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直接刺激大脑享乐中心，你愿意尝试吗？
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58 直接刺激大脑享乐中心，你愿意尝试吗？
有些读者可能不知道，早在60多年前,直接刺激大脑内的享乐中心，让你获得快乐的方法，就被发现了。
1954年，两名来自北美洲的科学家（James Olds和Peter Milner）在对老鼠大脑的试验中，无意地发现，大脑中有享乐中心（也叫做线路），用微弱的电流（或其他方法，例如磁性或化学品）刺激这些地方，可以产生巨大的快感，或喜悦感（pleasure）。那些老鼠，长时间自我刺激，每小时自己按能够带来刺激的电流数以好几千次。它们不吃，不喝，不睡，甚至也不理睬春情期间的雌老鼠，可见其喜悦的程度巨大无比。学者称这种巨大的喜悦为“超级喜悦”(super–pleasure)，或“超越极大”（supramaximal）(Dror 2016.)。从这个名词或形容词，就可以看出，这应该是大量超越正常生活中能够获得的最高喜悦的程度。同样，对人的大脑的刺激，会产生长时间的多次高潮，研究人员停止刺激时，被实验者会强烈抗议。
在正常生活中，我们获得快感的过程是通过对外围感觉器官的刺激，例如吃到美食，看到美景等，是通过对我们嘴里的味觉神经和眼睛里的视觉神经的刺激，然后传送到大脑，产生快感。这种通常的间接刺激的快感比直接刺激的小很多。为什么呢？第一，因为是间接刺激，其刺激的力度比较小。第二，为了保护我们不吃到胀死，喝到水中毒等不良后果，我们天生就有经济学者说的“边际效用递减”的作用。你吃的第二个包子肯定没有第一个那么香。吃到接近饱的时候，包子带给你的边际效用快速递减到零甚至是负的。因此，我们从吃东西的效用或快乐，总量很有限。
直接刺激大脑的享乐中心，不但刺激力度大，马上达到高峰，而且没有边际效用递减的作用。我们大脑中产生快感的“下丘脑”（hypothalamus），连接经受千次万次的刺激，都会继续正常反应，不会罢工。因此，从直接刺激大脑的享乐总量巨大无比，不但强度最高，时间也可以很长。例如，有一只接受刺激的猴子，每秒钟按三次，每天16小时，每星期好几天，继续很多年。研究人员需要安排，让接受自我刺激的动物，不会饿死或渴死。我羡慕这只猴子！
除了直接的好处，刺激大脑还有一个间接作用，就是可以当作增进快感的“导火线”来使用。例如，在60年代的一个研究中，科学家发现，“一名女患者已是第三次结婚，在接受脑刺激之前……从来没有过性高潮的体验，但是自从那次刺激以后，她每次性交时都能达到高潮”。这是因为一旦适当的神经元被激活，它们对刺激就更为敏感，正确的神经通路已经被建立起来了。
直接刺激大脑深部 (deep brain stimulation) 的方法，在六十多年前发现后，有被用来治疗帕金森氏病、强迫症、肌张力障碍、抑郁症、老年痴呆症等疾病，但没有发展出大家都能够用来刺激大脑，增加快感的机器。我认为这是现代科技应该，但没有进行的一项能够有巨大贡献的工作。
为什么没有制造出这样的机器呢？
一方面是人们对享乐有偏见。例如，认为增加快乐没有减少痛苦那么重要。用刺激大脑治疗抑郁症的一位科学家说，“作为神经学家，我的工作不是使人们快乐......我把病人从洞中救出，让他们从负10增加到零。之后的是他们自己的责任。”(见Frank 2018.)
我同意缓解病痛比增加快乐更重要，因为病痛会大量减少将来的健康与快乐。不过，在考虑了对将来和对他者的影响之后，增加快乐和减少痛苦同样重要。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很多人担心，这个机器发明之后，我们会对它过分依赖。
著名科普与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看出了直接刺激大脑的有效性。他说，“生活中所有让人快乐的东西，都是因为能够刺激享乐中心。直接刺激它使其他东西都不必要了。”但他却担心人们会过分依赖直接刺激大脑。著名社会学家马斯洛也有同样的担心。这类担心虽然应该，但我们却不应该因噎废食。几乎所有工具都可能被用来伤人，甚至杀人。但我们不应该说，我们不要发明任何工具。我们可能需要一些预防被过分滥用的措施，例如，能够用来刺激大脑的电流，只在晚上7-10点钟供应等等。
还有人担心刺激大脑会大大削弱人际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只需要拨动按钮就能自得其乐，他就不会花心思去培养人际关系。其实，这种可能性不大。即使刺激大脑可以带来很大的快感，也不会完全影响人类对友情与爱情的本能渴求。其次，刺激大脑带给人的快感可能比较强，但满足感未必能够和完美的性关系相比，因为后者能同时产生对大脑多个部位的刺激，并且有亲密的肉体接触；刺激大脑，至少在某些方面，似乎也不能与最高层次的精神满足相媲美。刺激大脑提供的快感能填补许多人这方面的不足，使人变得幸福随和，这样应该能够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反而可以大大改善人际关系。而且，即使人际关系真的淡漠了，刺激大脑带来的益处还是很可能远远超过这一损失。人们如果能够通过刺激大脑而得到快乐，多数人就不会去犯罪、去吸毒，因而可以解决许多社会问题。
对于至少超过五亿已经小康的中国人们，即使每个人的消费，每年能够增加十万元，在社会的层次和长期而言，快乐并不能显著增加。关于这点，我们以前已经讨论过了。然而，这五亿人，即使每人只是贡献十元，或者从国库拨款五十亿元，这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4千分之一，也不到一年GDP的一万五千分之一，就有足够的经费来发展这种刺激大脑享乐中心的方法，制造出一种人们能够安全地用来刺激大脑享乐中心的机器，大量提高快乐。中国在这方面对世界的贡献，会比古代四大发明更加重大！
西方国家对有关人体的试验管制过分严格，很难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有国内媒体人士曾经指责我，“你是想让中国用死刑犯试验后，才让你们西方军师享受”。我马上回答她说，“进行人体试验时，我愿意第一个报名！”
估计这种机器，在大量生产之后，每件的生产成本应该不会比一部电视机贵。不过，我肯定，如果需要，我愿意以至少人民币几百万元的价钱来购买。
那么，你是否会愿意购买这部机器呢？或是，你会支持进行这样的研究吗？如果你认为直接刺激大脑已经难以想象，那么，我们下一次的文章要讨论的用基因工程超越人体极限，甚至打破“生死玄关”，应该会有更大很多的争议性。
文献
ASIMOV, Isaac （1965）The Human Brain, Its Capacities and Functions. New York: The NewAmericanLibrary.
BENABID, Alim Louis, et al. (1995). Chronic high-frequencythalamicstimulation in Parkinson's disease. Neurological Disease andTherapy, 34: 381-381.
DROR, Otniel E.(2016). Cold War “super-pleasure”:Insatiability,self-stimulation, and the postwar brain. Osiris, 31(1) :227-249.
FRANK, Lone (2018). The Pleasure Shock: The Rise of Deep Brain Stimulationand ItsForgotten Inventor, New York: Dutton. Also：
HARMSEN, I. E., ROWLAND, N. C., WENNBERG, R. A., &LOZANO, A. M.(2018). Characterizing the effects of deep brain stimulationwithmagnetoencephalography: A review. Brain stimulation. 11(3): 481-491.
HEATH, R.G. (ed.) (1964). The Role of Pleasure inBehavior. New York:Harper and Row.
NITSCHE, M. A., POLANIA, R., & KUO, M. F. (2015).Transcranial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modulation of brain pathways andpotential clinicalapplications. In Reti,pp. 233-254.
NOONAN， David (2014).Inside the science ofan amazing new surgerycalled deep brain stimulation, SmithsonianMagazine, May.
OLDS, James& MILNER, Peter (1954). Positive reinforcementproduced by electricalstimulation of septal area and other regions of the ratbrai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icalPsychology, 47: 419-427.
RETI, I. ed. (2015). Brain Stimulation: MethodologiesandInterventions,John Wiley & Sons.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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