选材料，可以列出下面几种。
（一）敦煌唐抄本，如伯2567唐诗选残卷，内存李白诗四十三首，文字颇完整，可资校雠。
（二）日本保存古抄本，中间偶有李白诗，可资参考。
（三）唐人选唐诗，中如《河岳英灵集》等，录有李白诗多首，可资考证。这些书籍，最早者为宋刻，也有可能经过后人改动，使用时尚需再作考辨。
（四）唐人小说，其中偶有涉及李白故事者，往往多见疑点，但以唐人记唐事，引用到的李诗仍不可忽视。
下面就引《本事诗》中的一则佚事为例，加以探讨。
《本事诗》中《高逸》第三叙李白自蜀至京师事曰：
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便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咏出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腋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晷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挐，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文不尽录。[王梦鸥《<本事诗>校补考释》，载《唐人小说研究》第三集，台湾艺文印书馆，1973年11月]
这里所说的《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篇，应当就是指目下保存在各种《李太白集》中的《宫中行乐词》八首，“十首”何以成了“八首”，那就很难说清了。不知佚去了两首呢，还是“十”字有误？
韦縠《才调集》卷六录李白诗二十八首，内有《宫中行乐》三首，《紫宫乐》五首，加起来正是八首，与目下流传李集同。篇名有异，也可作出解释。李白此诗，既是即兴之作，自然不会先拟好篇名然后创作。李白的诗，唐代没有一种定本传世。一些篇章，任人抄录，在篇名本非固定的情况下，传播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一些异称。扬雄《甘泉赋》曰：“闶阆阆其寥廓兮，似紫宫之峥嵘。”紫宫即指宫禁。“紫宫乐”含义与“宫中行乐”一样，或许有人以此作为其中五首的名称。韦縠编《才调集》时乃加采用而冠以此名。但李白的这一组诗看来还是以作《宫中行乐》者为多。日本伏见宫旧藏《杂抄》卷十四引《宫中行乐》诗，计四句，即“绣户香风暖”一章中的首二句和“柳色黄金暖”一章中的首二句。“绣户香风嫩”一章，《才调集》中归入《紫宫乐》中[参看〔日〕住吉朋彦撰《伏见宫旧藏<杂抄>卷十四（资料介绍）》，载《书陵部纪要》第51号，2000年3月]。
伯2567唐诗选残卷中有《宫中》三章，即“小小生金屋”一章，“卢桔为秦树”一章，“柳色黄金暖”一章。一、三两章，韦縠归入《紫宫乐》，《本事诗》中则明云“柳色黄金嫩”为首篇。这八首诗的前后顺序，很难确说，看来《本事诗》中的记载也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
《宫中三章》之下署作者之名，曰“皇帝侍文李白”。这里所记，虽然不是规范的官衔，却是确切地反映了李白的身份。可知这组诗歌作于天宝二年左右，李白正在翰林供奉任上。身为文学侍从之臣，任务就在以文字侍奉皇上，玄宗正与杨贵妃行乐，李白自然要写一些词采富艳、音节和婉的词作供奉内廷了。
李白秉性狂放，不受绳束，因此他写作的近体，七律较少，五律之中也多突破程序之作。这八首《宫中行乐》词，却是富艳精工，格律严谨，因此有人怀疑《本事诗》中的记载是否属实。实则李白早年于此已经下过苦功，《唐诗纪事》卷十八引杨天惠《彰明逸事》曰：“时太白齿方少，英气溢发，诸为诗文甚多，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可见李白之所以能在特定的环境下迅速写出《宫中行乐词》，出于早年的锻炼有素。当然，这与他的才气过人也有关系。
《宫中》一名，当是《宫中行乐》的简写。“皇帝侍文”一词，大约也是抄写者为图省便，临时拟就的一个简称。敦煌写卷中这类情况颇多，其中一些文字与事实有所格，反而可以证明事出有因，从而证明所记之事与所录之诗均有其可信之处。何况据徐俊的考证，伯2567敦煌唐诗选残卷的抄写当在天宝十二载（753）以后，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805）即位以前，距离李白创作的年代很近，可证这几首诗作于李白供奉内廷之时无疑[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
探索真相必须辗转互证
从唐人记录的李诗来看，《宫中行乐词》中的字句与传世李集有所不同，伯2567敦煌唐诗选残卷“卢桔为秦树”一首最后两句作“君王多乐事，何必向回中”，与今本有异。自明代始，这两句都作“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如以“还与万方同”句为近真，则李白此诗旨在歌颂明皇与民同乐，而这与事实似乎距离太远；“何必向回中”句，则颇寓讽谏之意。“回中”为古代地名，位于陇右，秦代帝王曾于此建造宫城，李白此处用反诘语，意在责难明皇何必又有拓边之举。联系李白《古风》其十二中的反战言论来看，此句似更接近李白真意。
再看各种古本，多见“何必向回中”句的记载。《才调集》卷六内《宫中行乐》三首中第一首末句即如此。《乐府诗集》引此亦同，宋蜀刻本录此亦作“何必向回中”，然又引异文曰“一作'还与万方同'”，说明唐宋之时已经有人改成此句，而这却是以后人的意识歪曲了李白的思想。
李白的思想，与其他诗人不同，很多地方可视之为异端。例如他一贯反对拓边战争，不为儒家“严夷夏之防”的古训所束缚。与他同时的诗人，在对待石堡城之战与征南诏的问题上均与唐王朝持同一立场，李白则否，此亦可见李白的思想矫矫不群，不能以常情度之[参看拙著《李白评传》第四章《李白的思想》中的论述，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他人传述其诗中旨趣时，则以自己的思想加以改窜。早在李阳冰为李白整理遗集时，在《草堂集序》中就说他“不读非圣之书，耻为郑卫之作”，而这与李白的实际情况距离颇远。后人以为李白供奉翰林时作咏圣语，也是出于同一思路。
《宫中》三章之三首句作“柳色黄金暖”，自宋蜀刻本始，则均作“柳色黄金嫩”。“嫩”字固佳，“暖”字亦有别趣。宫廷之中风光艳冶，金黄色之柳枝似乎触手即能感到温度，日本伏见宫旧藏《杂抄》中此句正作“暖”字，此处原作似以“暖”字为是。
李白喜用“暖”字，《永王东巡歌》其四云“春风试暖昭阳殿”，《鹦鹉洲》曰“烟开兰叶香风暖”，《寄远》其五云“花明绿江暖”，《大堤曲》云“花开大堤暖”，《寻雍尊师隐居》云“花暖春牛卧”，《折杨柳》云“叶暖金窗烟”，《宫中行乐词》中另有句云“绣户香风暖”，均可为证。
伯2567敦煌唐诗选残卷中有《惜樽空》一诗，传世各本均作《将进酒》，此乃沿用乐府古辞之名；中有句云：“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同诗又见敦煌残卷斯2049抄件，“丹丘生”之下有“将进酒，杯莫停”六字，前三字正与乐府古名相合。其中“天生吾材必有用”这一名句，伯2567敦煌唐诗选残卷作“天生吾徒有俊才”，二者意思虽相差无多，但后者语气似乎稍弱一些。《文苑英华》卷一百九十五引异文作“天生我身必有材”，宋蜀刻本有异文作“天生我材必有开”、“天生我身必有财”等，说明宋初的人看到的李诗，中有“必有”一词者颇多。“天生我材必有开”中的“开”（開）字，显为“用”字之讹，故知唐代本有“天生我材必有用”之说。
《河岳英灵集》中也录有《将进酒》一诗，此句正作“天生我材必有用”。《河岳英录集》为殷璠所编，此人与李白同时，所录之诗，最后之作当在天宝十二年（753）前，其时李白健在，且频繁活动于江南地带。殷的活动地区，似未远离这一地区，所以《河岳英灵集》中的文字，可信程度颇高。
敦煌伯2567唐诗选残卷中此诗题作《惜樽空》，斯2049残卷录此诗，诗题已残；《文苑英华》卷一百九十五引本诗，题下有“一作《惜空酒》”五字，说明此类诗题本有“惜樽空”之意。但伯2567残卷言及主人时仅云“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而前已言及，斯2049残卷于“岑夫子，丹丘生”下增入“将进酒，杯莫停”二句，如此则诗名题作《将进酒》亦有其根据，而与“惜樽空”之意却有所不合，因此黄永武以为此诗至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时题名“已混为一曲了”[黄永武《敦煌的唐诗》内《敦煌所见李白诗四十三首的价值》，台湾洪范书店1993年版]。只是《河岳英灵集》录此诗，诗名亦作《将进酒》，则是李白原作似以题作《将进酒》的可能性为大。
李诗字句不同可能出于多次改动
《河岳英灵集》卷上录《古意》一诗，词曰：
白酒初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儿烹鸡酌白酒，儿女欢笑牵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涉长道。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凡对李白有所了解的人，都会记得此诗，因为这里李白自抒怀抱，云是“余亦辞家西入秦”，表示将入长安任职，故而下接“我辈岂是蓬蒿人”之句。传世各本此诗题名均作《南陵别儿童入京》，后人仅在“南陵”位于何处上有争议，而对此名却从无怀疑，因为这与内容切合。但《河岳英灵集》中却题作“古意”。眼前的大事而以“古意”标示，让人难以理解。
李白的诗，诗题上加上“古”字者颇多，如“古有所思”、“古朗月行”、“拟古”、“效古”、“学古”等。敦煌伯2567唐诗选残卷中除《古意》外，尚有《古有所思》一首、《古蜀道难》一首，诗题拟名时喜加“古”字，或许也是李白“将复古道”的一种表现，他对当下的一些活动，好以托古的形式表现。唐末著名诗人韦庄编《又玄集》，卷上录李白诗，《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也题作《古意》，姚铉《唐文粹》卷十四上“古调歌篇”一录此诗，亦题作《古意》。《古意》或许真是此诗的原名。又敦煌伯2567唐诗选残卷所存李诗之第一首，亦作《古意》，实为后世所传《效古》二首中的第一首。由此可见，李白确是喜欢采用“古意”一词作为诗名。
这种诗题众说并存的情况何以出现？情况复杂，难以确说。但从《河岳英灵集》的录诗情况来看，《古意》应当是诗人首先自标的原名，《南陵别儿童入京》一名也不太可能出于后人所拟，因为这一诗名出现很早，使用得又如此普遍。这样看，这两个诗题的名字应当都是李白自拟。按李白此诗作于天宝元年，《河岳英灵集》编成于天宝十二年前，也就是说，李白写下这诗后不久即为殷录入《河岳英灵集》中。《古意》可能为早期的原名，其后李白依据诗中内容重拟诗题，这才出现《南陵别儿童入京》这一名字。
李白自己从未编过诗集。他先后曾请魏颢、贞倩、李阳冰等代编诗集，只有李阳冰编成了《草堂集》十卷，魏颢、贞倩二人则都没有完成，但魏颢手中的资料还是流传下来了。宋人王溥、乐史、宋敏求等人在《草堂集》的基础上再三增补，自然吸收进了各种来路、各种系统的材料。这里包含着李白各个时期的诗篇，有的诗篇为早期之作，有的可能后来有所改动，这样也就留下了不少篇名不同内容有异的作品了。
余 论
上面我们引用了着录李白诗歌的一些早期材料，揭示李白诗歌中文字的原貌，借以探讨研究工作中的种种难点。因为李白生前没有亲自定稿，同时的人没有传下一种渊源有自的定本，而唐代诗歌多以抄写的方式传播，存世者必然会有很多歧异。宋人刻书之前，应当有所整理，但他们见到的材料，也会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工作时也不可能一一穷搜冥采，仔细雠校，因此后世所传的李白诗歌，必然会有一些字句出入甚大。要想完全恢复李白诗歌原貌，无疑是困难的。
时至今日，我们拥有了前人无法拥有的一些有利条件，如敦煌卷子的发现，国外古抄本的传入，提供了很多比之宋本李集更为原始的资料。整理古籍时，观念上也已有革新。使用的材料，不再拘于诗文的总集与别集，而是扩及唐宋人的选本与金石实物，乃至小说、笔记与诗话等等，加以综合考察。对李诗中的一些疑难之处，也就可以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这种考辨工作也不能停留在纯文献的领域内，研究者必须对盛唐时期诗坛的氛围和李白的个人特点有所了解，才能对不同文字所体现的思想有恰切的把握。一字之推敲，往往要动员到好多领域的知识，故此事虽小，做好它也不易。只有勤奋而谨慎地从事，才有可能接近李诗的原始面貌。
>原题《李白诗原貌之考索》，载《文学遗产》 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