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乌黑以及鲁斯唐和拉康的分析经历
让·乌黑以及鲁斯唐和拉康的分析经历
译者：陈全
校对者：张涛
一、精神分析家让·乌黑和拉康的分析
让·乌黑为著名法国分析家，La Borde精神病院院长，
让·乌黑：会谈是在巴黎的里尔街5号进行的，拉康住在里尔街3号。一到周六我就会从外省开车过来分析，来到里尔街的5号，但是，有时我还也会开车载他回巴黎，我们之间是某种广义的分析关系。
主持人：会谈是怎样进行的呢？他说话很多吗？他走动很多吗？相对于你而言，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我很想了解一下精神分析家拉康的工作室。
让·乌黑：众所周知，他的短时会谈是一直很受争议的，确实，他的会谈极其地短。但是，这不妨碍他在会谈之间进行分析工作。例如，在那些需要反复研读的研讨班中，有一本转移的研讨班。这是一本很重要的研讨班，是关于移情的研讨班，它来自拉康1959到1960年的演讲。在这本研讨班中，他回到了——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说的——欲望者、被欲望者和可被欲望者的区分（le désirant，le désiré et le désirable）。一个来做分析的病人不是一个欲望者，这就是分析关系的问题，分析家才是那个欲望者，分析者是被欲望着的。另一方面来说，是分析家变成可被欲望的，这时，改变了立场，这个欲望者的位置听起来很不容易，但从欲望、假装和除权（désir， semblant，forclusion）的理论发展过程来说，这个欲望者的概念是很重要的。我举个例子，每到周三，我都会从拉博德医院去巴黎参加拉康的研讨班。然后，到了九月初，暑假结束了，我继续去参加他的研讨班。那天早上六点，有人给我打电话，我那时正睡着：
“是我，拉康。”电话那头说。
“早啊”我说。
“你今天会来的吧？”他问。
“当然，照往常一样。”我回答道。
“好的，没事了。”他把电话挂了。
我在那一刻才明白，他才是那个欲望者。是他在要求我，这样转移层面的问题才能够运作起来。
主持人：回到拉康个人的话题，他在工作室中，例如在做分析时，他有怎样的行为举止？他和他的被欲望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让·乌黑：他写很多的东西，他一直在写，好像在写文章，具体的我不知道。
主持人：他会背过身去吗？他会看着他的分析者吗？
让·乌黑：他看得不多。他是两脚站着的，他可不是在躺椅后面的。
主持人：他说话吗？他会参预到分析之中吗？
让·乌黑：很少，非常少。
主持人：在视频资料中我看到，他在演讲时会有一些夸张的动作，他在分析中也会这样吗？
让·乌黑：那是戏剧化了，但同时那也是很绝妙的。但是我们对此要当心，例如，在弗洛伊德学院的时候，他也保持着这样一个戏剧化的部分，他写笔记，写黑板，然后尖叫，但是他也说，这就像是我们感觉到的他是在即兴表演一样，他甚至自己也这么说，但最终，是研讨班让他在工作，现实中，这就像是一种他所发明的“通过”那样运行着，他在研讨班上去进行通过，也就是在某人面前说出脑海中的一切，这些人就是听众们，我们还知道，在他的听众中，有的人就来找他做分析了，分析关系因此就变得太复杂了。
二、弗朗索瓦兹·鲁斯唐和拉康的控制分析
在我和拉康的控制分析时，他倾听的能力和强度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有一种特别的方式，能够让他倾听到您想要表达的话。这不是说，对于听到的话，他会说很多话作为回应，恰恰是他说的话很少，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任由您说的话在他身上产生回响，从而使您不得不回过来再次听到这些话。这是一种简朴又严肃的实践，人们从他那里走出来时，很少会获得实质上的全新理解，但却非常有收获，因为我们知道，分析家的工作不是为了产生一种过快的理解——这会使病人的辞说停滞下来，而是启发他的辞说，创造一种“无”的状态，让病人从他的矜持和缄默中走出来。拉康很少介入病人的话语，这更多的是显现了分析工作的艰难处和困境。我讲述了一个病人的大量梦境，他在倾听完之后说：“梦是通往无意识的康庄大道，但是这条路有时也会堵车。”
在控制分析的过程中，除了倾听的能力，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他在会谈时的行为。在1968年初，我和拉康约时间做控制分析。他给我定在了下午，时间是一个小时。我在大概的那个时间到了他的住址，从前厅走上来，到了等候室时，我才发现那里有好几个人。在半小时过后，还是没有人来接待我，我起身准备离开，正要穿过这个空的房间时（人都走光了），地板发出的嘎吱声出卖了我，拉康从工作室里走了出来。
“您要干什么？”他问我。
“我要走了，我没时间再等了。”我回答他。
“我马上就接待您。”他回应道。
事实上，几分钟后，他就接待了我。后来，我再也没等过更多的时间，总可以穿过那些先我到来的人直接进去，只是我时不时地要再做一次这个“我要走了”才行。在第一次会谈后，他向我提出了一个我高昂的价格。我对他说我付不起。他问我可以付多少钱？我说一百法郎（约合2019年人民币1000元，仅供参考）。他接受了。我再也没有给他更多的费用。